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耀威
钱基博（1887-1957）先生的晚年，是在我学习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度过的，先生的一个壮举，就是将大约五万余册的私人藏书，无私的捐赠给了华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在捐书后，先生却和一般读者一样，拿着借阅证，多次到馆借阅曾经属于自己的书籍。时过境迁，我也作为一个读者，多次借到过署有“钱基博赠书”字样的图书。后来，我也知道了另外一个事实，华中师范大学博物馆中的大部分文物竟也是钱基博先生所赠。从商周三代，历汉唐宋迄明清，大大小小文物有二百余件。包括龟甲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墨迹等。文献旧物，至今犹在，睹物思人，对先生之景仰，油然而生。
先生的人格魅力，是首先给我的最大震撼。不曾想到先生还有更为富丰的一面，只是长期不为世人所知罢了。
先生是江苏无锡“三钱”（钱鐘书、钱穆、钱基博）之一，钱鐘书先生的父亲。早年慷慨从戎，奉事军府，1913年后，尽50多年的时间里，钱基博先生一直疾病缠身，“无一时不疾痛，无一夜安寝，无一食甘味”，却“无一日不强起，教书之余，无一日废书楮墨。”从就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国文、史地教员起，先后在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上海光华大学、第四中山大学、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华中大学与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任教。
先生对教育有独特的见解。1937年，光华大学学生叶思昆撰《光华的文学院长》登《大公报》，以泄对先生的不满，原由是先生给了他59.9分的成绩。先生说，“批不及格，无不招怨，非万不得已不肯，以人情谁愿招麻烦也！”只是我所给的成绩作为分数，由月考分数，大考分数而来，“一分一厘，皆有来历，岂比侥幸一日短长！”“我则谓教师通融分数以迎合学生惰弛心理，取其欢心，绝不计及学术尊严，此实中国教育之大耻！”先生所讲，餍心切理，发人深思。与当下大学教育相较，又有良多启迪
同样是自己的学生，先生对有才者却是提携有加。文献学家王绍曾先生，曾是无锡国专的学生，在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论》，获100分，先生将王绍曾的文章带到光华大学给教授们传阅，并让王绍曾替代自己上无锡国专的目录学课。王绍曾力辞此职，虽任教未成，钱基博先生还是破例将《目录学分类论》，交由学校作为《无锡国专丛刊》第一种于1931年正式出版。王绍曾先生感叹，“钱基博先生如此爱才，如此培植后生，使我终身难忘。”
1926年，先生在清华大学任职期间，正闹薪水风波，“同事谈话，公开的计较薪水多少，却是我到清华第一次听到！”先生愤然，说“现在读书之人，眼睛只看见钱，不问钱的来源，干净不干净！这样唯利是图，从前人讲的见利思义，没有人肯去思，只要有人给他钱，一切可以做；照此下去，中国前途，不堪设想！”
在湖南国立师范期间，先生怒斥知识分子为国家所养，却只求待遇，不计何以报效国家，教师不为本分事，“长傲纵欲，无事则酣豢，闻警则张皇，大师失其所以为表，后生不知所以为学。”大声疾呼，“整饬学风，重振师道。”1945年，中南战事吃紧，国立师师范学院拟由蓝田西迁至溆浦，先生以一介书生，自请留守，以期明志，真正做到了为人师表。矜贵的志节，傲岸的精神，难能可贵。
先生还有非常多的著述。影响较大的，如他写就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近代文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标志性作品，也是一部重要近代学术史；先生写就的《近百年湖南学风》，是研究湖湘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先生写就的《版本通义》，是第一本将版本学纳入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体系的著述。先生还有大量的经典要籍解题著述，如《经学通志》、《古籍举要》、《读清人集别录》、《<文心雕龙>校读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周易>解题及其读法》、《<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孙子章句训义》、《读<庄子·天下篇>疏记》等，影响非常大。
先生还有大量论说、序跋、碑传、书牍，散见于当时的《新民丛报》、《国粹学报》、《甲寅》、《小说月报》、《清华学报》、《光华大学期刊》、《锡报》、《南通报》、《新无锡》、《江苏民报》等学刊报纸以及乡贤著述、谱牒家乘中。据《钱基博年谱》的作者傅宏星统计，钱先生生前，出版学术专著二十九部，编撰各类教材十一部，杂著十四部，以及稿本、油印本等未公开发行的著作七部，约计六十三部。粗略估算，著述总数应当在一千五百万字上下。
先生的学术成就，涉及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文献学，可以说是“学贯四部，理通欧亚”。先生的一生，读书、教书、著书、藏书，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先生的这些学术成就，在20世纪学术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的时代，呼唤大师，又置疑大师。何以谓之大师，当代学者舒芜，在随笔《未免有情·大乘菩萨式的大师》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在某一个或几个学术文化领域达到第一流的水平，可以称之为大师。但真正的大师还有一个最必要且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对于广大青年永远记住并且担负起教师的责任，还要善于担负起这种责任。若以此而论，称钱基博先生为大师，真当之无愧。
鼎革以来，钱基博先生却被遗忘了，一代大师的著述，鲜为人知，成了一个只得靠沾儿子的光，才被人记起的老人。虽忝无锡“三钱”之列，却少有人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先生的生平事迹、思想情况、著述内容、教学活动知之甚少，而傅宏星的《钱基博年谱》一书，无疑是现在第一部最为全面反映这些内容的书籍。《年谱》的出版，为我们正确评价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至全面了解20世纪中国学术史，提供了更多的方便与维度。
《年谱》分四卷，第一卷上溯到钱氏家族史，止于1923年，这一时期，先生以古文扬名，勤奋苦读，遇到了不少良师益友，为日后创立自己独特的国学体系奠定了基础，是钱基博先生学术成长的酝酿期；第二、三卷分别是1924年至1936年，1937年至1945年，是钱基博大学执教期，主要时光在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无锡国专、国立师范学院执教。一生的主要著述也在这一时期完成。第四卷是1945年以后，先生武汉度过最后的十年。《年谱》有附录四种，一为《钱基博先生著作编年》、二为1935年先生所写《潜庐自传》、三为1952年先生所写《自我检讨书》、四为先生的弟子吴忠匡所作《吾师钱基博先生传略》。
《年谱》采用纲目式体裁，“纲以举要，目致其详”。纲以编年，叙录先生之大事；目以细述，举凡先生所作所言，以及友朋之书牍赠诗，学人之评论，均连类而录。并且加以作者的按语，有评价，有纠错，有显幽。
这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与先生交往的亦师亦友者，均有介绍，以期知人论世。《年谱》记述了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与钱基博先生交往的事谊。包括李详、裘廷梁、沈昌直、费树蔚、薛凤昌、顾倬、唐文治、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钱穆、钱鐘书、顾颉刚、吴宓等，他们与先生的交往，为我们认识钱基博先生有了更多的参考，也为我们厘清这一时期的学术史提供了参考。同时，《年谱》对影响时局的大事件也有交代。
《年谱》运用了大量的一手文献，特别是钱基博先生一些散见的论文，如卷一《致章士钊书：十年》、《纪念之意义——本校十一周[年]纪念教务主任钱子泉石先生演说》）；卷二《国学之意义及治国学方法之评判》、《罪言——教育救国与教育自救》、《太炎讲学记》；卷三《光华文学院长叶思昆训话纪录》、《致大公报记者书》等均是第一次批露。
在这之前，对钱基博先生的研究专著，可以说没有，《年谱》是第一部。曹毓英选编的《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及所附《钱基博先生著作目录》，刘梦溪主编、傅道彬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及所附《钱基博先生学术年表》和《钱基博先生著作要目》，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鐘书》及所附《钱基博简明年表》，张岂之主编《民国学案·钱基博学案》及所附《主要著述要目录》，都不能算作专著。所作年表，也都比较简单，相较而下，《钱基博年谱》无疑更为完备。再如，上述几本著述，均未反映钱基博的史学专著《清鉴》与《明鉴》的情况，《年谱》也作了要旨介绍。
史学家何炳松于《章实斋先生年谱·序》中说过，做年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表面看好像不过是以事系时。其实不然。要替一个学者做一本年谱,我们对于他一生的境遇和全部著作，不但要有细密的考证，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也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当时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也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正确的了解,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所以做年谱的工作比单是研究一个人的学说不知道要困难到好几倍。就我看，《年谱》基本达到了这个要求，但是书对先生著述的深层解读少了些。先生在湖南、武汉的部分也比较单薄。所引著述，没有标明详细出处，也给阅读带来了不便。
先生的生平事迹、学术品格、文化观、教育思想和在文学、经学、诸子学、文献学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与钱鍾书、钱穆学术关系等问题，都还有深入研究的余地。正如傅宏星评价先生所言，“他不仅为20世纪的中国学坛培养了一位‘最伟大的智者’——学贯中西、享誉当代的大学者钱锺书——而且也以自己的别识心裁，抱朴守愚，著作等身，确立了他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坚实基础。所以钱老先生也是特别的一位，他的学术成就、道德事功，无疑与陈寅恪、柳诒徵等人一样，代表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方面，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继承”。
中华书局《书品》2007年 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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