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故事（108）——小魔术师

 鱼到飞鸟

文｜毕蓝

1837年3月，70岁的安德鲁·杰克逊卸任总统。他在所有的斗争中都占了上风，几乎实现了所有的目标，算得上志得意满。但不管多风光，不如意的事总有一二。杰克逊说：“在当了八年总统后，我只有两个遗憾：我没一枪崩了亨利·克莱，也没绞死约翰·卡尔霍恩。”这话倒是很有“杰克逊范儿”，可无论他多么忿忿，他没机会了。他离开了白宫，那两位可没离开参议院，他们还将继续领导这个国家。事实上，“三巨头”对美国的影响远超杰克逊，那八年再高效也比不上三十年的功夫。

一个超强势的总统走了，临走前把权力顺利地交到他指定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的手中。那么，根本没有“杰克逊式”人格魅力的范布伦，撑得起这个摊子吗？不要小瞧范布伦哦，他如果没本事，怎能让杰克逊托付江山？范布伦是第一位“生为美国人”的总统。他生于1782年，也就是美国独立6年之后。他一出生就是美国人。在他之前的总统们出生时都是英国人，后来造了反才变成美国人的。范布伦可能也意识到这个先天的“不足”，他说：“与我的前任不一样的是，我出生时，那场缔造我们民族的革命已经成功了。虽然我对那令人怀念的革命很感恩，但我觉得我属于全新的一代，我不能指望人民会像对待那些先贤一样对待我。”没有“革命资历”的范布伦显然是有过人之处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新生代总统吧。

1782年12月，范布伦生于纽约州的金德胡克村（Kinderhook），那地方在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以南大约20英里（32公里）。范布伦的父母都是荷兰人，金德胡克村是荷兰人的居住地，所有的人都说荷兰语，范布伦也就成了唯一的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总统。范布伦家开了个旅馆，因地处要道（在纽约市和奥尔巴尼之间），生意很好，常有政要名人在此下榻。比如，当年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还有阿伦·伯尔，都在这儿住过多次，其他“联邦党”领袖也常来。范布伦的父母从来没参与过政治，但他们接待过很多政治领袖。他们只是没想到，有一天，他们自己的儿子也会成为领袖。

范布伦的启蒙教育始于村里的小学堂，他后来去附近城镇的几个学院接受更高等的教育，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1796年，14岁的他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边打工边学法律。1803年，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开始了自己的法律业务。范布伦身高不足1.7米，其貌不扬。他拥有荷兰人的精明和狡猾，能干但不张扬，公平又和气，人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他说服。

纽约是“联邦党”的大本营，范布伦早期的政治观点倾向于“联邦党”，后来转为“共和党”。1821年，他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在1824年的大选中，他支持来自佐治亚的候选人威廉·克劳福德，但没有成功（参看《美国的故事（99）- 肮脏的交易》）。此后，他转投杰克逊的阵营。1828年，他与杰克逊共同创建“民主党”。事实上，范布伦最大的成就和他对美国政治最大的影响就是政党建设。

在范布伦之前，美国的政党政治处于幼年阶段，不管是组织松散的“联邦党”还是貌似强大的“共和党”，都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相差甚远。它们看上去更像临时组织，没有永久性的目标。它们在宣传自己的主张和组织选举时也很“率性而为”，不像政治集会，倒像“嘉年华”（Carnival），也就是“狂欢节”或大型派对。就拿当初约翰·马歇尔1799年在里士满竞选众议员的场景来说吧。在选举日，代表“联邦党”的马歇尔和代表“共和党”的约翰·克劳普顿（John Clopton）分别坐在摆在法院外草地上的一张长桌子的两边，一位法官坐在中间，书记官在旁边记录。没有打印好的选票，也不提供选民任何纸笔。竞选双方都拿出最好的威士忌酒招待大家。现场热火朝天，欢声笑语，很多人喝了一边再喝另一边，直到喝得差不多了才去投票，感觉好像谁的酒好喝他们就选谁，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来喝酒的还是来投票的。当一个选民走向长桌投票，法官问他选谁，他会大声喊出那个候选人的名字，书记官便为那个候选人记下一票，得到选票的候选人站起来跟那位选民握手，感谢他的支持，围观群众也跟着起哄。这时，当地两位最受人尊敬的牧师，布莱尔和布坎南，前来投票，他们可能是唯一没喝高的选民。大伙都凑过来看他们选谁。这两位跟马歇尔和克劳普顿都是好朋友，他们的观点比较倾向于“联邦党”，马歇尔相信他们都会选他。两位牧师走近时，两位候选人都站起来，满怀期待。布莱尔如大家所料，投了马歇尔一票。轮到布坎南时，他说：“我选约翰·克劳普顿。”马歇尔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本来还以为满把攥了呢。两位牧师投完票，笑眯眯地走了。布坎南对布莱尔说：“要是你选克劳普顿，我就选马歇尔，反正咱得搞平衡，省得他们说咱偏心。”类似的竞选曲目也在其他州上演，很欢乐。可以看出，“第一政党体系”时期的底层选举还不是那么严肃，组织也没那么严密，“碰运气”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到了“第二政党体系”时，一切开始走向正轨了，而范布伦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虽然杰克逊是“民主党”的领袖，但他是个高高在上的象征性的人物，具体的“党务”都由范布伦来做。范布伦的细致和干练使“民主党”迅速成为强大的政治机器，从基层组织的建设到对舆论的控制再到筹划竞选，目标明确，组织严密，一个现代政党开始形成了。1828年和1832年的大选是对范布伦能力的最好的证明。在后人眼里，杰克逊入主白宫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世上没有免费的晚餐。杰克逊看上去那么顺风顺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范布伦成功的操作，亨利·克莱和他的“国家共和党”（后来的“辉格党”）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嘉年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政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还有那铺天盖地的宣传，声势浩大的集会，简明有力的口号，步调一致的行动，这一切都在范布伦的手中变得神奇又高效。在对政党政治的把握上，范布伦似乎有一种“魔力”，总能玩转全局。他因此得了外号“小魔术师”，或“金德胡克的红狐狸”，一听就狡猾大大的。

1829年，范布伦出任杰克逊的国务卿。1832年，他作为杰克逊的竞选伙伴，当选副总统。他在“伊顿事件”、关税大战、银行战争等所有的决策中都坚定地跟杰克逊站在一起，赢得了杰克逊毫无保留的信任，也赢得了在“民主党”内的地位。与风风火火的杰克逊不同，范布伦低调、圆滑，很少与人正面冲突，反而让敌人无从下手。在银行战争中，有一次，参议院就是否重建中央银行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此时，银行战争引起的经济动荡正搞得人心惶惶（参看《美国的故事（106）- 银行战争》），杰克逊的银行政策显然有重大缺陷，中央银行的存在似乎非常必要。但说服杰克逊是不可能的，于是，国会领袖把希望寄托在看上去很温和的副总统范布伦身上。亨利·克莱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地向坐在参议院主席位子上的范布伦陈词，请求他劝总统改主意。克莱的口才我们以前已经领教过了，所有的人都被打动，范布伦听得也很认真。克莱的发言结束后，大厅里一片寂静，大伙都盯着范布伦，看他有何反应。只见范布伦从主席台上下来，走到克莱身边，说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小撮鼻烟。克莱完全没想到范布伦会在这种“紧要关头”借鼻烟，他下意识地把自己的鼻烟盒递过去。范布伦接过鼻烟盒，捏了一小撮，向克莱鞠了一躬表示感谢，然后离开了参议院大厅。就用这个小小的举动，范布伦不仅轻而易举地把由克莱的演讲引发的效应化于无形，也避免了更激烈的争论。克莱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刚才的话都白说了。

在范布伦的经营下，“民主党”变得成熟而强大。到1836年大选的时候，范布伦轻而易举地得到党代表大会的一致提名，充分表现了“民主党”的团结和高效。相比之下，“辉格党”简直不堪一击。你也许觉得匪夷所思，但“辉格党”的代表大会居然推选了三位总统候选人。他们是：来自印第安纳的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来自田纳西的休·罗森·怀特（Hugh Lawson White），来自马萨诸塞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哈里森是“1812年的战争”的英雄，韦伯斯特是“三巨头”之一，他们都是我们的老熟人。论能力，他们只在范布伦之上，不在他之下；但论政治技巧，他们不是对手。“辉格党”难道不懂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道理吗？他们就不怕三个候选人互相掣肘、分散选票？其实，这是他们无奈的选择。连续执政八年的“民主党”如日中天，任何人都挡不住范布伦的攻势。“辉格党”只能玩1824年大选的游戏，希望包括范布伦在内的每个候选人的票数都不超过半数，最后由众议院投票选总统，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是，范布伦根本没给众议院机会，他轻松过半数，赢得了大选。

人们总是把范布伦政府称为“杰克逊的第三个任期”，因为他忠诚地延续了杰克逊的各项政策，也保留了杰克逊的内阁。杰克逊在退休后的八年里没闲着，不停地“遥控”指导着范布伦，继续对“民主党”施加影响力。然而，即使有杰克逊的神威相助，范布伦也不是杰克逊。范布伦所有的天才似乎都用在操纵政治机器上，管理政党是一把好手的他，管理国家却显得力不从心。当然，这不完全是他的错。1837年春，在范布伦入主白宫仅仅两个月之后，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爆发了。这就是“1837年大恐慌”（Panic of 1837）。

这次危机的原因简直与1819年的那次一摸一样（参看《美国的故事（96）- 恐慌》），只能说，人类是健忘的动物，永远不会从灾难中学到教训。外部原因是，英国的纺织业进入萧条期，对棉花的需求大幅下降，棉花价格暴跌25%到30%，由此引起美国的土地价格和农产品价格暴跌。英格兰银行又提高了利率，逼得美国银行也提高利率，导致债券价格下跌，债务成本上涨。内部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了。自从杰克逊干掉中央银行，各州的私有银行就撒了欢儿地放贷，反正没人管了，想印多少票子就印多少票子。特别是那些“宠物银行”（Pet Bank），因为得了联邦政府的存款，财大气粗，印钱印到手软。到1836年，杰克逊也觉得不对劲儿了，赶紧推出“硬币通告”（参看《美国的故事（106）- 银行战争》），规定联邦的土地买卖必须用硬币（金币、银币）支付。杰克逊的“高招”使通货突然紧缩，大家忽然发现没钱了。到哪找那么多硬币呢？当然是拿着票子去银行兑。于是，挤兑风潮席卷全国，各地的银行很快就被掏空了。为了自保，银行纷纷收回贷款，逼着债务人上交硬币。债务人打死也拿不出硬币，银行没了钱只能关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农民破产，仅纽约市就有5万人失业（当时全市人口20万），工资下降了30%。1819年的那一幕完整再现，唯一的不同是，这一次，规模大得多。美国人民在跟着杰克逊狂欢了几年之后发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1819年的危机两年就结束了，1837年的危机持续了五年多，范布伦的整个任期都搭进去了。平心而论，危机跟范布伦政府没什么关系，是他的前任惹的祸，他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但是，作为杰克逊最坚定的支持者，他曾百分之百地赞同前任所做的一切，包括取缔中央银行和“硬币通告”。而且，杰克逊在1836年还搞了个“存款法案”（参看上一个故事），把联邦的盈余都分给各州。当时皆大欢喜，现在联邦政府连救市的钱都没有。如今，杰克逊拍屁股走人，所有的苦果都由范布伦品尝，这是不是也算报应？

危机使重建中央银行的呼声再起，但范布伦不是当年的麦迪逊，他没有审时度势的智慧和知错就改的勇气。他明白，如果他敢提中央银行，杰克逊饶不了他，“民主党”也饶不了他。不过，被“民主党”的信条困住了手脚的范布伦倒是合计出了一个介于中央银行和自由银行之间的主意，这就是“独立国库”（Independent Treasury）。计划是这样的：联邦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由“独立国库”掌管，这个国库属于财政部，独立于私有银行和各方的政治势力。政府的税收只收硬币，然后由国库发行统一的银行票据（美元纸币的前身）。政府财政与私有银行彻底“离婚”，财政部成为美国金融秩序的维护者。虽然财政部远不如中央银行高效，但不管怎样，这是个进步。国库的好处是可以防止私有银行利用联邦资金捞好处，坏处是，它对缓解或防止危机基本没什么用，只能保护政府财政本身的安全。然而，建立“独立国库”的提案受到国会中的“辉格党”和“民主党”保守派的反对，直到1840年，“独立国库法案”才被第26届美国国会通过。这个可怜的法案只实施了一年就被在1840年大选中大获全胜的“辉格党”废除。1846年，在詹姆斯·伯尔克（James Polk）总统的推动下，“独立国库法案”再次被国会通过。这个不怎么有效的国库勉强掌控金融业将近70年，这70年中危机频发。1913年，“独立国库”终于被新一代央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代替。这一路的艰辛让美国人学会了管理自己的钱包，也学会了危机意识和忧患思维。

范布伦政府对危机无能为力，这有情可原，但他的行事作风也一点没帮他的忙。在普通的美国人忍饥挨饿时，坐在白宫里的总统正在用纯金的盘子吃饭。他要是个“辉格党”总统也就罢了，反正“辉格党”本来就被认为是“贵族党”，正如杰克逊所说：“克莱和他的党不是人民的党。”现在可好，从“人民的党”里走出来的“人民的总统”居然用金盘子吃饭，这不是要自绝于人民吗？还有更糟糕的。范布伦是个鳏夫（他是前八位总统中第三位鳏夫），妻子汉娜于1819年去世，给他留下四个儿子。范布伦带着儿子们住进白宫。1838年，他的长子亚伯拉罕·范布伦与安洁丽卡·辛格顿（Angelica Singleton）结婚。安洁丽卡聪明、美丽、大方，范布伦对这个儿媳妇特别满意，立刻请她当白宫的女主人，主持所有的社交场合。这倒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安洁丽卡太能显摆了。她与亚伯拉罕结婚后，小两口到欧洲度蜜月。他们所到之处受到殷勤的款待，欧洲人称她为“美国王妃”。在欧洲受到的礼遇和见识到的宫廷风格让安洁丽卡的“品味”一下子就上了好几个档次，她还真觉得自己是“王妃”了。回国后，她坚持以欧式风格装饰白宫，搞得富丽堂皇的，着装也向欧洲宫廷看齐，这让深陷危机的美国人大为光火，咬牙切齿地要把范布伦赶下台。谁让你不跟人民同甘共苦呢？

就像1819年一样，危机中的人们是最容易冲动的，危机中的社会是最容易动荡的。此时，大家需要的是“镇静剂”。还记得1819年的“镇静剂”是什么吗？对，是法院。“马歇尔法庭”对私有财产和私人合同的保护遏制了“人民”打砸抢的冲动，也从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联邦政府的其它两权。可是，“托尼法庭”一点也不想违逆民意，视“州权”高于“人权”。当你认为法院不能保护你的利益而你又拿法院没办法，你会怎么做？当然是拿其它两权出气啰。咱动不了“铁打的法官”还治不了“流水的政府”吗？哼，你毁了我的钱包，我就让你滚！

岌岌可危的范布伦政府眼看着就没戏了，此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更让“民主党”雪上加霜。是什么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它将怎样引发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又将怎样影响1840年的大选？请看下一个故事：阿米斯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