夏商周断代工程目前只出了简本，作为工程的总结实属不足，但由于许多证据的缺乏，完整本也就此搁浅。读者想要借助简本了解夏商周断代思路时，总会因为过于简略而读的云里雾里。本文结合参与这次工程的考古学家、天文学家等所著相关论文，梳理武王克商的断代思路，并从中挖掘多学科合作的宝贵经验。
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介
我国古书记载的最早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的夏商周的具体年代总有分歧。
由于夏商周早期文明在我国历史研究上具有特殊地位，其年代的不定容易成为各种相关研究的障碍，历代研究者无数，但因为年代问题涉及学科广泛，材料和手段有限，一些关键性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夏商周断代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并于2000年9月15日结题，出版《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二、 武王克商的断代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之分界，确定以后可以上推商代，下推周代，用以安排王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并且具有跨学科合作的典型意义，下文将简要阐述武王克商的断代过程。
（一）主要思路
1．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
2．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佳年代。
复杂一点的解释，该工程将采用14C测年技术，对于沣西遗址、琉璃河遗址、天马——曲村遗址分别进行独立的监测，根据考古断代学缩小武王克商的时间段，并且和甲骨文日月食和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也是独立进行的）相对照，确定时间段准确性，再依靠武王克商相关天文记载进行天文演算，确定几组有可能的数据，将其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金文历谱与已有文献记载对照，选取最佳年代。
（二）文献记载
1．武王克商相关研究回顾
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立说，形成了至少44种结论，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就年代长短及立论的依据而言，44种克商年的结论，大体可以归结为长年、中年、短年三说：
（1） 长年说以刘歆三统历的公元前l122年说为代表，包括用各种古历推定的诸说，大致分布在公元前1127—前1070年之间。此说在传统的年代学研究中影响最大；
（2） 中年说大多以文献与金文、卜辞互证，所得克商年大多在公元前1070—前1030年之间。；
（3） 短年说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立论，以公元前1027年说为代表，大致分布在公元前1030—前1018年之间。
2．武王克商相关记载回顾
武王克商年代久远，秦汉以后的文献材料往往依据前人或者传说，缺乏可靠性，故而工程采用作为参考的仅仅是先秦史料：
（1）《左传》、《孟子》所见西周积年的范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
①《左传》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郏那，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左传》预言多为作者根据既有事实而造设，所以较为可信。[①]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31王（哀王、思王在位时间过于短暂，难以测算，不计入），而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此语当指是时。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则西周积年约270年。
②《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时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
孟子去齐在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上推则西周始年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2）古本《竹书纪年》的西周积年：二百五十七年
古本《竹书纪年》是西晋初出土的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其中记载：“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依此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上推257年，则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
（二）关键性考古遗址的14C测年——以沣西遗址为例
依据考古年代学，在上文中提及的沣西遗址、琉璃河遗址、天马——曲村遗址三处处于先周或西周早期的考古遗址提取样本进行14C测年，以求缩小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本文以沣西遗址为例，在该遗址中，发掘了先周到西周早期逐层叠压的完整土层，各个土层中都有出土碳化小米、甲骨等有极大参考价值的实验样本，为武王克商的年代测定提供了关键性的依据。
1． 沣西遗址断代
在对样品进行14C测年之前，要综合运用考古年代学的工具，对遗址进行断代。在徐良高的《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中，可得知沣西年代为文王迁丰至武王伐封之间的先周文化晚期阶段，依据简述如下
（1） 沣西地区考古以来最早的周人遗址
“文献记载，周文王后期，周人灭崇后始建都于丰，地在今洋河西岸马王镇一带。建丰两年后，文王去世，武王继位，武王十一年伐封。本期遗存既然为周人在丰镐一带的最早遗存，时代应与周人始居丰相当。”[②]
（2） 出土陶器与其他先周遗址所出近似
“本期的乳状袋足鬲、侈口联裆扁的形制与出典型商末铜器的先周墓的同类陶器相似，如西安袁家崖晚商墓、宝鸡旭光先周墓。”[③]
（3） 上方土层逐渐出现商形器物
晚于本期的第二、三期遗迹中开始出现大量具有商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分档甭、殷式篡、豆等，这些器物应是周人灭商后，大量吸收商文化因素的反映。
“周人灭商后，尤其是平定武庚之乱后，对商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曾迁徙商人到周人的根据地一关中京轰一带。第一期极少商文化因素，第二期以后商文化因素急增，应是周人灭商这一历史事件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由此可前推第一期属先周晚期。另外，第一期的陶器特征与50年代发掘的H11（土层）的陶器特征相似，时代应相同。”[④]
（4） 自下向上陶器器型特征从先周演变至西周早期等。
“第二、三期出土的一些器物，如联档高、殷式篡、双耳罐、方唇直口献与天马一曲村晋国遗址和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中最早期遗存的同类器在形制、纹饰风格上相似。这两处遗址均是代表性的周初封国遗存，其文化面貌应代表着周初成康时期的文化特征。由此我们也可推定本次发掘的第二、三期应属西周早期，前推第一期则当属先周晚期。”[⑤]
2.14C测年
由考古年代学确定各个土层的时代范围后，再提取武王克商前后的两个土层，进行14C测年，求出武王克商的年代范围。
已确定沣西遗址中，土层4处于西周初期，土层H18处于先周文化时期，两土层皆有样本出土，测年误差度良好：
由于14C的特点：“只有利用有时序的系列样品，通过高精度14C测定与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匹配拟合，才有可能将误差缩小到20一30年左右。”[⑥]故而上述样品中当年生的炭化小米和骨头，对于测试的准确性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终，综合其他墓葬，诸如商后期的殷墟、西周的琉璃河和天马——曲村系列，各自计算年代，独立进行，发现克商年代范围集中于公元前1050——前1020年，与先秦文献基本趋同，将范围从112年缩短到30年。
（三） 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
对殷墟甲骨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研究，天文推算出武丁在位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250一1192年。
考虑到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及商末三王年数的研究，得出克商年范围也在公元前1050一1020年之间。
假设当时的干支纪日连续至今，按照文献学和考古学提供的武丁王的大致时期、月食的天文计算和干支日期，结合《武成》、《周语》等天文史料可以得到武王克商的多种组合，再分析木星出于鹑火的年代，综合其他材料选定最佳年代。
1． 月食的记载和干支日期
利用现存的具有完整干支纪日信息和月食的甲骨卜辞，可推算出当时每个干支日的公元时间。
2．天文史料
（1）利簋铭文“岁鼎”
于省吾、张政烺支持的“岁星正当其位”，即周的星土分野“鹑火” ，但有异说，可作为验证。
（2）《武成》、《世俘》历日
古文《尚书》中一篇，亡佚后由《汉书》所引，文中涉及伐商前后的月份、干支、月相，并且与《尚书》其他 篇目有呼应，较为准确。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通过月相变化可推算武王克商的具体日期。
（3）《国语·周语》
《周语下》伶州鸿说： “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限定了一月朔的日期（11月12日-12月11日）
《晋语》“岁在大火”言晋之始封，与“岁在鹑火”同属于上古“星土分野”说，有史实为依据，较为可信，可用于天文推算。
3．具体演算——以公元前1046为例
（1）利用《武成》历日排比月相和克商的对应关系和《周语》月相分析排列，推算出公元前1120-1020年150组日期；
（2）用金文纪时的词语[⑦]筛选出10组时间；
（3）用“岁在鹑火”（木星在鹑火宫）检验，筛选出3组：
①公元前1093年1月27日；
②公元前1082年1月27日；
③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4．最后，结合文献、考古信息和天文条件的密合程度，选定1046年。
这一结论得到丙子月食，《尚书·武成》文献历日和年代记载的支持，与《利簋》铭文及其他天象和年代记载有较好的符合，和前（宾组月食得到的武丁王）后（铜器铭文得到的西周列王谱系）也吻合。
而公元前1027年说，虽曾有不少人认可，但与工程所定金文历谱难以整合，也不能与天象记录相合。公元前1046年说的思路同公元前1044年说是相同的，但与工程的西周金文历谱衔接较好，故被选定为武王克商年的最优解。
三、 结语
武王克商断代过程中，主要利用了14C测年法和天文推算测年的自然科学技术，结合考古断代学、古典文献学的支持得以在关键问题上发挥巨大作用，从中可以获得许多多学科合作的经验，启发我们再利用这些人文和自然工具时的思路。
断代是一个非常复杂，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的项目，但历史记载是不定的，我们无法保证这些科技手段发挥作用的文献基础是否足够真实，也无法苛求科学技术做到完全的精准。公元前1046年对武王克商工程来说，只是一个最优解，它本身并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希望将来通过科技手段的发展，对古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和出土文献的不断发掘，能使得所推出的答案越来越靠近真相。
[①]“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讲，故事的叙述时间和故事的发生时间永远存在着错位，《左传》在讲述时，作者已明白了历史的前因后果，因此，他是全知的，所讲述的历史对于实际的发生来说是一种回放，所以经常性地打破顺序，先行透漏事情的结果是非常自然的叙述方式，《左传》中的大量预言正好起到预叙的作用。”宗金伟. 《左传》预言研究[D].北京大学,2008.第39页。
[②]徐良高. 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2000,(02)：199-256+285-292，第240页
[③]同上
[④] 徐良高. 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2000,(02)：199-256+285-292，第241页
[⑤] 同上
[⑥] 蔡莲珍. ~(14)C测定判别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始末[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01)：1-6.，第2页。
[⑦] 详见：景冰. 西周金文中纪时术语──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的研究[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01):55-68
参考文献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 简本[M].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
[2]仇士华,蔡莲珍.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多学科合作[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2,(02):21-25.
[3]徐良高. 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2000,(02):199-256+285-292
[4]蔡莲珍. ~(14)C测定判别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始末[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01):1-6.
[5]景冰. 西周金文中纪时术语──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的研究[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01):55-68
[6]庄威凤主编.科技史文库中国天文学史大系 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与应用[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7]赵光贤. 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J]. 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01):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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