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6 世纪中期，邺城取代洛阳成为中原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名僧大德咸聚于邺下，各种佛学思想融会贯通，北方深厚的禅学传统得以进一步发展。邺下禅学可分为瑜伽师宗的跋陀系禅法和楞伽学派的达摩系禅法两大系统，其中跋陀系僧稠禅法独步邺下，引领北朝禅法之风。同时，以慧可为代表的达摩系早期传人长期在邺城及周边区域弘法，历尽艰辛，矢志不渝，最终奠定了后世禅宗的思想基础和谱系传承。结合文献记载和邺城周边的佛教遗迹，文章概要探讨了北朝邺下禅学的发展脉络及史迹遗存。
一、北方禅学传统
有关南北朝佛教之异趣，汤用彤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即：“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此处所述宗教行为是指与南朝重清谈玄理相对应的实践修行活动，而禅修则是此类宗教实践最基本和最普遍的作法。自汉末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将禅观引入中土以来，历经康僧会、支谶等传颂，至东晋十六国时期，鸠摩罗什入华于长安译出《禅要》《禅法要领》及《禅秘要法经》，佛驮跋陀罗于庐山译出《修行方便禅经》（又名《达摩多罗禅经》）之后，北方僧众视禅修为佛法修行之不二法门。
4 世纪末，伴随着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步伐，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398年，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道武帝拓跋珪“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同年在平城“始作五级浮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439 年，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将当时佛教极为繁盛的河西及凉州地区的僧俗士民及工匠大规模迁往平城，“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 ，名重一时的禅僧如太子晃之师玄高、道人统师贤及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的沙门统昙曜均在这一时期迁居平城。北魏一朝，中岳嵩山历为禅僧所居，早在太武帝时就有僧周法师在嵩山坐禅的记载，后有生禅师创建嵩阳寺，建塔立殿，虔礼禅寂，今寺碑尚存。5 世纪末，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佛学重心南移，禅法更是大行于北土。西域著名禅师跋陀随孝文帝由平城南迁洛阳，敕令于少室山为之立寺，嵩山少林禅法由此天下扬名。
二、邺下禅学传承
534 年，雄据中国北方100 余年的北魏王朝分裂，鉴于洛阳地近关中，地势易攻难守，东魏权臣高欢挟持孝静帝迁都邺城，《北齐书》载：“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此次东迁人口众多，除官僚世族、士卒百姓、工匠杂曲之外，洛阳城内大量的僧尼也在随迁之列。《洛阳伽蓝记·序》载：“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999北魏末年活跃于洛阳译场的天竺僧人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等随之东迁，而游学于洛阳的中土名僧如慧光、僧稠、僧范、道凭、法上等也先后应诏赴邺，邺下佛教由此大盛。诚如《续高僧传》卷十《隋彭城崇圣道场释靖嵩传一》所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邺城继平城、洛阳之后，成为中原北方地区的佛学中心。
邺下禅学渊源久远。早在十六国后赵时期，道安法师居邺前后，一度专注于禅法，先后为安世高所译《阴持入经》《道地经》《大十二门经》《安般守意经》及《人本欲生经》等禅经或与禅数密切相关的经本作注。曾与道安共修于飞龙山（今河北元氏封龙山）的僧光法师亦曾游想岩壑，得志禅慧[。及至东魏迁邺，寓居洛阳的中外高僧纷至沓来，邺下禅僧数量众多，《续高僧传》称道恒于东魏天平初年在邺授禅，徒侣千计。而与禅修关系密切的《正法念处经》70 卷也于东魏兴和元年（539）在邺城大丞相高澄的府邸译出，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及智昇《开元释教录》542—543等均有此项记录，唯译者为瞿昙般若流支还是菩提流支一直存在分歧。具有深厚传统的北朝禅学在邺下进一步发扬光大。
禅修之法门不一而足，就目前资料来看，流传于邺下的禅学主要有两大系统，其一为跋陀系。跋陀即上述少林寺开创者，僧传中记为佛陀，经考证即为北魏时来华的著名天竺僧人佛陀扇多。从北魏正光六年（525）至东魏元象二年（539），佛陀扇多在洛阳白马寺及邺都金华寺译《如来狮子吼经》等10 部11 卷，其中元象二年（539）在金华寺译出《十法经》等6 部6 卷经，是与菩提流支、勒那摩提齐名的天竺名僧，既为地论元匠，亦是禅学祖师。
跋陀系传人在邺城最为知名者为慧光和僧稠。慧光年幼聪慧，跋陀甚奇之，遂劝度其出家，时号“圣沙弥”。他博学多才，后从勒那摩提受学，禅、律、地论、华严诸学均大有建树。东魏迁邺后，慧光出任国僧统，成为一代宗师，门下高徒号称“十哲”，道凭、僧范、法上、僧达、慧顺及再传弟子灵裕、慧远、昙迁均为当世名僧。《续高僧传》卷十五论曰：“逮于北邺最称光大，移都兹始，基构极繁。而兼创道场，殄绝魔网，故使英俊林蒸，业正云会。每法筵一建，听侣千余。慧光、道凭蹑迹通轨，法融、慧远顾视争衡。然而，开剖章途，解散词义，并推光统以为言先。”邺下佛学之兴盛繁荣，慧光及其门下居功至伟，后世地论、华严和律宗等均视慧光为本宗的缘起或开创者。
魏齐之世，邺下禅学影响力最大的是僧稠禅师。僧稠俗姓孙，昌黎人，出身太学博士，熟通经史，28 岁时投钜鹿景明寺僧寔法师出家。曾师从跋陀弟子道房禅师，受行止观，后入少林寺拜诣祖师跋陀，呈己所证。《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西龙山云门寺释僧稠传八》载，跋陀盛赞其“自葱岭已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机要。之后分别在嵩岳寺、西王屋山、青罗山、马头山等地禅修，北魏孝明帝三次征召而不出，孝武帝永熙元年（532）为其在尚书谷建立禅室，集徒供养。后定州刺史娄睿、彭城王高攸等请师至文默大冥山宣戒，北齐天保二年（551）应诏入邺，文宣帝高洋奉为国师，从受菩萨戒，下敕在邺城西南八十里之龙山之阳为之建云门寺，令其兼任石窟大寺主，“并敕国内诸州，别置禅肆”。高洋晚年更是笃信禅法，天保十年（559）远赴辽阳甘露寺，并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政奏闻” 。《续高僧传》卷十九《唐京师化度寺释僧邕传九》载僧稠弟子僧邕“年有十三违亲入道，于邺西云门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 即授禅法，数日便诣”。北周武帝“建德法难”时，僧邕隐居白鹿山，后与信行禅师志意相投，隋开皇九年（589）西入长安，共同创立了三阶教。
邺下流传另一禅学流派是达摩系。菩提达摩为南天竺人（一说波斯胡人），其生平事迹在《洛阳伽蓝记》和《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五》等较早期文献中记述得相当简略，仅可确认其经由宋境北渡至魏，游历于嵩、洛之间，曾在洛阳盛叹永宁寺之华丽。随行各地传诵禅法，道育、慧可承其衣钵。早期的文献均未记载菩提达摩在邺城的经历，但《续高僧传》卷十六标题将其列为“齐邺下南天竺僧”。按达摩卒于天平年间（534—537），正值东魏迁邺之初，或为东迁不久即已坐化，故其邺下事迹不显。其弟子慧可（又名僧可）秉承师学，受四卷《楞伽经》，《续高僧传》卷十六《齐邺中释僧可传六》载其于东魏“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慧可长期弘法邺下，后示寂于成安（今河北成安县），唐代建寺供其舍利，唐末赐名广慈禅院，宋以后改称元符寺，历代延续，地处今成安县二祖寺一带，寺内尚存唐元和十二年（817）《重建禅门第一祖达摩大师碑》，略述禅宗传承。达摩一派以楞伽为法要，世称为楞伽师，北朝法上、昙迁等亦擅楞伽之学。南朝慧布亦曾北上邺城从慧可习禅，后返栖霞，在保恭盛邀下讲授禅法，在南方影响至深，《续高僧传》卷十一《唐京师大庄严寺释保恭传十》称：“摄山慧布，北邺初还欲开禅府，苦相邀请，建立清徒，（保）恭揖慧布声，便之此任，树立纲位，引接禅宗，故得栖霞一寺道风不坠，至今称之，咏歌不绝。” 而禅宗三祖僧璨事迹在早期文献中记载极为匮乏，但据中唐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记载，僧璨“出于周隋间，传教于惠可大师。抠衣于邺中，得道于司空山” ，可知僧璨早年也是在邺下跟随慧可出家求道。
跋陀、僧稠所习禅学属瑜伽师宗，重视涅槃圣行，四念处法，源出小乘，达摩、慧可则宗奉楞伽，性属大乘空宗。《续高僧传》卷二十《习禅篇》论及僧稠与达摩禅法之异，曰：“然而观彼两宗，即乘之二轨也。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法虚宗，玄旨幽颐。可崇则情事易显，幽颐则理性难通。”故有“高齐河北独盛僧稠”之说。达摩之学与当时流行禅法有颇多不同之处，一度罹受讥讽排挤，后经慧可弘扬，再传僧璨、道信、弘忍，直至神秀、慧能，最终奠定了禅宗的谱系传承。
三、邺城周边禅修史迹
邺城周边的太行山一线，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北朝石窟寺遗迹，比较有名的，河北有邯郸峰峰矿区的南北响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和涉县的娲皇宫石窟，河南有安阳的小南海石窟和灵泉寺石窟以及林州的洪谷寺石窟、鹤壁的五岩山石窟、卫辉的香泉寺石窟等。这些石窟不仅与东魏北齐的皇室重臣或名僧大德密切相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朝晚期的禅学思想和实践活动，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中国北方早期石窟的开凿，既与佛法长久保存的愿望有关，同时也与僧人习禅的需要相符，《续高僧传》中有不少关于石窟坐禅的记载。石窟与禅的关系在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及造像中反映得更为明确。邺城周边的石窟寺除具有禅修的普遍意义外，还与许多北朝著名禅学大师有直接联系，尤为值得重视。
北响堂山石窟即文献中所记载的鼓山石窟寺，以北洞、中洞和南洞三个大型洞窟为主。南洞外北齐《晋昌郡公唐邕刻经记》云：“……于鼓山石窟之所，写《维摩诘经》一部，《胜鬘经》一部，《孛经》一部，《弥勒成佛经》一部。起天统四年（568）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572）岁次壬辰五月廿八日。”《续高僧传》卷二六《齐邺下大庄严寺释圆通传十五》多次提及鼓山石窟寺，并记载因山寺僧少而分派大庄严寺、大兴圣寺、大总持寺及定国寺等邺都城内官寺僧人轮番来石窟夏居习禅。在通往主窟群的古道旁还开凿有数个高1 米左右的小窟，从洞窟尺寸和窟内设置分析，应是僧人坐禅的禅窟（图一），这与《续高僧传》卷二五《齐相州鼓山释道丰传十三》所载“释道丰，未详氏族，世称得道之流。与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养。……时石窟寺有一坐禅僧，每日至西则东望，山巅有丈八金像现”相契合。
南响堂山石窟即滏山石窟寺，北齐末年灵化寺僧人慧义始凿，淮阴王高阿那肱资助而成。窟外现存隋僧道净所撰《滏山石窟之碑》，文曰：“……有灵化寺比丘慧义，仰惟至德，俯念巅危。于齐国天统元年（565）乙酉之岁，斩此石山，兴建图庙。时有国大丞相淮阴王高阿那肱，翼帝出京，憩驾于此，因观草创，遂发大心，广舍珍爱之财，开此□□之窟。……功成未几，武帝东并，扫荡塔寺，寻纵破毁。”南响堂山第2 窟般若洞内中心柱西侧早年发现有“……门统定禅师敬造六十佛”的题记（图二），当与入塔观像和禅观思惟有关。
安阳灵泉寺位于邺城西南，北齐安东王娄睿施资，灵裕兴建。天保十年（559），道凭卒于此寺，并留有烧身石塔一对。灵泉寺现存大留圣窟和大住圣窟两座石窟。前者为东魏武定四年（546）创建的道凭石堂，后者为隋开皇九年（589）灵裕所建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窟。道凭为慧光高足，深得禅法精要，名驰遐迩，《续高僧传》卷八《齐邺西宝山寺释道凭传四》记载：“释道凭，姓韩，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贵乡邵寺。……八夏既登，遂行禅境。漳滏伊洛，遍讨嘉猷。后于少林寺摄心夏坐，问道之僧披榛而至。闻光师弘扬戒本，因往听之。涉悟大乘，深副情愿。经停十载，声闻渐高，乃辞光通法弘化。赵魏传灯之美，罕有斯焉。”大留圣窟地处寺院偏僻之处，四壁并无雕饰，原为道凭禅修石堂，窟内造像均为后来移入。
小南海石窟在灵泉寺东南5 公里处，现存3 个小型石窟，其中中窟与僧稠禅师有关（图三）。据窟门上方刊刻的《方法师镂石板经记》载：“大齐天保元年（550），灵山寺僧方法师、故云阳公子林等，率诸邑人刊此岩窟，仿像真容。至六年中，国师大德稠禅师重莹修成，相好斯备。方欲刊记金言，光流末季，但运感将移，暨乾明元年（560）岁次庚辰，于云门寺奄从迁化。众等仰惟先师，依准观法，遂镂石班经，传之不朽。”窟内左壁浮雕的弥勒说法和右壁十六观图像均为禅观之重要题材，而正壁反映“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的舍身闻偈佛经故事出自《大般涅槃经》，其下方线刻一僧人形象，旁有题记“比丘僧稠供养”。窟外壁面还有《大般涅槃经·圣行品》刻经，这与僧稠禅法重涅槃圣行、四念处法正相吻合。类似的“诸行无常”偈和《涅槃经》片段在南、北响堂山石窟和灵泉寺大住圣窟等地也均有发现。
僧稠禅师在邺下的影响甚广，近年文物普查时，在河北磁县西白土镇北羊城村东发现一处石窟。此窟残破严重，窟内部分壁面经人工开凿，尚存数身小型龛像，后壁中部上方存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重修稠禅寺记》摩崖石刻，正文中有“故齐稠禅大师隐迹武安……”（图四），而附近有一小庙，当地传为稠禅寺。另外，中国磁州窑博物馆和邯郸市博物馆也收藏有多件金元时期磁州窑烧制的绘有僧稠释虎斗图像的白地黑花瓷枕。
水浴寺石窟与北响堂山石窟隔山相峙，由两座石窟和多处摩崖龛像组成。西窟为主窟，中心柱式塔庙窟，开凿于北齐武平初年，现存较好。值得注意的是，在洞窟前壁门道两侧各有一组浅浮雕僧俗礼佛图和世俗供养人列像。西侧礼佛图由四僧导引，最前方僧人旁有“昭玄大统定禅师供养佛”的题铭（图五，1）；东侧礼佛图由两僧导引，前方僧人旁有“ 比丘僧供养佛时”的题铭（图五，2）。按“”为“璨”之异体字，参证早期文献中的线索，水浴寺石窟供养像中的僧或为禅宗三祖僧璨，而定禅师则为北齐后期统领佛事的最高僧官——昭玄大统神定禅师。两人俱为慧可弟子，且为同学密友，是禅宗灯传中的核心人物。《续高僧传》卷二五《兖州法集寺释法部传三十九》载其禅宗达摩系秉承“口说玄理，不出文记”之道，故二人的生平事迹在当时的僧传中俱无详载。
简言之，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佛学上承北魏洛阳传统，禅、律、地论、华严、法华、般若等诸学并举。流行于邺下以僧稠为代表的跋陀系禅法和以慧可为代表的达摩系禅法均源起洛阳，弘传邺下，并影响到同时期的南朝禅学及隋唐长安佛教。而在邺城周边石窟及寺院中禅修史迹的发现和确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邺城佛教史和禅宗发展史上的重要缺环。
（作者：何利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文物春秋》 2019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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