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1 15:12:11
1991年3月，安乡县黄山头镇城建办在黄山头南禅湾汉至宋代古墓群西端取土时发现一座砖室墓。4月26-27日，安乡县文物管理所对墓葬进行了清理，根据出土的墓主人印章确认是西晋刘弘墓。1993年第11期《文物》发表了安乡县文物管理所的文章《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并被确认为1991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晋史研究学者的注意。原籍沛国相县（今安徽濉溪县西）的刘弘为什么既不葬在家乡，也不葬在治所襄阳，更不葬在京城洛阳，而葬在默默无闻的安乡黄山？ 1995年9月1日，日本学者葭森健介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了论文《魏晋时期的中央政界与地方社会——围绕西晋刘弘墓的发掘问题》，首次提出了刘弘为何葬在安乡黄山的问题。他根据西晋时期中央与地方官员不同的政治态度与为政风格，指出以地方治理为要务的“威惠”型地方官员与以“文人贵族式”无为之道进行地方统治的官员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刘弘不能归葬洛阳的重要原因。他认为，“魏晋之时逐渐占有优势地位的，是以'文人贵族式’的人品为基础，以'无为’之态进行地方统治的'清简’型地方官僚。”与“威惠”型地方官僚以改善民生获得老百姓拥护支持不同，“清简”型地方官僚与皇帝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羊祜治荆州时，“甚得江汉之心”，他死后，百姓“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然而，羊祜死后，其堂弟羊琇等人“述祜素志，求葬于先人墓次，帝不许，赐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顷”。认为羊祜不能葬于先人墓次源于两类官僚的矛盾冲突。1998年7月，国内学者杨德炳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发表了论文《刘弘与应詹——围绕刘弘为何葬在湖南安乡问题》。作者以史料为依据，分析了刘弘死后当时京城与荆州的形势，认为刘弘本意是想归葬洛阳的，之所以未能如愿，一是因为刘弘死后张劢作乱，二是荆州“寇盗不禁”，需要其子刘璠稳定局势，因此刘璠无暇将父亲归葬洛阳。至于刘弘为何葬在安乡黄山，作者认为与当时南平太守应詹有关。刘弘是应詹的祖舅，也就是说，应詹是刘弘的舅外孙，是近亲。应詹又是刘弘心目中的接班人。刘弘曾对应詹说：“君器识宏深，后当代老子于荆南矣。”应詹任南平太守至少有11年，在南平根基甚稳，又是个重信义、极富责任心的人，因此将这样一件大事托付给应詹是非常可靠的。这样的推断十分合理，令人信服。但是，杨先生还是忽略了两点。
第一，刘弘死前，西晋已经发生八王之乱，并最终葬送了西晋王朝。晋惠帝司马衷昏庸无道，当太子时就已显露端倪。登基后不到一年就诛杀了太傅杨骏及其一干人等，引起朝廷震荡。不久，皇后贾氏矫诏使楚王司马玮杀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太保、菑阳公卫瓘。不久，又以此为借口，把司马玮杀了。由此激起八王之乱。我们从下面这一段从《晋书·惠帝本纪》摘录出来的记录可以看出，从300年到306年，京城洛阳多么混乱。 永康元年（300）四月，梁王司马肜、赵王司马伦矫诏废贾后为庶人，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贾谧及党与数十人皆伏诛。随后，司马伦矫诏大赦，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天下大乱从此开始。
永宁元年（301）春正月乙丑，司马伦篡帝位。丙寅，迁帝于金墉城，号太上皇。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都起兵讨伐司马伦。一番大战之后，司马伦被赶出京城，迎司马衷归帝位，诛杀司马伦、义阳王司马威及一干党与。司马颖、司马颙掌权，迫害异己，诛杀众多。
永宁二年（302）十二月，长沙王司马乂奉惠帝乘舆屯南止车门，攻打齐王司马囧，杀之。改元太安。以司马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安二年（303）八月，司马颙、司马颖举兵讨伐司马乂。司马颙部将张方、司马颖部下陆机、牵秀、石超等来逼京师。司马乂裹挟惠帝至十三里桥，陆续至河桥、芒山、偃师。石超追逼惠帝乘舆于缑氏。张方入京，烧清明、开阳二门，死者万计。十月，惠帝返皇宫，但是，“诏命所至，一城而已。”
永兴元年（304）秋七月，己亥，东海王司马越、高密王司马简、吴王司马晏、豫章王司马炽、襄阳王司马范、司徒王戎等裹挟着惠帝北征。己未，六军败绩于汤阴。箭矢中乘舆，惠帝身中三箭，伤脸颊，失玉玺六。石超弟石熙奉帝到达邺城，只有豫章王炽、司徒王戎、仆射荀藩跟随。八月，安北将军王浚围邺城攻打司马颖。司马颖大败，与惠帝单车走洛阳，衣服车马都散失，狼狈不堪。冬十一月，张方劫持惠帝到长安，携惠帝至军营中。惠帝要张方用车辆把宫人宝物运来。张方纵使手下军士抢掠宫中女子财物，于是，魏晋以来积累的宫中财物一下子扫地无遗。十二月下诏以司马越为太傅，与司马颙共同辅政，司马颙都督中外诸军事。
永兴二年（305）十二月，右将军陈敏举兵反，伪称得到皇帝诏命，从沔、汉奉迎皇帝。
光熙元年（306）正月，司马越派部将祁弘、宋胄、司马纂迎接惠帝。五月己亥，祁弘等奉送惠帝回到洛阳。惠帝乘牛车，车上铺着草，公卿跟着步行。十一月庚午，惠帝在显阳殿去世。
由上可见，300-306年，惠帝司马衷一次被迫离位，四次被迫离开京城洛阳，洛阳一次遭焚毁，一次遭洗劫。这些情况，刘弘看在眼里能无动于衷？他临终前对自己身后事会不考虑这些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刘弘生前已经考虑到老家沛国相县尚在陈敏占领之下，回不去。襄阳当时是各派势力争夺的前线，京城洛阳很不太平，八王之乱尚无停止的迹象。自己死后无论是就地安葬还是归葬洛阳，一旦自己得罪的人得势，说不定也会遭遇掘墓焚尸的下场。按照杨先生的说法，刘弘生前是打算归葬洛阳的，只是其子刘璠没有时间安葬他。但是，杨先生自己在该文中也说，古人死后历来有“暂厝”的惯例。则刘璠若一下子抽不出时间来办理丧事，可以暂厝襄阳。之所以没有“暂厝”，也没有归葬洛阳，是因为刘弘根本不想归葬洛阳，所以刘璠去洛阳都没有顺便为父亲办理安葬事宜，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向朝廷提出父亲要归葬洛阳的要求。
第二，这时，他的亲信、舅外孙应詹治理下的南平郡却是八王之乱中一块安宁的绿洲。史载，时“天下大乱，而詹境独全，百姓歌之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笼丘阜。润同江海，恩深父母。’”（《晋书·应詹本传》）除了应詹是刘弘非常信赖的人这一因素，此时平静安宁的南平郡才是刘弘理想的长眠之地，所以刘弘将身后事托付给应詹。南平郡，西晋太康元年（280）置，治所在作唐（今湖南安乡县北），后移治江安县（今湖北公安县）。据杨先生推断，应詹任南平太守可能在平定张昌之后，即太安二年（303）。但也有可能在刘弘任荆州刺史后不久即任命应詹为南平太守。清康熙《安乡县志·名宦传》载，泰康元年（280，泰康疑为太康之误）初置南平郡，即拜为太守，则似乎太早。史载应詹卒于晋成帝司马衍咸和元年（326），时年53岁，则他生于263年（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80年他才17岁。平定张昌之后，他已40岁，正是年富力强。刘弘死于306年，此时应詹任南平太守至少已经4年，其治所或仍在作唐，或已移至江安。江安县治在二圣洲（今公安县城东），南距黄山不过数十里，应詹当然应该到过此地。此地僻远，鲜为人知，一山独秀于洞庭湖畔，风光宜人。葬刘弘于此，应该是得到了刘弘同意的。至陈，自孱陵析置安乡，黄山南麓遂属安乡。刘弘就这样葬在了今天的安乡黄山。2011年8月19日，安乡学者李世俊、何俊、周德春在《常德日报》发表了《刘弘墓承载千古谜》的文章，大胆猜想刘弘死后是秘葬安乡黄山，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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