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钱钟书 |
| |
| 青年钱钟书与杨绛 |
| |
| 老年钱钟书与杨绛 |
“狂学生”嫌弃“痴老师”
岳南介绍，钱钟书就读清华时，与夏鼐、吴晗并称为清华文学院“三才子”，而以钱氏为龙头老大，据说钱钟书在清华四年，其用功之勤，读书之多，“横扫清华图书馆”，他显露的才华也为全校师生瞩目，但其张狂性格和随意臧否人物的特质，同样广为人知，但钱钟书的身上有“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的传言，许多人相信这一传言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其一定渊源的。
岳南介绍，在学者孔茂庆所著《钱钟书传》中有这样两句话：据说年轻气盛的钱钟书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曾对外文系的三巨头作过评价：“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但钱钟书夫人杨绛于5月14日同时在《人民日报》与《文汇报》发表《吴宓先生与钱钟书》一文，公开替钱钟书辩白，说钱氏根本没说过这句话。
但不管有无此事，钱钟书对这位“痴老师”的态度可见一斑，然而，陕西人吴宓天生厚道、耿直，书生意气颇浓，他对这位骄狂的弟子却慈悲为怀，极端呵护，他曾公开对清华教授们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此外，对老师陈寅恪先生，当时年少轻狂的钱钟书也“不放在眼里”，他不选陈寅恪的课，并几次公开批评陈寅恪的著作，在《管锥编》、《宋诗选注序》以及与外国学者交流的信函中，均有直接或间接的指责陈氏治学之语。
钱钟书离职 吴宓致电力挽
28岁的钱钟书海外留学结束后，经冯友兰等力荐，回国执教西南联大，但几个月后就“不辞而别”，离开昆明转赴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关于钱钟书为何离开西南联大，学术界有许多说法，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年轻气盛，得罪了人，只能离开西南联大。
岳南称，钱钟书在联大教书时年轻气盛，又才华横溢，难免出语伤人，陈福田曾公开说过：“钱的学问还欠火候，只能当副教授”。
在钱钟书执教西南联大期间，吴宓为了看一看他的才学与教学水平到底如何，专门找了学生的上课记录阅读，并大感佩服。在他离开后仍然显示了爱才如命的学者眼光与人格魅力，致电挽留，钱钟书接到电话也表示后悔，吴宓感慨不已，但钱钟书最终未能返回联大。
岳南以为，如果认为钱钟书曾说过西南联大外文系诸前辈的不雅之语确有其事的话，他真正得罪的应是叶公超和陈福田等人。吴宓虽在被骂之列，并对钱平时的张狂无忌与口无遮拦多有责难，但仍表现出惜才容物的心胸。在钱钟书的去职问题上，吴宓仍感到惋惜，并于一年后力主他重回联大教书，而陈寅恪同样以类似的心境帮吴宓挽留他出计献策。
钱钟书在离开联大后，轻狂的性格与心态有了很大收敛，逐渐藏而不露，正是得益于这一转变，才使他躲过了后来的“反右”与“文革”劫难。
恩师谢世后自我检讨
1993年春，吴宓女儿吴学昭开始整理吴宓日记和遗著，发现有许多关于钱钟书的记载，钱钟书看到早已过世的“傻得可爱”又“老实得可怜”的老师人生历程中饱蘸深情与椎心泣血的记述，内心受到极大震撼。
他给吴学昭回信时自我谴责检讨：“先师日记中道及不才诸节，读后殊如韩退之之见殷情，‘愧生颜变’，无地自容。”称自己“少不解事，又好谐戏，同学复怂恿之，逞才行小慧，以先师肃穆，故尊而不亲。且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钱钟书深悔自己随众而对老师恭而不尊，以致“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但事已至此，“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
后来这封“请罪信”就成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吴宓日记》的代序。此时的钱钟书虽以《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管锥编》在学识与声名上已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老师吴宓，但他在《序》中还是说，作为一名白头门生，愿列名吴先生弟子行列之中。
岳南说：“或许，在三尺黄土之下的老师吴宓，听到弟子这几句肺腑之言，应当会感到一丝慰藉吧。”本报记者 狄蕊红
钱钟书年谱
1910年11月21日，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县。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父亲钱基博为他正式取名“锺书”。“钱锺书”的“锺”字简化后作“钟”。
1920年，入无锡东林小学。父亲为钱锺书改字“默存”。
1923年，十三岁的钱钟书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
1929年，十九岁时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报考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
1933年，与杨绛订婚。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
1938年，钱钟书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
1941年，任教于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在其后的三年中，《围城》、《谈艺录》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
1972年，开始写作《管锥编》。
1975年，海外误传钱钟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
1979年，《管锥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0年，《围城》重印。
1982年，钱钟书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因病在北京逝世。
文化旁白
钱先生留下这堆“钱”
因一个人而成就一门学问，恐怕对文化人来讲，是无上之荣誉，一如钱钟书之赫然成为钱学。百年诞辰之际，检视他所留下的这堆“钱”，盈千累万，确可好好盘点。
钱先生之学贯中西，当属定论。而其生前行事，又给人留下无数话题，或仰慕有加，或叹为观止。人生匆匆，转瞬百年。钱先生已然大去，其学问仍在世间流传，以传统文化人之标准衡量，立德立言诸项，大可无愧。其声名中天之时，以“鸡蛋论”拒却几多无聊访客，足可为生怕世间人不知自己存在者鉴。当然，钱先生从来不是完人，争论从来存在，比如，清高有时是否会演变成倨傲，才华盖世有时亦不免盛气逼人，比如，他曾放言无人可当其师，比如，他以作品、以不无刻薄之语对同代中人讥讽太过，凡此种种，皆有待有识者、有心者深入探掘。而多年来，我们一直为尊者讳，任岁月之尘一层层蒙住真相，一尊尊“完人”形象在书本上永远地俨然蔼然。
时下，举国百物腾贵，货币有贬值之象，而钱学这枚“钱”，价值几何？其“本、利”又将如何计算？将由谁人“提取”？如何“流通”？相信每个问题，皆足够钱学家们切磋琢磨半天。钱先生说过，所谓学问，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而世间学问多成活动，大轰大嗡，诸般隆重，应该大非其愿。在钱先生所留下的这堆“钱”中，以眼光与胆量，去捡拾“真金白银”，抛却“废铜烂铁”，让钱先生继续活在人间，何乐不为呢？ 王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