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大师层出不穷的时代有三个，一个是先秦时期，可谓是群星灿烂，诞生了老子、孔子、列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以及屈原、宋玉等大诗人，他们合力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盛景。
二是唐宋时期，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出现了李白、杜甫、王维、韩愈、柳宗元、吴道子、阎立本、张萱、颜真卿、柳公权、苏轼、王安石、欧阳修、范宽、李公麟、梁楷、黄庭坚等文学界、书法界、绘画界大师。
三是距离现代并不遥远的民国时期，从现代文学六大家“鲁、郭、茅、巴、老、曹”，再到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徐悲鸿、李可染、于右任等书画界精英，再到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马寅初等国学大师，都是一等一的泰斗级人物。
把当代所谓的“大师”拉出来，跟以上三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大师比较一下，可以说，难以望其项背，可望不可即，唯有无地自容。
现当代各方面条件都那么好，为什么却出不了众望所归的大师？这个现象确实值得深思。
可以发现，以上三个时代有以下特征。
其一，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利于大师的产出。
这一点，民国大师陈寅恪已经总结得很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一名知识分子缺乏这两项最基本的信仰，那么，就不大可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也就跟大师不沾边。
当然，要产生这两种信仰，跟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学术、文化一定要远离政治才能更好发展。知识分子需要开放、包容、自由、轻松的环境氛围，只有如此，每个学者才有发声的机会，有机会在学术层面进行思想碰撞，进而碰撞出不同观点，利于创造出学术盛况的局面。
先秦时期恰恰拥有这种环境氛围，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文化专制”，诸子百家的思想创造力一直像熊熊烈火一样在燃烧，才会诞生那么多开宗立派的大师。
唐宋时期之所以大师辈出，跟上层的文化导向有很大关系，许多皇帝和将相喜欢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不少帝王将相本身就是杰出的艺术家，给普通大众带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搞文化学术的人，群众基础大，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
在唐朝或宋朝，只要能写出好诗、好字，或者画一手好画，就有机会进入仕途，实现人生抱负，这在其它朝代是不可想象的。
民国时期跟先秦时期的情形差不多，知识分子不但社会地位很高，而且生活在文化氛围自由、宽松的时代。
并且，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待遇很高，像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吴宓等级别的学者、教授，每个月能拿到400大洋的薪水，一年工资就能在京城买下一套四合院，根本不需要为每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发愁，只需专心做学问就足够了。
其二，“士精神”传承有序。
“士”在古代属于特殊群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他们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发扬者和传承者，对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作用显而易见。但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跻身到士人阶层，只有那些品学兼优，有学识，有抱负，有情怀，有担当，具有忠君爱国、严于律己的人，才可以称作“士”。
在许多情况下，士是君子的另一个别称，因此，社会各界对士人的要求很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孟子对士人的基本要求，也是士人最基本的精神信仰。
这种精神信仰在历史上传承有序，并出现许多类似的人格宣言，比如，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是对“士精神”的精准阐释和有序传承。
而现在，知识分子里边普遍缺乏对“士精神”的传承，许多人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思想格局和人格精神都不够伟大，自然难以产生人心所向的大师。
其三，家学有渊源。
如果对过去的大师深入了解一番，就会发现，大部分大师都有源远流长的家学，他们自小受家学的熏陶和影响，对某一方面产生偏执的真爱后，会不遗余力地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在摸爬滚打中最终成就自己的学问。
历代大师的成才之路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大师很难手把手培养出来，而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造就出来的，是“实践出真知”的结果。而现在的教育模式，恰好跟大师产生的机制有些背道而驰，很少出或不出大师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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