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是国学大师钱钟书的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从1939年开始撰写，于1948年正式出版。书名借用明代“前七子”之一徐祯卿一部诗话的名称,即所谓“径攘徐祯卿书名,非不加也,无可加者。”（《谈艺录》卷首“前记”。开明书店1948年6月版）至1984年,钱钟书又出版了《谈艺录》补订本。补订本以40年代的原本为上编,新补内容为下编。一部完整的著作,前后耗用了作者40多年的心血,可谓是“半生辛苦不寻常”。钱钟书先生的学术著作《谈艺录》自1948年出版以后就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部著作主要阐述了文艺理论方面的十个问题：艺术创作的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妙悟与神韵、理趣、于山水中见性情、“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文章布置的“行布”、比兴风骚、曲喻、心手物相应、词与意的离合，并且对于这十个方面的理论做了详细的分析。
《谈艺录》以探讨中国传统诗学为主要内容,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美学、比较文学、修辞学、艺术论、创作论等,均在作者的视野之内。中国的诗歌有几千年的历史,作者的着眼点是在宋元明清四朝。除陶渊明、庾信外,唐代以前的诗人几乎全被搁置。唐代诗人谈得较多的是韩愈、孟郊、李贺、李商隐等人。宋代诗人是钱钟书最为关注的,主要论述了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等人。这种对宋代诗人的格外关注,孕育了钱钟书于1958年出版的《宋诗选注》。在元明清三代诗人中谈得较多的是元好问、方回、钟惺、谭元春、王士祯、袁枚、赵翼、蒋士铨、龚自珍、苏曼殊、王国维等人。《谈艺录》中对于诗人和作品的批评，李贺所占的篇幅最多，可见钱钟书先生对其的重视程度有多高。《谈艺录》中称引古人时喜称字、称号，不喜称名。对于没有较深的古典文学造诣的读者来说，要读懂这本著作非常困难和麻烦，在阅读过程中要借助一些参考书，例如宁夫编写的《<谈艺录>人名别称索引》就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对阅读和研究《谈艺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省去了大量翻检古籍的工作，节省了读者和研究人员的时间。
明代作家徐祯卿的诗学理论著作《谈艺录》以“因情立格”的文艺美学观奠定了它在中国诗学史上的地位，通观《谈艺录》全著，可以看到它所体现的诗学观点在情为诗之源、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与《诗大序》一脉相承并且各有所发展。如果说《诗大序》的重点在言志抒情，《谈艺录》则可称以抒情言志为重点。钱钟书先生甚至直接将“谈艺录”用作自己的著作之名，并说：“因迳攘徐祯卿书名不加标别，非不加也，无可加者。”
《谈艺录》对情在诗歌中的主导作用的强调，对情感生发、调节、表现等环节相当精辟的描述，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谈艺录》在强调诗人感情至关重要时，对诗人情感的产生、活动规律及其作用等作了十分具体地描绘：“朦胧萌坼，情之来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连翩络属，情之一也；驰轶步骤，气之达也；简练揣摩，思之约也；颉颃累贯，韵之齐也；混沌贞粹，质之检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高才闲拟，濡笔求工，发旨立意，虽旁出多门，未有不由斯户者也。”把人的审美感情活动作了如此深刻的辨别，“这是继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对于创作思维过程的又一次较为完整的描述。”（张寅彭.中国诗学专注选读[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4。）同时，徐祯卿指出诗歌要重情贵实，反对徒事华藻。为此，他还提出，用“思”、“力”、“才”、“质”来辅助规范诗歌的艺术表现。
《谈艺录》最为人称道的当属“因情立格”这一学说了。徐祯卿认为，“兴怀触感，民各有情”、“人士品殊，艺随迁易”，所以他主张：“夫情既异其形，故辞当因其势。譬如写物绘色，倩盼各以其状；随规逐矩，圆方巧获其则。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环之大略也。”也就是说，不同的人有不同际遇、经历，变化不定的生活造就了人们丰富万千的情感体验，不同的情感则要用不同的文辞来表达。即诗歌的表达要随情而变，因情而立。当然，主张以情感为先导，并不否定格对情的规范作用，所以他又提出：“诗贵先合度，而后工拙。纵横格轨，各具风雅。”就是强调诗歌对感情的表达要尊重表现对象的情状，遵守与特定情感相对应的体裁和风格要求，使诗歌沿着合理的方向走下去，达到“温纯厚雅”。
《谈艺录》在继承《诗大序》所开辟的言志抒情传统上，不仅对“抒情”说有所继承与发展，并对“言志”说有不同程度地继承与发展。《谈艺录》以情为诗之源以及强调诗歌与现实关系的主张，是对《诗大序》言志抒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样重视言志与抒情，但《谈艺录》突破了《诗大序》“以志统情”（胡经之、李健，中国古典文艺学[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9。），把情感伦理化、社会化的政教功用性，强调“以情统志”（同上），主张“因情立格”。所以，如果说《诗大序》的重点在言志抒情的话，《谈艺录》则可称以抒情言志为重点。
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先生从不同角度引述了诸家评论八股文的观点,揭示了八股文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来龙去脉。从先生散见于该书各处的相关论述中,可以把握到钱钟书先生对八股文一分为二的客观认识:他既看到这种文体的功利性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没有忽略八股文所蕴涵的文学因素及其与戏曲、诗歌等文学样式多方面的复杂联系。自从1905年八股文废止之后,这种文体渐渐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文体的学者们也很少问津,偶尔涉及者,或痛骂一番了事,或不得要领。而每当谈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八股文则必定要被拉出来示众。人们极少愿意深入思考关于八股文的一些根本问题,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已经有定论、无须再谈论的对象,而钱钟书先生则不同。对于文体,钱钟书先生有着自觉的意识和准确的把握,这使得他在阐释中国文化史上一些看似矛盾抵牾、纠缠不清的现象时,往往如快刀斩麻、热汤沃雪,这一点从他对八股文的认识和态度上可以得见。尽管对八股文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作为一个严谨的研究者,钱钟书先生在谈艺论文之时没有遗漏作为特殊文体的八股文,书中引述他人观点和阐释个人见解,涉及到八股文的方方面面,提供了研究八股文的丰富资料。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谈艺录》主要以文言的形式、札记的写法，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以降直到近代的诗人和诗歌，予以沿波探源、旁征博引、中西对照式的论述和分析，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国学与西学素养、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方法论视角。该书被誉为“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诊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夏志清语)。
这部诗话巨著,不为时尚所动,始终坚持自己的审美原则,不为流俗所惑,始终坚持自己的精神品格。篇幅自由,不尚空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评论文艺思潮、研究文学本体,力保文学独立地位。评价诗人作品,知人论世,不囿于门户之见。鉴赏文学作品,不囿于前人旧说,自成一家之言。批评他人,更批评自己。锋芒毕露,犀利泼辣,却又不失儒雅风度。考释笺注峰回路转,严谨不苟;条辨缕析丝丝入扣,毫厘不爽;纵横比较洞见隐微,豁然开朗。钱学专家陆文虎先生认为《谈艺录》当是传统诗话的最后一种——“《谈艺录》出而诗话亡”。（陆文虎《钱钟书〈谈艺录〉的文论思想》,《当代文坛》1988年第5.6期。）这话虽不无夸张,但它表明《谈艺录》确实达到了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打开《谈艺录》随着作者思路的展开，无数中外文学例证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凡哲学、美学、宗教、艺术，文化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著作信手拈来，英、法、德、意诸国语言随意驱谴，正所谓牢笼万物于掌下，思接千载于胸中。《谈艺录》虽非钱先生卷帙最繁的著作,却是他优秀的代表作。似乎可以这样说:只有读懂了《谈艺录》,才有可能读懂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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