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泰陵，不能不说说泰陵的主人——雍正皇帝胤禛。
雍正是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之一。长期以来，骂他的人说他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乃是豺声狼顾、鹰视猿听的阴鸷枭雄，甚至说他不仅本人武功惊世骇俗，而且精选大内高手组成恐怖暗杀组织“血滴子”，专一屠戮异己。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为雍正评功摆好的作品，把他描绘成诚孝父母、友爱兄弟、知人善任、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百折不回、克己隐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承上启下缔造“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至于其他戏说类作品，更对“四爷”情有独钟，以至“四爷”忙得几欲吐血，徒恨分身无术也。
《康熙遗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庋藏）——此诏于雍正登基后拟就并颁布天下，用汉、满、蒙三种文字写成。一式四份，现分藏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
康熙生前对其遗诏内容斟酌许久，并于康熙五十六年召集诸王大臣和诸皇子，将酝酿已久的遗诏内容和盘托出，且云：“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与康熙五十六年面谕的遗诏内容相比，雍正继位后颁布天下的《康熙遗诏》内容大体相同，文字略有精简。相同的内容包括：申言帝王治天下之要，自诩其寿考、在位时间皆冠於史册，临御以来为天下殚精竭虑，论帝王终生为天下鞠躬尽瘁，辩清朝得天下之正，简叙其学识、能力与政绩，嘱诸王大臣在其身后应协心保全皇祚。
不同也是最紧要之处在于，五十六年面谕并未明言传位何人，《康熙遗诏》则明文指出：“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此诏一经面世，媒体纷纷报道，咸称有此诏作证，胤禛继位理所当然，三百年谜案可一朝昭雪。殊不知此诏乃雍正登基后拟就，未经康熙爷寓目，仅凭此诏是不能说明胤禛得位之正的。
说实在的，雍正既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不过，他身上确实有太多的“谜团”，所以才会引起那么多好事者和好奇者、“四粉”和“四黑”的死缠烂打和穷追不舍。
前人之述备矣，俺也凑凑热闹。
先说说一个看似毫无希望的皇子是如何突出重围、荣登大宝的？
论嫡庶，他不如老二胤礽；论长幼，他不如老大胤禔；论学识，他不如老三胤祉；论人望，他不如老八胤禩；论才干，他也未必比得上亲弟弟、老十四胤禵。可九子夺嫡大战的结果却是老四笑到了最后，这过程自然惊心动魄、曲折跌宕，老四所用的阴谋、阳谋足可以写成一部“人生宝典”。
一、“天下第一闲人”
雍正在《雍邸集》（当皇子时的诗文集）自序中说：“朕昔在雍邸，自幸为天下第一闲人。”有诗为证：
《山居偶成》：“山居且喜远纷华，俯仰乾坤野兴赊；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金樽潦倒春将暮，蕙径葳蕤日又斜。闻道五湖烟景好，何缘蓑笠钓汀沙。”
《园居二首》之二：“懒问浮沉事，闲娱花柳朝。吴儿调凤曲，越女按鸾箫。道许山僧访，棋将野叟招。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
《一日闲》：“闭门一日隔尘嚣，深许渊明懒折腰。观弈偶将傍著悟，横琴只按古音调。新情都向杯中尽，旧虑皆从枕上销。信得浮生俱是幻，此身何处不逍遥。”
《山翁》：“山翁避暑在山中，竹簌松涛面面风。三乐启期何所事，朝阳睡到夕阳红。”
《渔翁》：“渔翁独钓曲江湾，春雨秋风总是闲。满眼儿孙长绕膝，卖鱼沽酒醉苍颜。”
《大觉寺》：“翠微尘外境，峰壑画图成。寺向云边出，人从树杪行。香台喧鸟语，禅室绕泉鸣。日午松阴转，钟传说偈声。”
《再过大觉寺》：“一径烟萝夕照深，山窗幽竹更添阴。老僧谭法挥松麈，异鸟衔花敛雪襟。阁响钟声传密义，潭空云影鉴禅心。频来端爱风泉洁，却向无弦听好音。”
这些诗不仅格调不俗，而且处处透露出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情致。
雍王府邻近柏林寺，胤禛经常跑到庙里去跟和尚们参禅论道，谈论佛法心得，在机锋对答中已表现出颇深的造诣，后来做了皇帝，也曾经参与过佛门的争论。他还出资整修大觉寺，并自号圆明居士。“圆明”二字，据雍正后来解释，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总之是有深意存焉。
空闲之余，胤禛还编辑了一本《悦心集》，把他欣赏的一些文章收录其中，借以表明心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代才子唐伯虎的《一世歌》：
“人生七十古来稀，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和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这首《一世歌》和《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在意趣上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在一废太子前，胤禛这些做法不算矫情，因为彼时太子之位稳固，诸兄弟各守本分，他自然心如止水。何况父皇对他曾有过“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的评语，更须陶冶性灵、变化气质。废太子风波后，老大被圈，老三颓唐，“八爷党”遭受重挫，胤禛食指大动，便乐得将“恬淡寡欲”的形象继续装扮下去，以免成为众矢之的，也好让父皇放心。
二、“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胤禛深得其中三昧。
在一废太子和推举新太子的风波中，当别的阿哥跟乌眼鸡似的鸡飞狗跳时，胤禛却保持了难得的冷静。当然，这种冷静也是因为信心不足。在此以前，胤禛一直生活在父皇和太子哥的卵翼之下，此刻让他粉墨登场、一试身手未免难为他了，而且也跟他平时的表现反差太大——“反常谓之妖”，他没那么笨。
他始则仗义执言，帮废太子说话，还请求将胤礽身上的锁链拿下，让康熙觉得此儿心地善良，为人正派。康熙重病时，胤禛亲自照料，又让康熙感到此儿十分孝顺。议举新太子时，胤禛仍主张复立胤礽。此举大得父皇圣心，康熙为此传谕表彰：“当初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如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朕心甚慰，甚慰朕心！”
更可贵的是，受到康熙夸奖后，胤禛并未得意忘形，而是一如既往地谦谨自持。他只向父皇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恩免早年对他“微觉喜怒不定”的评语。康熙爽快地同意了：“十余年来，实未见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处，朕降旨时，偶然谕及，无非益加勉励之意，此语不必记载。”
胤禛即位后，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戒急用忍”不仅是做给父皇看的，也成了胤禛做人行事的座右铭，成了他跟其他阿哥打交道时的策略，由此达成了“大隐隐于朝”的效果——板砖横飞，都没有拍到他的脑袋。
这一年，胤禛31岁，他不但“而立”了，而且正式走进了父皇的视野。
三、“真正需要在意的，是那个能决定你命运的人。”
二废太子后，康熙爷身心俱疲，决计不再另立太子，且严令敢有妄言废立者绝不轻饶。此举凸显了康熙爷的“帝王心术”：
第一，这样做可以皇权独揽，政务不致梗阻：立的太子无能，有损治化；立的太子精明强干，又容易与皇帝分庭抗礼，对皇帝、朝廷和社稷都不利。
第二，可以避免阿哥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朝臣们不知道将来谁能入继大统，也就不敢轻易涉足阿哥党争之中，将来新主当政，容易事权统一。
第三，可以放心地让孩儿们各自办差，皇帝居高临下，细细体察各位皇子的品行才能，以便有生之年选出一个最满意的阿哥继承大位。
在这种情况下，诸皇子们只好收起邪念，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了。康熙爷可不好糊弄，非“动心忍性玩命干，汗水泪水肚里咽”，老爷子是看不上眼滴。
戴雨农要求军统全体“贯彻领袖意志，体会领袖苦心”。林总也曾经曰过：“别的都可以不管，只要领会主席的心思就行。”四阿哥胤禛在这方面做得丝毫不差。
胤禛办事麻利，果敢坚决，这点很得康熙之心，晚年委派胤禛的事务明显多于从前，对胤禛的好感和重视也与日俱增：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废太子事件中，胤禛负责对原步军统领托合齐进行审问，一举端掉“太子党”的重要人物。康熙六十年（1721），正值康熙登基60年大庆，胤禛被派往关外盛京祖陵主持大祭，回来后又奉命代祭太庙。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通仓、京仓亏空之事泄露，康熙命胤禛带领大队人马前去清查，此后也坚定了胤禛锲而不舍、花大力气清查亏欠的决心。同年十一月初九，也就是康熙驾崩前四天，冬至将到，胤禛又被派往天坛主持郊祀大典。
正如胤禛死党戴铎说的：“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四阿哥很好地把握了处理政事的尺度，勤勉敬业，凡是康熙交办的，都竭尽所能去办好，且每次总能让康熙感到满意，从而使自己在父皇心目中的分量更重。
康熙知道，要让这些有才干有实力的皇子完全不作“非分之想”，根本不可能。既然真超脱不可能，那么能装就好。因为能装，说明心里还有君父，不至于谋反逼宫。
目睹皇子们明争暗斗、骨肉离间、如同雠仇，康熙悲愤难平却又无计可施。因为胤禛在夺嫡斗争中表现得比较超脱，康熙晚年经常临幸胤禛的花园，与胤禛家人共享天伦之乐，而胤禛也总能曲意奉承，关怀备至。史料证明，这一阶段关心康熙身体，劝请父皇就医，推荐医生、检视药方的，也只有老四、老三。康熙只有在他们那里，还能体验到一点骨肉亲情。
胤禛还巧施妙计，把11岁的弘历（日后的乾隆）引见给康熙。弘历聪颖可爱，给暮年康熙的孤寂生活增添了一抹不可多得的亮色，以至于后来许多人认为康熙选定胤禛，是因为他认定弘历有“大贵之相”。
这种逆因为果的说法虽无道理，且多经乾隆添油加醋、自吹自擂，却也赢得了康熙的好感，晚年常夸胤禛“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应该说，胤禛的“良苦用心”收到了预期的成效。
四、“宁吃鲜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
在罗致人才、结交党羽方面，胤禛坚持重质量、少而精的原则，而不是像老八、老九那样滥施恩惠、邀买人心。
胤禛的小集团以“藩邸旧人”为主：戴铎，原任福建知府，后升道员，康熙末年升至四川布政使；年羹尧，胤禛的大舅子，康熙四十八年已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升四川总督，六十年又升为川陕总督，势大权重；魏经国，康熙末年已是湖广总督；常赉，镇安将军玛奇之子，官居副都统；博尔多，举人出身，后官居内阁中书。另外还有傅鼐、马尔齐哈、沈竹、金昆、诺岷、黄国材、黄炳等人。
藩邸以外，有四川巡抚蔡珽、左都御史李绂，这两人后来在雍正朝都得到重用。对于那些想挖又没有挖到的人，胤禛即位后也没有因为当年他们不给面子而加以忌恨，只要有才，都会重用，如鄂尔泰、觉罗满保等人。
对于夺位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步军统领（九门提督）、理藩院尚书隆科多。隆科多是国舅佟国维的儿子，胤禛养母孝懿仁皇后的弟弟，二废太子时取代托合齐担任步军统领。佟氏一门本来是支持八阿哥胤禩的，或许是因为隆科多见胤禩已经没有希望，在储位斗争的最后时刻加入了胤禛集团。
胤禛与十三阿哥胤祥素来交好，胤祥在夺嫡之争中虽然没有帮上老四多大的忙，但日后成为雍正朝的中流砥柱，成为胤禛最器重、最信任的帮手。
胤祥精明内敛，冷静自持，识人明达，手段老练，为官为臣游刃有余，治事之才非常人能及。雍正曾经十分感慨地说：“朕实赖王翼赞升平，王实能佐朕治平天下。咸谓圣王贤臣之相遇数千百载而一见，今且于本支帝胄之间得之。”
胤禛至诚相托，胤祥忠心以报，世人常以棠棣情深来形容二人兄弟情谊。雍正四年钦赐胤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御书匾额，死后谥号“贤”。又特许其不必避讳，仍称“胤祥”（其他兄弟均避雍正之讳，改“胤”为“允”），这在清朝宗室中绝无仅有。
胤禛一方面韬光养晦，一方面不动声色地网罗党羽，外有总督、巡抚、提督布于四方，内有内阁官员、御史等环列朝堂，隐然形成了一个综合势力不容小觑的团队。
五、“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
《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蒯通之言曰：“盖闻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六韬·文韬·明传》云：“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
说的是：机会来了，一定要牢牢抓住。倘若时至而疑、临事而畏，则祸不旋踵。一切犹豫畏葸都会让机会转瞬即逝，随即而来的将是灾祸。
康熙爷自小习武骑射，屡历战阵，打熬得十分好筋骨，他对自己的身体是信心满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死有些突然，以至于未能在生前完成立嗣的“法定程序”或留下众所公认的“法律凭据”，所以人们怀疑胤禛继位是否合法也在情理之中。
《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康熙生命的最后十年，随着二阿哥再度被废、大阿哥被永远圈禁、“八爷党”迭遭重创，剩下的“政治明星”也就只有四阿哥胤禛、十四阿哥胤禵这对亲兄弟了。前者常代康熙主持祭祀大典，后者则主管军务，且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用正黄旗纛，称“大将军王”，代天子出征西北。
此二人都是可能的皇位继承人，且因为胤禵出征声势之浩大，其继位的呼声和猜想还超过了乃兄。胤禩等人见胤禵受宠，都认为老皇帝看中了胤禵，要他历练，以积累资历和威望好继承皇位。胤禟还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们皆不如”，将来的皇太子一定是他。由于这些原因，许多人深信胤禛在康熙驾崩之际篡改遗诏、夺了兄弟的大位，这种说法见于多种稗官野史，并演化出若干不同的版本。
但猜想毕竟是猜想，如果说胤禛继位没有“法律凭据”，同样也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康熙生前已经视胤禵为自己的继位人。
俺们甚至可以这样设想：
康熙晚年喜欢胤禵不假，不放心他也是真。因为胤禵曾经上过胤禩的“贼船”。康熙四十七年（1708），老皇帝痛斥胤禩“柔奸成性，妄蓄大志”，博取虚名，邀买人心，下令将其锁拿。胤禵挺身而出为胤禩辩护，言语举止极为冲动，结果遭康熙痛打。胤禵如此维护他那个“八哥”，如果胤禩要搞政变，带兵前来逼宫的一定是胤禵。西北军情紧急，固然需要有能力、懂军事的皇子坐镇指挥，胤禵确也有此能力资格，但康熙老爷子未尝不是想把胤禵和胤禩拆开，免得二人狼狈为奸。胤禩、胤禟等人对胤禵的吹捧，适足以让康熙更加反感、警惕。
胤禵虽然表面风光，但在出征已近四年的情况下，始终没有得到封王，依旧是贝子的身份。虽然他行文时都用“大将军王”字样，但毕竟不是正式封王。这就让胤禵的身份不尴不尬，不上不下。
雍正后来在他钦定的《大义觉迷录》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胤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必知无是事矣。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胤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这段话的后半截诋毁胤禵的人品和能力，殊不足取，但前半截还是有些道理的。
真实的情形可能是这样的：康熙病情迅速恶化，只得以口谕交代后事、指定继承人（也许是老四，也许是老十四），或者什么也没来得及交代就龙驭宾天了。在此间不容发之际，胤禛伙同掌握京师卫戍的九门提督隆科多假传或真传遗诏，牢牢掌控住局面，顺利登上了皇位。
最大的冒险收获最大的果实。如果老四稍有犹豫或计划不周而被他人捷足先登，那么他真是想做富家翁也不可得了。
六、“龙生九种，种种不同。”
立储失败、两废太子是康熙一生中最大的败笔，由此而引发的夺嫡之争更使他身心俱疲，感情大受刺激，对康熙晚年的政局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很复杂。彼时满清入关虽已60余年，依仿汉制的君主集权政体大局已定，但在统治集团上层，还保留着若干满人的旧俗旧制，存在着部落贵族民主制度的孑遗，这些因素对于皇权的连续性与稳固性是有害的。天命末年努尔哈赤死后由八旗旗主公推新汗，崇德末年皇太极死后由实力较强的诸王、大臣议立新君，由此引起的夺位之争，几乎导致兵戎相见，使政权濒于分裂的危险。顺治朝皇权得到加强，各旗主王爷的势力大受削弱。康熙朝这一趋势继续发展，满洲旗主的势力已不能对皇族、皇帝造成颠覆性的危害。
但在皇室内部，由于初行嫡长子继承制，皇帝与储君、储君与其他皇子的关系并没有理顺。康熙接受历代皇位继承经验的同时，对明朝皇位嫡长子继承的历史传统并不完全认可。他认为，前明制度也不见得就好，除了太子，其余儿子都养得蠢如豕鹿，只会吃喝玩乐。李自成破洛阳，福王朱常洵库里堆金积玉，却不晓得掏腰包儿激励守城将士，以致下场惨烈。这样也是不成滴。
与明朝诸王“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不同，清朝诸王“内襄政本、外领师干”。康熙本意是想培育皇子，却助长了他们对权位的觊觎之心。诸皇子成人后，赐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对内临政，对外领兵。各自属员又“各庇护其主”，甚而纠集党羽，这样就造成了太子与皇子之间的矛盾。胤礽监国以来，除一二位皇子辅佐其理政外，其余成年皇子，莫不佯为恭顺而阴为绊阻，甚至有暗中魇镇、戕害太子者。
胤礽两岁即被立为太子，到他第一次被废，已经当了33年的储君。在康熙的溺爱下，他挟宠恃骄，养成了过分骄纵和暴戾的性情。成年后又监国理政，培植党羽，朝廷隐然出现了两个权力中心。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侵犯，康熙与太子的矛盾渐如水火，酿成了一废太子的悲剧。
胤礽被废后，其他皇子的野心大大膨胀。他们或单枪匹马，或结为团伙，或制造舆论，或刺探机密，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朝堂，都在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康熙放手让成年皇子参预朝政的恶果完全显现出来。
于是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先是发出警告：“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后来又将废太子复立，以为平息诸子争位的手段。然而废太子一点也没接受教训，不但毫无悔改之心，反而变本加厉，更加暴戾无道，穷奢极欲，终于在复立三年后再次被废。
二阿哥不行了，其他的阿哥呢？养尊处优、耽于玩乐的就占了一多半，剩下的，有的做事，有的看景，有的拆台，有的心藏险诈、一心要做杨广。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大阿哥胤禔魇咒太子，谋夺储位，且以“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为辞，鼓动康熙杀掉胤礽，被削爵，终身幽禁。康熙说胤禔“秉性躁急愚钝，岂可立为皇太子？”且痛斥其为“无情无义、飞扬浮躁、权欲熏心之蠢猪”。
三阿哥胤祉文采可观，整日召集一群文人清客吟风弄月，对大位亦无野心或不敢有野心，但也不是光明磊落之人。胤禔被叱，他落井下石，告发胤禔魇镇太子。雍正继位后，对雍正让他去守护景陵心怀怨望，也对雍正重用胤祥十分嫉妒。胤祥早逝，他对弟弟之死殊少哀悼之情，因而获罪，被拘禁于景山永安亭。
八阿哥胤禩自幼聪慧，办事能力极强。且精于世故，待人亲切随和，在官员士绅中口碑极好，人称“八贤王”。康熙三十七年第一次分封皇子时，他便与四、五、七阿哥一同受封为贝勒，是受封年龄最小的。一废太子时，以佟国维、马齐为首的朝中重臣联名保奏胤禩为储君，引起康熙震怒，说：“今马齐、佟国维与胤禩为党，倡言欲立胤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忿恚！况胤禩乃缧绁罪人，其母又系贱族，今尔诸臣乃扶同偏徇，保奏胤禩为皇太子，不知何意？”
在康熙眼里，胤禩邀买人心，柔奸成性，又怕老婆，做事慈软，显然不是皇位继承的合适人选。所以，大臣们越是向着胤禩，康熙便越是狠狠打击胤禩。老八从此一蹶不振，失去“圣心”。后来又因为“毙鹰事件”，惹得康熙说出“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的狠话，彻底断绝了他夺取太子之位的可能。
胤禩在皇子中有一批拥护者，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十四阿哥胤禵，“俱奉允禩如师”，“俱听允禩指示”。这些人给雍正的继位和新政造成了不少的麻烦，深为雍正所嫉恨，所以后来都被一网打尽。
七、众口铄金，面目全非。
雍正一生干成了不少大事，其历史功绩有目共睹。
郑天挺先生称雍正是“一代奋发有为的帝王”。
日本学者佐伯治评价雍正：“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
英国历史学家史景迁认为：雍正的父亲康熙为政宽松，执政末期受储立之争所扰且出现典型的长寿帝王统治能力退化的现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满清实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农民生活水平恶化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政治历练、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45岁），因此得以精准地分析问题并有魄力作出应对。
黄仁宇认为雍正虽未能了解与解决明清两代作为“内敛式王朝”的根本问题，但满清得以建立起一套继续运行百年以上仍大致有效的统治体制，而未沦为“立国百年而亡”的异族王朝，当归功于雍正一朝的改革。
这样一个有作为的皇帝，生前死后却落得一身的恶名，正应了古人“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说法。
雍正可以运用皇权打击政敌，甚至消灭他们的肉体，却无法堵住他们、他们的党羽和他们的同情者的嘴巴。许多不利于雍正的流言和“真言”，都是这些人传播开去的。
康熙以宽仁治人，晚年勤躯已倦，吏治十分腐败。当考官，收孝廉的钱；当军官，吃空额，捞军饷；收捐赋，火耗加到三成以上，几乎到了“人人顽劣无耻，个个面目可憎”的地步。雍正“以义正之”，冷面冷心，痛加整顿，这就得罪了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清欠亏空，得了个“抄家皇帝”的绰号。安插密探巡访民情官隐，建立密折专奏制度，落下个怀疑诛忠的恶名。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动了官绅地主的钱袋子，触了“官怒”。文字狱得罪了天下读书人，落了个好谀任佞的恶名……雍正的丑恶形象在这些官员、读书人的“口诛笔伐”中，进入了老百姓的意识。套用他自己的话讲，正所谓：“做事易，成事难；成事易，守事难；得名易，保名难；保名易，全名难。”
当然，也有咎由自取的成分。
雍正喜怒不定、暴躁狷急的毛病虽曾一度收敛，却是终身未改。求治过切，求成过急，臣下稍不如意，则责罚随之。说他刻薄成性，一点也不冤枉。年羹尧西北大捷，帮助雍正稳定了朝局，雍正不吝以“恩人”这样的肉麻话推崇他。及其不法情事败露，又像催命阎罗般苛骂指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变脸之速，令人心寒。
雍正虽然工于心计，但也谈不上“心怀山川之险，胸有城府之严”。因为过于自尊好胜，每好与人争论，甚至到了不分对象、不讲体统的地步。在雍正留下的大量朱批中，自神自圣、察察为明的内容比比皆是。说到底，还是因为内心深处的不自信。
畅春园惊魂一幕，雍正虽未必是“矫诏篡位”，但现存汉文版的康熙帝传位遗诏确实是他事后补造（即便不是伪造）的。为了弭谤，雍正不惜降尊纾贵，与叛逆书生曾静“对话”，刻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到处散发，四处宣讲，对种种不利于自己的流言责难逐条辩解。结果越辩漏洞越多，还进一步暴露了不少皇家隐秘，以至于乾隆甫一登位，即下令收缴此书，禁止民间散播。另外，隆科多之死绝对跟“继位风波”有关。
雍正帝曾傲然对大臣们说：“卿等须知，今日之巍然在上者，非寻常生长深宫之主，乃三十年在外，历试诸艰，备知情伪之雍亲王也。但能常存此心，庶可常取恩眷。”在这样的皇帝手下当差，只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日子焉能好过？！
这样的性格和理政风格也苦了雍正自己，虐待狂同时成了受虐狂。在位13年，朝乾夕惕，夙夜匪懈，宵衣旰食，事事躬亲，的确堪称最勤政、最辛苦的皇帝。他曾经刻了一枚“为君难”的寿山石印章，殊不知个中辛苦艰难，多少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雍正自诩参透了世态人情，也没有一般皇帝奢靡、好色的毛病，却活得不长，58岁就死了。有人说他是活活累死的，这点不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迷信。他口焦舌烂地劝谕别人“觉迷”，自己却迷信而不自知——迷信祥瑞、迷信长生、迷信丹药……终于因服食丹药而猝死。
呜呼——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