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上面已经讲过中国民族和社会的历史，现在我们要讲中国的文化。要讲中国的文化，我们先要讲“文化”二字究竟指的什么。这两个字，西方人也有各种讲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我今天所讲，也不一定就是其中最好的意见。我以为“文化”就是人群整个全体的生活。个人的人生，不能就叫做文化，文化一定是指大群的，因此要从全体来讲。而且这个全体还不是一个平面的，应该是一个立体的。不仅是人生的各部门、各方面，还要有一个历史的传统在里面。因为我们的生活，不论任何一部门、一方面，都有一个历史性的传统在里面。譬如我们穿衣服、吃东西、住房子，都有长时期的历史演变直传到今天，而且尚有将来无穷的持续。因此我们讲文化，要拿各时代、各部门、各方面，过去、现在、未来，综合在一块来讲。所以文化必有一个体系。外国人一到中国，就会觉得中国人的生活，从各方面讲，都和欧洲不一样，这就是文化的不同。由这一点，我们可得到一个很浅的印象。觉得这个地方的社会和那个地方的社会有不同。因为这已经是人生的各部门、各方面、各时代，都融合在里面了。
我们今天讲文化的体系，我以为要拿我们的生活分成几个阶层来讲。第一阶层是“物质的”，也可以说是经济的，包括衣、食、住、行等等。这是文化的第一个基础，没有衣、食、住、行，就没有人生、没有文化，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最底层的第一个基础。进到第二个阶层，就是一种“群体组织的”，也就是人与人相处的一种社会的生活。譬如我们处家庭、处社会、处国家，都在这种生活中。一个人开始生到社会上来，首先就是要解决他第一阶层的生活。这种第一阶层的生活，普通动物也有。第二阶层，就要组织家庭、社会，有政府、有国家了。 这是群体生活，惟人类始有之。到了第三个阶层，这就应该到了“心灵陶冶的”生活了。到了心灵上的生活，这就有文学、有艺术、有哲学、有宗教信仰了。
我想大体上我们可以拿文化的各部门、各方面分成这三阶层，从第一个跑进第二个，再跑进第三个。当然我们也不能严格的分，譬如我们的衣、食、住、行，吃饭是一个家庭在一起，住房子也是一个家庭在一起，我们的经济，从深处讲来，实不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和合在一起。在群体生活的这个阶层中，父子夫妇就各已有了心灵的生活在里面。夫妇有爱情，父子有孝慈，这就是第三阶层已经在第二阶层中现出了。
今天的人生，这三阶层早已融成一个了，但我们为研究讨论方便起见，不妨分成三个阶层来讲。譬如我们最先组织了家，当时还许不懂得讲夫妇父子之爱，慢慢的在这里面就发现出一种精神的、心灵的生活来。我们固然不可能没有第一阶层物质经济的生活，可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第一阶层的生活中，而第一阶层的生活也不能决定了第二第三阶层的生活。这就是说，生产条件不一定能决定家庭组织和宗教信仰等。共产唯物观的一偏之见，今天我们不必讲。我们且把此三阶层，来看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体系。我们今天只想粗略的来讲三个大体系，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印度。
二
在这三个大的文化体系中，我们只能说印度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它的发展是畸形的。印度的气候炎热，物产丰富，物质生活很容易解决，因此在物质生活上，反而不能发展到一个高度去。再拿印度的地理来看，三面环海，海边还有高山，北方也有高山阻障，只有西北有一条路可以向外交通。现在的印度人也是从这条路跑进印度的，以后从这条路跑进印度的就很少。像亚力山大和蒙古的军队打进去，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因此印度对于第二阶层国家群体的发展也不高，因他们不感觉有此需要。但印度文化也曾发展到最髙的一个阶层去。如其在宗教、文学、艺术、思想方面，不能说印度没有一番成功。这种情形，就等于一个人心脏、肠胃、手足都不健康，而那人的脑力特别丰富，智慧特别高。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才，也可以说是一个病态的人。所以我说印度文化是一个畸形的、病态的。这当然也是受了天地自然的影响。
西方人的文化，我们可以说是从希腊人的个人主义，罗马人法律、军事、政治的群体组织，再加上希伯来的宗教信仰，由这三方面合起来。实际上西方的宗教起得后，先有希腊、罗马，才有耶教。耶教到罗马去，当然也要受罗马的影响。因此在耶稣教里面，自然就已经有了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成分。耶稣固然有一种“博爱”精神，实在说起来，里面也有一种希腊的所谓“个人主义”。譬如我们同在一个教堂里，多少人同在一起祷吿，但是我的祷吿和你的祷吿，相互间可以没有关系。毎个人都想直接接触上帝。这就是一种个人主义了。我们研究耶稣教的理论，它是很多采用希腊哲学的。诸位倘使是教友，研究他们的神学，有的是采用亚里士多德，有的是采用柏拉图。拿希腊的哲学思想和耶稣的教义配合起来，主要的还是有个人主义的色彩。不过同时耶稣教特别坚强的有一个组织，这就是罗马精神之表现。天主教的教会，到今天教皇在梵缔冈，他可以没有国家、没有政府，而在全世界保留一个严密的组织，可以维持这许多年下来。这个教会组织就是罗马精神了。因此耶稣教开始只有耶稣的教言，后来的神学就有希腊文化参入，教会组织就有罗马文化参入；实在耶稣教已经容纳了希腊精神和罗马精神。以后又有文艺复兴，我们更不能认为今天的耶稣教就是耶稣教，和希腊、罗马文化分开讲。这样再加上现代科学，四个来源凑合起来，就是今天的西方文化了。
我们拿中国文化这个体系来同印度的体系作比较，我们觉得中国文化是健全的。是从物质阶层进到群体阶层，再到心灵阶层；这三阶层又分配得很均匀，不像印度人单在一方面发展。倘使拿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作比较，西方文化是复体的，希腊的、罗马的、耶稣教的，再加上他们自己原始的民族性，再加上近代的科学。他们的文化多半是外来的，宗教固然是外来的，哲学也是外来的。因为今天的欧洲人，不是希腊人，也不是罗马人，有他们原始的民族精神，有他们本来的天性，加上这三种外来文化和现代科学，因此西洋文化是多彩多姿的，其短处在不容易调融和合，时时在内部起波澜、起冲突。中国文化是一本而来的。我们今天拿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比较，当然中国文化有它的发展，也有它的短处。
我们谈文化比较，不能空洞的讲，要拿现实成绩来讲。我们要知道文化演进，决不是一条直线向前的；从来的历史都不是直线向前的。我们近代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观念，往往认为下一代比上一代进化了；这话实在不可靠。尤其是我们看历史，历史是波浪式的往前进，决不是直线的。
倘使我们把中国历史照波浪式画出来，又把欧洲历史也照波浪式画出来，再来两面相比，应该是中国的比欧洲的平均高一些。在清代乾隆以前，中国人在此三个阶层的文化造诣上，决不下于西方人。马可孛罗来中国，回到西方，写了一部游记，西方人见了，决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国家。偌大的地区，只有一个统一政府，到处有城市、有商业，而没有关卡，没有军队，大家安居乐业。这样的世界，在西方当时是不可想像的。我们即拿今天的西方来看，各位到西方去，坐在餐车里打一个盹，就会换一个国家，就有人上来查你的护照。直要到近两三百年，现代科学出现，世界才变了样。
我们拿物质文明来讲，罗马也绝对不能比中国的唐代。双方纵说富强相似，唐代的宗教、文学、艺术种种人生的高境界，罗马都比不上。而如罗马的斗兽场之类，在唐代也没有。我们尽往上看，无论哪一时期，把中西文化，拿波浪形画出两条线，中国文化决不比西方文化来得差。可是从道光以后，我们是在直线下降，西方是在直线上升。这时以来，处处相形见绌不用说。但我们总不该单把此一横切面来推断双方之全进程。
三
一百年来，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变成一种“次殖民地”的地位。此事说来亦简单，主要一件，像如纺织物的侵入到中国的乡村。当时中国乡村，毎个家庭里，纺纱织布本是一个重要的辅业。自从英国的纺织品卖到中国来，中国人都买洋布穿,此种家庭妇女的手工业就完全崩溃了，中国人的金钱财富源源流到英国去。衣服是人人要穿的，春、夏、秋、冬四季，每人做一身衣服，当时的中国四万万人，要多少尺布？英国的洋布，棉花从印度来，纺织成了布，就向全世界销，而销数最多的是中国。中国农村破产，就从买洋布开头。所以印度的甘地反抗英国，第一件事就教印度人不要买英国布。他自己带一架手摇车，由自己亲手来纺纱。这是很有意义的。不料一百年后，香港的布匹转而畅销到英国去，英国兰开夏的资本家讲话了，他们说香港布再这样销，他们就不能生存了。英国国会当然代表民众，出来要求限制香港布的入口。这虽是一件小事，却大可玩味。首先我们该把眼光放远一点，世界的情形不是到今天就切断，下边不再有变化。
我们讲文化，岂能专据眼前讲。即就专据眼前，英国人到香港来贩鸦片，中国人反对，才有鸦片战争，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现在是香港的中国人到英国贩布匹，英国人说该限制，香港纺织商人也就答应了。中国人固然好说话，然而这件事不能不说是英国人的一种耻辱，这是一件历史文化上的耻辱呀！香港是哪样到英国手里的呢？还不是因贩鸦片打来的。布匹与鸦片不同，而且香港目前是他们的殖民地，他们却要限制香港布匹去英国。若就我们东方人的传统文化观念来评观，这哪能算合理？写在历史上，哪能算光荣？又如何能服得人？
我们当知一个国家也不能纯讲武力和经济，总应有一个“人生大道”在里面。倘使我们真信仰有上帝，或真信仰孔子的理论，倘使我们真认识人类几千年历史不断的演变前进，我敢告诉诸位，若单就这一点言，英国的前途，不会老在中国人之上。我此十年住在香港，香港这一个小地区，十年来流亡到那里的人，居然能把他们的纺织业威胁了兰开夏的存在。兰开夏的纺织业，就是一百年来大英帝国殖民政策的一根大管子，中国人的血都从那根大管子抽去。而今天他们却说受了香港流亡人压迫了。这不是值得发人深省的一件事吗？
我们总说科学为什么不到中国来。我敢说这只因社会不安定，并不需要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扔毛厕里，废除汉字，把大家洗了脑，科学才会来中国。中国这几十年来，一年到头在打仗，社会不安，科学怎么能生根？在殖民地的香港，才有十年安定，各种事业也都起来了。倘使中国大陆也能有十年安定的话，就以香港为例，香港人就是中国人，可见孔家店不必打，线装书不必扔，汉字也不必废，科学仍然会来中国。中国人去西方学科学，尽有成绩出人头地的。中国人哪个不喜欢发财？哪个人不能经营一个公司行号？我们不用怕，政治一安定，科学就在中国社会生根了。道在迩而求诸远，许多人闭着眼睛瞎讲，说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冲突了。其实何尝是这样？科学到中国来，中国不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百年来中国社会不安定，科学不容易生根，这也是简单易明的事。
我们今天不如西方人，这也是一时代的事。明天的中国，谁也不知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今天，英国领导世界的地位已让给了美国人，法国人更像在走下坡路。中国人至少在此五十年间是在翻身往上爬。这个端倪，从辛亥革命就已经见到了。
四
所以我们讲文化，应该把双方作一个比较，而这个比较一定要放大眼光，要拿人类历史全进程来讲,不能横切一短时期来讲。在今天的横切面上，当然中国不如西方，谁也不反对这话。可是今天的我们，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光荣面。 我们的时期，不是中国文化到达了最高表现的时期。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是中国文化最高表现的代表，我想谁也不能这样讲。我们今天是在堕落时期中，我们的祖宗并不曾永远在堕落。堕落的是我们，而今天的我们不自负责，却说中国传统文化不好。今天的我们，懂得了世界潮流，懂得了时代趋势，懂得了从前的中国人一路都是错。我想我们如此讲，似乎太不公道吧！简单说一句，大家不研究历史，随随便便提出文化改造的口号，哪里有如此简单的事呢？
文化体系好像七巧板，七块板子拼起来，可以拼成一个建筑物，拼成一匹马、一条船，或者一个人。用各种方法可以拼成各种花样。文化体系，乃是更复杂的七巧板。就物质人生讲，就有农、工、商、矿、渔、牧等各业。就群体生活讲，就有家庭、国家、政治、法律种种。就心灵生活讲，又有艺术、文学、哲学、宗教等。各系文化中各部门的内容，似乎都是差不多。因此有人说，大家是个人，文化只该是一个，如何硬分东方和西方？西方人进步了，东方人落后了。东方人能进歩，也就会像现在的西方。今天的中国，则只能同西方的中古时期相比。这种话虽不是在主张“唯物史观”，实已很近乎唯物史观的道路了。
前面我们讲过，共产主义和我们最大的一个不同之点，就是他们不承认有“异”。他们不承认有异民族，不承认有异文化。照他们讲，人类是一体的，没有东方和西方。中国在共产主义的蔓延时期，高谈文化问题的人，其实也一样。所以他们要来做启蒙运动，要来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因为他们想中国人往前一歩，便会像西方人。这种讲法，可以说和共产主义貌离神合，样子不同，精神却一。我的看法，这七块板中，只要一块的位置换了，块块都得换；只换一块板，其他六块都要跟着动。
我姑举一个浅显的例。中国人讲孔子，西方人讲耶稣。此两人是有其不同之点的。他们在中西文化体系中，也如七块板中的一块。虽然孔子不是宗教主，他也在那里教人做人的道理，和耶稣有其相同点。但我们今天主要在求其“异”。我觉得中国孔孟像是板着面孔讲话的。忠孝呀！仁义呀！道德呀！甚至说：“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生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中国人讲道德，连生命都可以舍。当然耶稣也上十字架，然而双方的讲法确有些不同。中国人讲道德，总是你该这样、该那样。你该孝，父母不慈仍该孝；你该忠，国家昏乱还该忠。西方人跑进教堂，或者晚上在自己床前跪下祷告，他说：“我错了，请上帝赦我。”西方人的宗教，像是放你一条路似的。一个儿子去从军，老母送行，没办法，只好请上帝保佑。中国人怎样呢？如像岳武穆的母亲教她儿子，她尽说你该为国忘家，到前线再不要怕死。这就是中国道德教训和西方宗教不同之处。
中国人沉浸在此种道德教训中，似乎一举一动，处处受束缚。这里便该谈到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我认为孔孟之书，和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一张一弛，相互为用的。这两块七巧板配搭在一起，就有一个平衡。西方的文学、艺术，是站在人生前面的，它在鞭策你向前；倘使碰了壁，就到教堂里，上帝赦我！上帝帮我忙！他们的文学常是火辣辣的，教堂里的唱诗祷吿则是温暖的。倘使我们拿中国常用的“阳刚阴柔”四个字来讲，孔孟道德教训是阳刚的，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则是阴柔的。西方人的文学、艺术是阳刚的，是剌激人积极向前的，而西方人的宗教则是阴柔的，解放人，安慰人。中古时期的人，老在教堂里祷告。 一旦文艺复兴，他们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戏剧，都教人向前；此所谓“由灵返肉”。碰了壁还有个教堂在那里。
今天我们中国人，能欣赏中国文学、艺术的太少了，大家都喜欢跑进电影院看电影。看了回来，晚上会使人睡不着觉。这些都是热辣辣的，刺激人，兴奋人。它就是要你的心不安，要你往前跑。西方人碰了壁，闯出问题来，还有个慈母耶稣教在旁边。我们怎样办呢？所以我们尽爱外国文学，看外国小说，也就该信耶稣教。因为人生尽向前，该有碰壁的。碰了壁，有一个慈亲在那可以安抚你，慰勉你。孔子、孟子讲忠、孝、仁、义、道德，我们今天的教育，还脱不了此种传统。如我现在住在山上，房间是忠字第几号，那边是孝字几号。社会上还是要我们忠，我们孝。我们得闲夜间去听一段平剧，如梅兰芳《贵妃醉酒》，载歌载舞，听了，全心都放下，晚上睡觉，没有一件在心里。即如像《四郎探母》之类，剧情是紧张，够刺激人的，但剧情放在清歌妙唱中，不比西方话剧，硬绷绷，太现实了。而且如《四郎探母》，临收场，两个国舅由小丑扮，胡闹一场，仍使人心下轻松，叫你不要太郑重，太认真。又如看一幅中国画，几根竹子，一双小燕，溪边小船，山上白云，那都是何等洒脱，几使人如在世外。我们读陶渊明的诗，心地自淡。读杜工部的诗，虽是这样艰苦备尝，关心君国，读他的诗仍是心中解放。异代同情，好像得了一安慰。
所以我们若真要认真接受中国孔孟教训，同时应该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学和艺术。这些不是老在你背后鞭策你向前，或老在你前面引诱你向前。鞭策你诱导你的是孔孟,犹如家中父兄。退下来有陶渊明、杜工部，这就是慈母和姊姊，可以使你解放得抚慰。西方文化这两面是颠倒过来的。倘使中国的小孩子，看了西方电影，跑进学校，还是在“学而时习之”呀！“何必曰利”呀！这样地教他，那将如一种苦痛的刑罚，将会使他内心失却平衡与调和。因此事情总是要各方面有配合的。中国社会直到今天还能安顿在这里，其中必有一道理。如果什么都不注意，随便一句话说我要这样，要那样，是会入歧途闯乱子的。
西方的宗教，讲上帝、讲天国、讲灵魂、讲身后，这些东西都不在眼前，都是凌空的。我们读他们的小说，看他们的电影，看他们的画，那就现实得很，都像是实实在在在你面前的。一篇小说里叙述一个人，就如这人在你面前；描写一个房间，就像你真跑进了这房间。中国人的教训，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忠孝、仁义，都是具体的，现实的，一点也不玄虚，不脱空。但是一到文学、艺术，境界就不同了。风花雪月，流水行云，都像离开了人世间，都凌空了。
现在我再要告诉各位，中国的文学家，具体说来，他们的生命实都是悲剧性的。最早如屈原，便是一例。最具体，人人俱知，最可作代表性的，便如宋代的苏东坡。他的一生，进过监狱，几乎遭了死刑。屡遭贬谪，最远到了海南岛。即如他在黄州的一段生活，也可算得十分悲凉了。他有名的《赤壁赋》，便成在当时。即如他同时稍前的欧阳修，又如欧阳修最所崇仰的唐代韩愈,他们的具体生活，也就十分悲凉，甚难详说了。我上面举到的陶渊明和杜工部，已可算得是文人中命运较好的。所以韩愈说：“文以鸣不平。”其实除古文外，骈文、诗词、歌赋，乃至以下的传奇、戏剧全如此。这哪能和西方文学家、戏剧家的实际生活相比呢？要在西方文学家中找位和我们中国文学家生活比较能约略相似的，似乎只有俄国的托尔斯泰一人了。所以中国的文学、艺术，全是在艰难痛苦的实际生活中来自作安慰的。而西方的文学艺术，则是在引诱人、领导人，进向一想望快乐的生活中去。那又是中西文化一绝大不同点。但我这里所讲，实在亦不止于文学之士，即如“孔、颜乐处”，亦就可想。这些留待下面再讲。
五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东西，要在他的整个里面去了解，要在全体中间去了解。讲到任何一项学问，也该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去了解其意义与地位。这就关系落实到具体问题上来了，那就很复杂。譬如民主政治中之竞选吧！在西方，像像样样一个人，到处去演讲，你们只举我就行，他当众指摘对方的竞选人。史蒂文生在批评艾森豪；艾森豪也在批评史蒂文生。竞选完毕，双方握手，如无其事。可恨中国社会急切学不成那一套，大家推举他，他还得说：怕我不胜任，既然大家相强，让我勉为其难吧！这在中国还说是“君子之道”。我不能公开骂你，也不能自己说我比你强。在中国这种传统之下，一旦要移风易俗，来作西方式的民主竞选，真是谈何容易？文化体系之不同，实是很具体，亦很复杂的。所以我们讲文化，讲历史，定要从全体里面去了解其各部门。拿各部门分开来，我研究政治，你研究法律，要能大家配合起来。譬如造房子，我做窗，你也做窗；我做门，你也做门；窗有长短，门有大小，大家各不相关，埋着头去做，拿来配不成一所房子的。定要先有一个整所房子的计划，由此计划图样分头做门窗，拿来才配得上。
因此，我觉得，我们将来应该添一门学问，就是“文化学”。从前没有经济学，现在有了。从前没有社会学，现在有了。从前没有文化学，不久亦当会有。这不是讲历史，不是谈哲学，需要把人类文化的各方面各部分整合起来，做一门学问来研究，这是将来极大的一个工作。今天西方虽也没有这样一门功课，但讲历史的人讲文化，讲哲学的人也讲文化，早已注意到此了。我们这几十年来，也慢慢喜欢讲文化，但还没有认真地去讲，好像一讲到文化就什么都可讲。当然我们也可说抽大烟，打麻雀，女子裹小脚，这些都在文化里面。可是真讲文化，不能如此专在太琐碎处讲。以前女子裹小脚，中国社会是这般；以后放了天足，中国社会还是这般。今天中国，已很难找到女子裹脚的，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大变；因为女子裹脚在文化大体系中，实在并不占重要位置。譬如一所房子，偶然在那里有一点脏，拿扫帚一扫就行了。你不能专着眼在这一点脏上，说这所房子根本要不得。果使一所房子的价値，就在这一点脏的有无上，那就太简单了。打麻雀，也如此。我们今天可以订下一个办法，像冯玉祥以前在洛阳一样，大家都在打麻雀，他晚上派人出来查，查着，叫这四个人抬着桌子出来游街，以后大家就不敢打麻雀。但大家不打麻雀了，中国的政治、社会、人生还是照常，没有能真把中国救了。这因主要问题并不在这些上。若真在这些上，那就容易了。
西方人初来中国，就喜欢看这些。他遇见一辆独轮车，一边坐一位老太太，一边放一头猪。他就说，这就代表中国的人生和文化了。他必然会拍张照片，写条新闻，作一报吿。他不知他所见甚小，值不得大惊小怪。从前前清时代我们都拖一条辫子，后来全把辫子剪了，但中国文化传统还是照常。这些全是外皮，一个人面上生一个疤或疮，这不比心脏有病，我们不要太看重这一个疤和疮，要看重心脏。但什么是文化中的疮和疤？什么又是文化中的心脏呢？这就该有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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