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时
现位于武昌昙华林历史街区的粮道街文华中学（原市33中）。他的前身是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是被人们称为“清苦的教育家”陈时先生的父亲和伯父于1912年捐资创办。
陈时（1891-1953年），字叔澄。黄陂环城桃花庙陈家中湾人。1907年留学日本， 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获法学士学位。1911年春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湖北军政府财政司秘书。1912年5月,支持陈宣恺(陈时父亲)、陈朴生(陈时伯父)捐资在武昌昙华林历史街区创办了私立中华大学。（陈时家共捐出田地200石，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藏书3000余部)。开始，名为中华学校，租校舍于昙华林，1912年8月开始招生。开办大学预科、专门部、法政两科，英文专修科。并设女子部。还有中学部(设师范、职业两专修科)及小学部。十月，湖北都督黎元洪命令：拨粮道街旧署为其校舍，1913年该校呈请教育部改办大学，将粮道署附近之叶公祠、蒲圻庙均收为校舍，并购买粮道大巷毗连之房地。还将江汉大学、中华法政的学生全体转送该校。1914年由教育部备案。
1917年陈宣恺逝世，陈时继任校长。陈时体格瘦弱，香烟不绝于口。他具有多方面的学识，饶有风趣的历史掌故，敏捷而巧妙的谈吐，吸引着一些人。他的书法妩媚流丽，别人请他题字，有求必应。1917年开始陈时四处奔走求援，并远至南洋向华侨募捐，学校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大学先后办有文、理、法、商及师范专修等科。陈时办学以“成德、达才、独立、进取”为校训，主张“兼容并包，教育独立”的原则。他先后聘请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以及印度的泰戈尔、美国的杜威等一大批中外名流来校讲学， 1922年暑假时，梁启超到武昌中华大学作学术讲演多日。
民初，全国私立大学中，天津的南开大学与武昌的中华大学齐名，而南开的背后是严修(清代翰林)，军政要人和富商大贾对南开的捐助动辄多少万元，经济非常充足，而中华大学校舍简陋，宿舍散乱，大学与中学的教室，揉杂在一起。那时，邹昌炽、成序贺、罗季林都是留美学生而有声望，陈时校长拟请他们三人作学校的基本支柱，约定每月工资两百元，但不能兑现，于是罗季林另行他就。邹昌炽确是中华大学得力的好教授，英文水平高，教的学生很多有成就，他一身兼数职。成序贺原是汉阳兵工厂的工程师，中华苦一点，也无大关系。总的说来，中华大学的教职员或系本校毕业生，或系兼课教员，对学校都是非常爱护支持的，大家吃点苦无所谓。比如恽代英任中学部主任，每月工资只要六十串钱。尽管中华处境困难，但历史久，毕业学生多，影响是很大的。当时中华的学生除鄂籍外，以湘、皖、豫等省的学生为多。大革命前河南的同学在开封办过一所中华大学开封分校。中华大学特别是在武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年该校校庆纪念日(5月13日)前夕，全校学生上街举行庆祝游行时，广大市民自动地夹道燃放鞭炮欢迎。这所学校，就历史讲，达四十年之久，抗战时一度西迁宜昌小溪塔，再迁到重庆，经过八年，到1946年才复员武昌粮道街原址。武昌中华大学以培养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目标，附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及小学部，历年大、中、小学毕业生在万人以上。这些学生的脚印，遍及国内外。
《俄华大辞典》的编著者陈昌浩，原厦门大学校长、《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以及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施洋、林育南等革命烈士，他们都吮吸过中华大学的文化乳汁。另外，去到台湾的严家淦、张知本、李焕、沈昌焕、余家菊、喻德基、刘文岛、江海东等，他们也曾在中华大学或教过书、或读过书。
凡谈到中华大学者，必联系到革命先烈恽代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于1913年考进中华大学预科，1918年秋毕业后至1920年担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是武汉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1919年秋，恽代英在武昌横街头办“利群书社”。有次晚会，请陈时讲话，陈口辞敏捷，不用讲稿， “我们异途同归，振兴中华……”，博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抗战初期，南京沦陷前，陈时在日本留学时的友人重光葵(1913年任日本驻华公使，后任外相、副首相)写信请他在任何情况下留在武汉不走。陈接信后，毅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随中华大学搬到抗战的陪都重庆。
1922年，武昌省女师发生“五鬼闹判”风潮，杨子烈、徐全直、夏之栩、庄友义、陈媲兰五人被勒令退学，陈时接她们五人住在自己家，每日由陈潭秋等来为其补课。武昌师范学校有一高材生因左倾被勒令退学，找陈时为此生办转学手续，陈时当即说：“叫他转学中华高中好了，我是不怕这些事的”。还有美术教员王霞宙是共产党员，1929年春被捕，他的爱人丁晖云是中华大学的学生，经陈时大力营救，王才免于死。武汉解放前，白崇禧命令特务们逮捕了武汉大学查家骧等七个学生，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陈时找原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会同前往汉口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要求白崇禧释放全部被迫害学生，当时白迫于形势的压力，当即令武汉警备司令部释放被捕学生，由陈时和周鲠生具保领回。
陈时家住武昌昙华林二十号一栋老式平房。夏斗寅、徐源泉在陈宅斜对面前方各修了一幢豪华漂亮讲究的别墅，与之相比，天渊之别。早年，陈时自备人力包车，每天从家里到粮道街中华大学校本部。这一段路，沿途来往学生，值班警察，以及靠中华大学开业的一些旅馆、商店的熟人，总是向他敬礼，打招呼，陈时频频举手致意。
民国以来， 陈时曾担任教育部特种教育会委员、世界教育会议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北洋军阀时期(1913—1926)湖北省议会议员、第一届湖北省参政员(1938年)、第一届湖北省国大代表(制宪、1946年)。解放前夕，陈时与李书城、张难先、耿伯钊、艾毓英等民主人士一道参与了湖北的和平运动，积极迎接武汉解放，支援大军南下。
新中国建立后，陈时于1951年参加湖北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任政治协商委员和土改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错判刑12年（缓刑2年），1953年病故于武昌。1984年8月，陈时的冤案获得平反昭雪，当年仍健在的辛亥首义百岁老人喻育之先生，饱含深情地为陈时书写了挽联“末代有斯人，不当官，不营利，兴学毁家作育楚才输国用。盛世多善政，言必信，行必果，雪冤平狱高悬秦镜比河清”。陈时一生矢志教育，不谋官禄，生活俭朴，有“清苦的教育家”之誉。遗著有《政党论》、《南洋游记》。
陈时
当我们走在宽敞的粮道街，路过粮道大巷旁的武汉市文华中学（原市33中）。这所学校的前身是被人们称为“清苦的教育家”陈时先生的父亲陈宣恺和伯父陈朴生，于1912年捐资创办的武昌私立中华大学。
陈时（1891-1953年），字叔澄。黄陂环城桃花庙陈家中湾人。1907年留学日本， 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获法学士学位。1911年春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湖北军政府财政司秘书。1912年5月,支持陈宣恺(陈时父亲)、陈朴生(陈时伯父)捐资创办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他家共捐出田地200石，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藏书3000余部)。在各界人士的协助下，在武昌昙华林历史街区创办了私立中华大学。开始，名为中华学校。租校舍于昙华林。1912年8月开始招生。开办大学预科、专门部、法政两科，英文专修科。并设女子部。还有中学部(设师范、职业两专修科)及小学部。十月，湖北都督黎元洪命令：拨粮道街旧署为其校舍，1913年该校呈请教育部改办大学，将粮道署附近之叶公祠、蒲圻庙均收为校舍，并购买粮道大巷毗连之房地。还将江汉大学、中华法政的学生全体转送该校。1914年由教育部备案。
1917年陈宣恺逝世，陈时继任校长。陈时体格瘦弱，香烟不绝于口。他具有多方面的学识，饶有风趣的历史掌故，敏捷而巧妙的谈吐，吸引着一些人。他的书法妩媚流丽，别人请他题字，有求必应。1917年开始陈时四处奔走求援，并远至南洋向华侨募捐，学校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大学先后办有文、理、法、商及师范专修等科。陈时办学以“成德、达才、独立、进取”为校训，主张“兼容并包，教育独立”的原则。他先后聘请了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以及印度的泰戈尔、美国的杜威等一大批中外名流来校讲学， 1922年暑假时，梁启超到武昌中华大学作学术讲演多日。
民初，全国私立大学中，天津的南开大学与武昌的中华大学齐名，而南开的背后是严修(清代翰林)，军政要人和富商大贾对南开的捐助动辄多少万元，经济非常充足，而中华大学校舍简陋，宿舍散乱，大学与中学的教室，揉杂在一起。那时，邹昌炽、成序贺、罗季林都是留美学生而有声望，陈时校长拟请他们三人作学校的基本支柱，约定每月工资两百元，但不能兑现，于是罗季林另行他就。邹昌炽确是中华大学得力的好教授，英文水平高，教的学生很多有成就，他一身兼数职。成序贺原是汉阳兵工厂的工程师，中华苦一点，也无大关系。总的说来，中华大学的教职员或系本校毕业生，或系兼课教员，对学校都是非常爱护支持的，大家吃点苦无所谓。比如恽代英任中学部主任，每月工资只要六十串钱。尽管中华处境困难，但历史久，毕业学生多，影响是很大的。当时中华的学生除鄂籍外，以湘、皖、豫等省的学生为多。大革命前河南的同学在开封办过一所中华大学开封分校。中华大学特别是在武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年该校校庆纪念日(5月13日)前夕，全校学生上街举行庆祝游行时，广大市民自动地夹道燃放鞭炮欢迎。这所学校，就历史讲，达四十年之久，抗战对一度西迁宜昌小溪塔，再迁到重庆，经过八年，到1946年才复员武昌粮道街原址。武昌中华大学以培养学生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目标，附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及小学部，历年大、中、小学毕业生在万人以上。这些学生的脚印，遍及国内外。
《俄华大辞典》的编著者陈昌浩，原厦门大学校长、《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光未然），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以及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胜利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施洋、林育南等革命烈士，他们都吮吸过中华大学的文化乳汁。另外，去到台湾的严家淦、张知本、李焕、沈昌焕、余家菊、喻德基、刘文岛、江海东等，他们也曾在中华大学或教过书、或读过书。
凡谈到中华大学者，必联系到革命先烈恽代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这是中华大学历史上最大的光荣。恽代英于1913年考进中华大学预科，1918年秋毕业后至1920年担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是武汉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1919年秋，恽代英在武昌横街头办“利群书社”。有次晚会，请陈时讲话，陈口辞敏捷，不用讲稿， “我们异途同归，振兴中华……”，博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抗战初期，南京沦陷前，陈时在日本留学时的友人重光葵(1913年任日本驻华公使，后任外相、副首相)写信请他在任何情况下留在武汉不走。陈接信后，毅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随中华大学搬到抗战的陪都重庆。
1922年，武昌省女师发生“五鬼闹判”风潮，杨子烈、徐全直、夏之栩、庄友义、陈媲兰五人被勒令退学，陈时接她们五人住在陈时家，每日由陈潭秋等来为其补课。武昌师范学校有一高材生某君因左倾被勒令退学，找陈时对为此生办转学手续，陈时当即说：“叫他转学中华高中好了，我是不怕这些事的”。还有美术教员王霞宙是共产党员，1929年春被捕，他的爱人丁晖云是中华大学的学生，经陈时大力营救，王才免于死。武汉解放前，白崇禧命令特务们逮捕了武汉大学查家骧等七个学生，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邀陈时找原湖北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会同前往汉口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要求白崇禧释放全部被迫害学生，当时白迫于形势的压力，当即令武汉警备司令部释放被捕学生，由陈时和周鲠生具保领回。
陈时家住武昌昙华林二十号一栋老式平房。夏斗寅、徐源泉在陈宅斜对面前方各修了一幢豪华漂亮讲究的别墅，与之相比，天渊之别。早年，陈时自备人力包车，每天从家里到粮道街中华大学校本部。这一段路，沿途来往学生，值班警察，以及靠中华大学开业的一些旅馆、商店的熟人，总是向他敬礼，打招呼，陈时频频举手致意。
民国以来， 陈时曾担任教育部特种教育会委员、世界教育会议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北洋军阀时期(1913—1926)湖北省议会议员、第一届湖北省参政员(1938年)、第一届湖北省国大代表(制宪、1946年)。解放前夕，陈时与李书城、张难先、耿伯钊、艾毓英等民主人士一道参与了湖北的和平运动，积极迎接武汉解放，支援大军南下。 新中国建立后，陈时于1951年参加湖北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任政治协商委员和土改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省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错判刑12年（缓刑2年），1953年病故于武昌。到了1984年8月，陈时的冤案终于获得平反昭雪，当年仍健在的辛亥首义百岁老人喻育之先生，饱含深情地为陈时书写了挽联“末代有斯人，不当官，不营利，兴学毁家作育楚才输国用。盛世多善政，言必信，行必果，雪冤平狱高悬秦镜比河清”。陈一生矢志教育，不谋官禄，生活俭朴，有“清苦的教育家”之誉。遗著有《政党论》、《南洋游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