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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碑

        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画像碑,立于东汉光和四年(公元123年)。二十世纪前期出土于山东济宁地区,碑身高112.5厘米,宽37.5厘米,厚29.5厘米,碑左侧有纹饰,右侧无纹,碑正有458字(其中4字残沥,1字不释)碑文,碑背无纹饰与文字。作为稀见的汉代艺术遗存,此碑具有较大的历史文献与书法艺术、美术等方面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价值与《武梁祠石阙铭》《芗他君石柱题记》《许安国祠堂画像石题记》等相当,并独具特色。



       碑额方顶,题名下无穿孔,在穿孔的位置用线刻画了一个小圆圈表示。碑身内容分为三段。上段为碑额题名及左右吉语,中段为碑文,下段为吉祥寓意画像。

       其中碑额高15厘米,宽32.5厘米。纵向等分为三部分,中间部分高14厘米,宽10厘米,分两列界格,内容为碑名,隶书,阴刻: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共10字,每列5字,整齐排列,与一般汉碑碑额题名以篆书书写,并加以规整美化的风格不同,此碑碑额题名乃自然书写,不作装饰性处理,字形与笔法风格类似《礼器碑》。

        碑身中段是此碑的主体部分,高44厘米,宽37.5厘米。阴刻细线界格,线条平直劲利,十分严整,纵15列,横22行,共计330个空格。单个界格高2厘米,宽2.5厘米。碑文为阴刻,隶书。


释文如下:

汉故山阳金乡周掾祠堂

惟念家掾,字少豪,结偅好学,有文武。养育资财,孝弟慈思,父母仁义,四邻敬重,乡里行成。于内表具贤士,乡里官侍所称举。父子宦于金乡,有义理,尽敬官簿,历诸曹掾、史掾。子男孟,贼捕掾,游激亭长。孟家□为人可利㕣,君自行逐捕到魏郡,来还道中被辟气,著床。掾为卜问,医药共尽,夫妻没亡,悲哀。遣选备具,掾感伤心,后三年,所被病著床,积有日,久消加剧,魂魄非扬远身,命在展烛忽绝,长归寞寞,奈何命有终始,不可追还,以立表示后生。

夫人惟念周掾体位中值,少小承事,门户政敦,致有訾财,父子相承事,言语有威。二男四女,各以成家。为孟儿客子娶妻,不相成就,后为娶会谢氏子女不蒙氏登。子孙别离,恨不尽子道,前后连逢衰央,卜问解奏,不为知闻,抢地哭天,涕泣交彦,祖葬十物备具,持伏三年。竭力尽中,为掾立祠堂。市石名山,连车载之,不辟风寒。使师周调兄弟为治刻画,人马异行,三重光带,皆有文章,上瓦、云气、禽狩,悉皆备具以成之,后若掾复生,连车载瓦,逢掾可致。

夫人嫁娶皆乡里四姓,大女夫朱车,弟女夫成仲,弟女夫魏由,小女夫伯客,孟子女字姜,夫魏辅,车军。客子嗛苦用心,为妪市石负道,不辟冰寒,若子乌异也。□牧诸偅,四海士来入堂中。但愿食无□□之寿万年。

光和四年太岁辛酉十二月成,此中□马、禽狩,皆食太仓,饮江河。


        画像位碑身下段,与碑文的开面大小相当,高42厘米,宽32厘米。画面内容为汉代神话传说与世俗生活的结合,有扶桑树,立马、仆人、鸟、巢、雏、猴、挂具、盛储具。

        此幅画像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在一棵枝繁叶茂,飞鸟起落的扶桑树下站立着一匹健硕的马,马前马后各立二位仆人,各有所司动作。画面可分为上下两部分,占据面积大致相等。下部中心是粗壮的扶桑树主干,在画面二分之一处开始分为三叉,在这开始分叉的主干顶端似乎有个树洞,里面刻画了一只正面蹲猴,露出上半身。

       三叉树枝以S形向上盘绕,占据了整个画面上半部分,枝条上面互生处繁茂的树叶和花朵,枝叶空隙处刻画了众多适合空隙面积的大小不同的鸟。其中四只鸟已经飞进画面,分布于树冠四角,张着双翅作作向树心鸟巢飞趋之势,或准备着落,飞翔姿态张弛有度。树冠顶部两侧各自侧身伏卧着两只羽毛华丽、拖着长尾的大鸟,也是画面中最大的两只鸟,细看体态左肥右瘦,长尾上面刻画着不同的花纹,似乎在有意区别一雌一雄。树冠周围还有七只鸟从外面飞来,刚刚飞入画面,露出鸟头,鸟身隐没在了画像边框外。有两只鸟藏身树枝上下方,似在寻找蛀虫。鸟身与枝叶互不重叠。

        在画面中心树枝S形交叉的地方按照上下的位置关系刻画了两窝鸟巢,里面各有三只雏鸟探出头来,似乎在等大鸟哺育,形态自然传神。

       主干分叉出的三条大枝条又分出四条小枝,七条树枝都以S形生长并均匀分布,左右对称排列形成扇形树冠的支撑结构,七条树枝的末梢都是盛开的鲜花,呈扇形二层叠。还应注意的是在主干分叉的其中一枝根部悬挂着一只带盖的竹篮状盛储器具,位于树洞蹲猴的右方,位置略低,不详为何物。我们可以猜测此物的功用大概有几种合理的可能:或是用来盛放喂马的饲料,或是盛放猴子食物的篮子,或是用来盛放鸟食,或是盛放人们享用的饭食,或者用以采集花瓣和树叶,或者就是一只蜂房。

这幅画像枝繁叶茂,群鸟起落,有人有马有猴等等,乍看起来比较杂乱,但细细看来,却有着严格的骨骼结构与规整的外轮廓,比例适合、尺度恰当,点、线、面分明,黑白对比强烈,体现出强烈的节奏、韵律之美。

周掾祠堂画像的内容与题材如下

1、射侯射爵

对于此类图像,这种说法最为普遍,射侯射爵是两周以来形成的射礼的组成部分,射礼作为嘉礼的一种,是古代礼制的重要内容,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射礼融合了射猎生产活动,秩序与规范、典雅与力量等美的意味和尊贤崇德德儒家传统思想, 兼有祭祀和德育的功能,在《仪礼》中有明确的记载,它被历史传续,其中也有世俗化的变迁。把汉代所有的鸟树猴组成的图像做如此单一的解释还是欠妥,因为民间美术具备综合的、多变的和多元的意象特征,面对古代的图像遗存,应该说所有我们现在能想到的、能猜到的和能证明的解释都不能完全涵盖图像形成的当时的意蕴。

2、猴、鸟与西王母

        汉代神仙之说与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很流行,托名班固所作的《汉武帝内传》中记载西王母降临汉宫,武帝从之受长生不老之术。可见西王母在汉代人的心目中无疑是位身份显赫的神仙。《山海经》记载了诸多关于西王母的神话传说,经过后世学者的考察研究,现在我们明白西王母的原型乃是猿猴之类,这是个在学术界充满争议的问题,即华夏民族猴祖与鸟祖的母题,容我们稍加梳理才能了解本画像中的猴和鸟到底何意。

       古人对猴和鸟的认识和观念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最初大概是生殖崇拜。可能是人们崇拜猴子和鸟的强大的生殖能力和生存所需的矫健的身手和轻捷飞腾的本领。

       其次是祖先崇拜。华夏古人确没有把自己与自然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他们最崇拜的动物是猴、猪与鸟,此三者一开始具有了祖先和源出的地位,成了'敬天法祖'的直接对象。从西戎、古羌的以与乌鹊杂处的猴类为祖,到炎黄二帝,以鸷鸟为图腾的少昊,以凤为图腾的舜,以及尊禺(禹)为祖的夏,以夔为高祖的商,以燕子为图腾的秦,等等,是一个新的图腾不断形成分化、而源图腾崇拜逐渐异化的过程。一幅华夏文明起源图卷,就是由猴、猪、乌的活动形迹贯穿起来的。从红山文化到商周青铜器出土了大量的猴和鸟及鸟喙猴人结合的造型,这种结合也可以看做是猴祖观念、鸟祖(卵生)观念的情景再现,以及灵魂可以互相寄生观念的常见表达方式。

       先秦时代,黄帝就已经被中原王朝及各诸侯国统治者尊为'始祖'了,但在古代的各种图像和记录中,黄帝又多是以猿猴的形象出现。《山海经》把黄帝写作'轩猿'。'猿'字从'犬'从'袁',脱去兽体的'犬'旁就成了'袁'。'袁'义训'元',有元始之意,可见在无意识之中把'猿'当做祖先和根源的意识孑遗。猻字在古代汉语中指猴子。它也可能是猴祖习俗的产物,或许'孙'的本义就指小猴子。

       由于古人认定远古圣贤很长寿,他们也认定猴子很长寿,如《抱朴子》曰:'猿寿五百岁。'这是猴祖观念的一种曲折反映。这也成了后世以猿猴为长寿象征的早期记载。

       再次便是神仙崇拜。《山海经》记述最多的动物之一就是猿猴一类。袁珂先生认为在愚公移山的寓言里移山的夸蛾氏属于巨人族,与夸父同为一族。 夸父又名举父,他的原型正是猿猴。《山海经·西山经》称崇吾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尾)而善投,名曰举父(或作夸父)。'禺即猿猴,也就是说夸父族的图腾是猿猴。

       《山海经》提到世有'羽民国',国中皆是'不死之民'。并说楚都之荆山上'其神状皆鸟首而人面',也与此物吻合。屈原《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昼夜交替之处)兮,留不死之旧乡。'东汉赵晔著作《吴越春秋》中所述袁公与处女比箭,而后化成白猿离去。晋代王嘉《拾遗记》记述了三国时期被人称为'后圣'的学者周群游岷山采药遇到白猿授书的故事,等等都与神仙有关。

       直到汉代,猿猴形象成为一个多元混合的民俗意象符号。

       '侯',是对美猴的称赞,引申为一种美。《诗经》上有'海直且侯'一句,《韩诗》解释说:'侯,美也。'转引为 '公、侯、伯、子、男'中的'侯爵'。又泛指封有爵位的地方君主,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诸侯。至于汉代,社会崇尚建功立业,封侯拜将。于是谐音的作用使'猴'增添了一种吉祥的象征意义,故汉代宠猴、戏猴之风盛行。

在《海内北经》中记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又在《大荒西经》中记载:'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又《穆天子传》记载西王母为穆天子的歌吟:'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

        综合上述,结合时代背景,在本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乌鹊杂处、穴居的猿猴无疑就是西王母,既然猴、鸟共祖,那么树上的鸟儿就很好解释了,至于巢中雏鸟,乃是表达子孙繁衍,家族兴旺,生生不息的愿望。猴文化和鸟文化包容着史前图腾文化的母题,在我国有极其悠久的历史渊源,是各种不同时空文化相混合演变成的一种民间信仰。不论是生殖崇,还是祖先崇拜、神仙崇拜,到了汉代,具有强烈神话色彩和特定指向意义的猴和鸟都成了可以代表祖先和子孙兴旺的具有吉祥寓意的动物。

3、'马上封侯'之'蜂'

        对于本幅画像,还有一种民俗的解释,即'马上封(与蜂谐音)侯。'

        如果本图是马上封侯的寓意,显然我们在画像上看不见蜂的形象,那么挂在树上的这只篮子便可以附会为汉代的'蜂房'。姑且作为一种牵强附会的假设,有必要对古代养蜂用蜜和蜂房的历史加以梳理说明,以便佐证这个假设。

        战国秦汉时代,贵族尤其注重养生,蜂蜜成为养生美容的佳品。

        东汉时期人工饲养蜜蜂已经比较普遍。《淮南子·氾论训》首次描述'蜂房',并指出其大小'不容翰鹄卵'。许慎《说文解字》释'蜜'为'甘饴'。其时对蜂产品的利用已经发展到医药、印染、制烛。《神农本草经》已将石蜜、蜂子、蜜蜡列为医药'上品',指出蜂蜜有'除百病,和百药'的作用。而且发现蜂子有抗衰老、滋润皮肤的美容功效,若'久服(蜂子)令人光泽好,颜色不老'。

        魏晋南北朝时期,张华《博物志》中明确记载山区养蜂者'以木为器','以蜜蜡涂器内外令遍,安檐前或庭下',诱引野蜂'春月作窠生育'的方法。郑缉之在《永嘉地记》 记述了家中人'以蜜涂桶'诱引分蜂群'举群悉至'的技术。这一时期已将移养后的半野生态的蜜蜂诱养到仿制的天然蜂窝或代用的木桶蜂窝中去,逐渐向蜜蜂家养过渡。

        看来在注重养生的汉代及其以后,蜂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上只是作为一种可能的猜想和引申,必不能证明画像中那只树上挂的篮子状盛具就是汉代蜂房。

4、'马上封侯'之'马'与'却走马以粪'

        马因其强劲豪迈,轻捷敏锐,平和合群,姿态俊美。自古被人们视为祥瑞。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郑玄注曰:'德者,调良之谓,谓有五御之威仪',包括性、情、志、威仪。孔子心中的马指才德兼备的英雄。孔子授徒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御术是古代君子必备的基本素质。《战国策》中记载了伯乐相马、千金买骏骨、伯乐一顾等关于马的故事,都是以马喻英雄。蹄尘十丈、风驰电掣,日行千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也是当时社会中士阶层的象征。

       本画像中扶桑树下立有一匹体态健硕的马,形象大方简洁,这种以化繁为简的表现手法使得整幅图装饰感较强。有趣的是,马前面站立有一仆人在梳理马前胸的皮毛,马后地面上遗落了三颗(代表一堆)马粪,一仆人弯腰在用专用工具往类似簸箕的盛储器里面钩取马粪。用这种生活化的场景表示对先人的服侍与孝敬之情,也显示出家族财资的富有,事死如事生,在家人的愿望中幽冥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一致的。

       也有人认为拾马粪的图像源自老子《道经德》第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因为同类题材的画像石在陕西米脂、绥德,山东滕县都有发现,看来在汉代是比较流行的一种题材,以此表达天下太平无战事,百姓安居乐业。有的学者认为和'却走马以粪'没关系,或可备为一说。

       汉代以至于后世漫长的农耕时代,马在战时是驰骋疆场的战士,平时马成为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汉武帝爱马成痴,贵族阶层中养马、爱马的风气尤盛。这种风潮体现在现世生活中,多为战斗、出行和田猎。同时,汉代人追求长生不死,在幽冥世界,马也是必不可少的伴侣。基于此种想象,汉代墓葬中充满了升天成仙的画像,而此类画像中也少不了马的倩影。

       汉代工匠在具体制作描绘画像石的马时,经常追求马的规范化,比如马头小、细腿、大蹄,精神饱满,体态健壮,充满力感与阳刚美。在汉代大一统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这种阳刚大气,刚健雄壮的马形象作为一种范式风靡全国,镌刻在画像砖石上,至今看来犹突显着一种斗志昂扬,积极向上的艺术感染力。

        总之,汉画像中的同一物像所表示的意义不是单一的,在本幅画像中,综合树、花、叶、仆、马、鸟、 猴、蜂、其中充满了养育,孝敬,多子孙,家门兴旺的人伦道德和世俗功利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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