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是中国 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
段玉裁、
王引之、凌廷堪、
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氏为“一代儒宗”。[1] 进入 19 世纪，人们对钱大昕的评价有了分歧，一方面，人们继承了 18世纪学者的看法，仍然给予钱大昕以很高的评价。唐鉴的《
清学案小识》、李元度的《
国朝先正事略》、叶衍兰的《
清代学者像传》等，都认为钱大昕是最为博学的学者；另一方面，随着晚清今文经学的崛起，谈变法、重思想成为时尚，人们开始对乾嘉时期考订辨伪的文献整理工作进行反思，如沈尧就认为汉学家“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东抄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2]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钱大昕以考据见长的治学风格自然也会受到人们批评。龚自珍就认为：“辛楣少詹，考证琐碎，绝无关系，而文笔亦拙，无动人处。”[3] 并指出了钱大昕《
十驾斋养新录》中关于文字音韵、史学等方面的很多错误。
20世纪以来的钱大昕研究，大致可分为 20 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以来两个阶段。 20世纪上半叶，由于新历史考证学的崛起，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一批史学大师。而乾嘉历史考证学恰恰是 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重要基础，新历史考证学派的诸位大师，都或多或少承受了乾嘉考证的学术传统。钱大昕作为乾嘉学术大师，自然受到人们关注。王国维在论述清代学术发展时认为开创清代学术的有三个人，“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并说：“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4]显然，这是把钱大昕与顾炎武、戴震并列，学术地位非一般人所可比。陈寅恪在评价陈垣的学术成就时，将钱大昕看作是陈垣之前最“精思博识”的学术大师，他说：“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5]同样推崇钱大昕的学术地位。陈垣更是对钱大昕学术赞赏倍至，曾说：“《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6]他的治学，受钱大昕影响很大。章太炎对钱大昕的评价与上述学者稍有不同，他把史家分为“作史”与“考史”两种，认为“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在他看来，当时史家，万斯同、王夫之、温睿临、陈黄中、吴任臣、邵晋涵等，为“作史者”，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为“考史者”。但同时他又说：“然今之作史者，不过及一二代，而考史者乃通贯古今，则范围又有大小，是以两者不容轩轾，而不得不分也。”[7] 在章太炎看来，“作史者”与“考史者”存在着差异，但又不好分出高下，钱大昕作为“考史者”，自然会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除了一些评论性的言论外，对钱大昕的研究也开始起步。张荫麟的《钱大昕和他的著述》，是第一篇研究钱大昕的论文。 [8 ]此后，史念海、徐书海等学者开始对钱大昕的史学、音韵学等成就进行探讨。但总起来看， 20世纪上半叶的钱大昕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介绍性阶段，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以后。
20世纪下半叶的钱大昕研究，主要集中在 80年代以来。在此之前，由于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不高，大多数人认为乾嘉学者只埋头故纸，不问世事，作学问走进了死胡同，这样，就导致对钱大昕的研究出现冷清的局面。20 世纪 80年代以来，钱大昕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不仅大量有关钱大昕的论文发表，各种中国史学史、清代学术文化史的著作也都设有专节论述钱大昕的学术贡献。1989 年 10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还在钱大昕故乡嘉定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门就钱大昕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讨论，将钱大昕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的钱大昕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钱大昕学术成就的总体评价，有对其某一学术领域成就的探讨，诸如文字音韵训诂学、元史学、历史编纂学、历史考证学、历史文献学等等。还有的将钱大昕与王鸣盛、赵翼、章学诚等进行比较研究。这一时期，钱大昕的著述也得到整理，并结集出版，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了较为完备的资料。
下面就百余年来钱大昕研究的基本概况做一介绍。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史学史、学术史教科书中有关钱大昕的研究，除个别情况外，一律没有列出。
（一）对钱大昕著述的整理。钱大昕是一位著述丰厚的学者，他的不少著述在生前身后都多次刊刻，以单刻本行世。嘉庆十一年至十二年间，钱大昕的著述第一次结集，为钱氏家刻本《潜研堂全书》，钱大昕次子钱东塾编。有道光二十年钱师光重印本。所收著述有《廿二史考异》100 卷，《三史拾遗》 5 卷，《诸史拾遗》 5 卷，《元史氏族表》 3 卷，《元史艺文志》 4 卷，《通鉴注辨正》 2卷，《洪文惠公年谱》 1 卷，《洪文敏公年谱》 1 卷，《陆放翁年谱》 1 卷，《王伯厚年谱》 1 卷，《王弇州年谱》 1卷，《金石文跋尾》 25 卷，《金石文字目录》 8 卷，《十驾斋养新录》 20 卷，《余录》 3 卷，《三统术衍》 3卷，《三统术钤》 1 卷，《潜研堂文集》 50 卷，《潜研堂诗集》 10 卷，《续诗集》 10卷。钱大昕著述的第二次结集是在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家塾刻本《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除收进上述《潜研堂全书》全部著述外，又增加《声类》 4卷，《四史朔闰考》 4 卷，《疑年录》 4 卷，《风俗通义佚文》 1 卷，《恒言录》 6 卷。
自长沙龙氏刻本《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以后，对钱大昕著述进行辑佚、考证、点校的工作一直不断。就辑佚方面来讲，陈垣对钱大昕手简十五函进行了详细考释。[9] 王伯英对钱大昕佚文《跋大金国志》进行研究，指出瞿中溶在整理《潜研堂文集》时，未见此跋，《文集》中《跋大金国志》系后来补写。[10]朱瑞熙辑出《潜研堂文集》和《十驾斋养新录》失收跋文五篇，即《跋〈五代会要〉》、《跋〈卫生家宝产科备要〉》、《跋〈太玄集注〉》、《跋〈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跋〈云间志〉》。[11]顾荻也辑出《潜研堂文集》失收之钱大昕文章六篇，即《跋〈大金国志〉》、《淞南志序》、《携雪山房诗稿序》、《祭徐君虹坡文》、《重修敕赐云翔寺大雄殿记》、《批杜工部集笺》。[12 ] 就考证方面来讲，顾吉辰对钱大昕、大昭兄弟经、史、子方面的著述进行梳理，考证出经部著述 8 部，史部著述 40 部，子部著述3 部。 [13]朱瑞熙又对顾吉辰的考证进行了补充，考订了钱大昕《竹汀日记》一卷，《竹汀日记钞》一卷本、二卷本、三卷本，《演易》一卷，钱大昭《说文徐氏新补新附考证》一卷。[14]顾吉辰根据《钱竹汀居士年谱》、《年谱续编》以及《竹汀先生行述》，对长沙龙氏刻本《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失收的钱氏著述进行了考证，共得61 篇。 [15]朱瑞熙对钱大昕的部分题跋进行研究，指出钱大昕在将题跋收入《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时，还在不断修改，据此可考钱氏著述中的一些问题。[16]顾吉辰对亡佚的钱大昕《元史稿》进行考证，指出钱大昕所撰且佚之《元史稿》，实际上是《元史纪传稿》，并追寻了《元史稿》的亡佚过程。[17]就点校来说，吕友仁先生对《潜研堂文集》、《潜研堂诗集》进行点校，合称《潜研堂集》，这是第一次对钱大昕的文集进行点校，对传播钱氏学术起了重要作用。[18]
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文和主持点校的《嘉定钱大昕全集》，这是钱大昕著述的第三次结集，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结集。这次结集在长沙龙氏刻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唐石经考异》1 卷、《经典文字考异》 3 卷、《天一阁碑目》、《竹汀先生日记钞》 3 卷、《竹汀日记》 1 卷、《地名考异》 1卷、《元进士考》不分卷、《困学纪闻校》、《凤墅残帖释文》 2卷、《修唐书史臣表》、《新唐书纠谬校补》、《颜氏家训注补正》、《钱辛楣先生年谱》等 13种。此外，还编撰了《潜研堂文集补编》，辑录了《潜研堂文集》失收之钱大昕佚文。最后还附有钱大昕的传记资料，极便阅览。至此，钱大昕的著述终于有了一个最为全面的集子。《全集》洋洋10大册，蔚为大观，为人们研究钱大昕以及清代学术提供了便利条件。诚如戴逸在《全集》序言中所说：“钱大昕是中国十八世纪中，站在时代前列的、卓有贡献的学术大师。他的全集的编纂、出版是富有意义的学术文化工程，将为后人提供全面、深入研究的资料。”可以说，此次整理钱大昕全集，厥功至巨。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嘉定钱大昕全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搜罗尚嫌不够，不少钱大昕的文章依然没有收入。如漆永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钱氏《讲筵日记》一册，《钱大昕殿试策》一摺册。据作者讲，《讲筵日记》可补钱氏学行诸事甚多，可补《高宗实录》之疏漏，对研究乾隆朝政事与学术也有一定参考价值。[19] 王贵忱也发现钱大昕致毕沅的一封信，为乾隆五十年五月十六日，钱大昕收到毕沅分俸赠款后的答谢函。 [20]潘建国指出，袁枚所编《续同人集》，收录钱大昕佚札多篇，其中有 4 首诗歌、 3 通尺牍，都是研究钱大昕的珍贵文献。 [21]另外，许全胜、柳岳梅还发现上海图书馆所藏钱大昕手札九通。 [22]所有这些，都是《嘉定钱大昕全集》所没有收录的。其二，点校尚存在不少问题。陈得芝对《全集》元史著述部分的点校进行了大量勘误，指出因点校底本和校勘问题而导致的错误有25 处，因涉及特殊专科知识而点校失误的有 21 处，因疏忽误读造成的点校差错 31 处。陈文还特别指出了《十驾斋养新录》卷 13《东平王世家》、《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 19 《徽州路儒学旨挥》对元代圣旨、公文点校的一系列错误。 [23]看来，这些问题还有待将来《全集》再版时一并补正。
此外，方诗铭、周殿杰点校的《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二）对钱大昕的总体评价。钱大昕是一位“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怎样全面把握钱大昕学术的精髓，就成了人们研究的重要问题。王俊义较为全面的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指出钱大昕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他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著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24]另外，王俊义还研究了钱大昕的义理观，认为钱大昕主张通训诂而明经，经明而义理即明，不存在六经之外的义理，亦不在文字、声音、训诂之外求义理，也就是寓义理于训诂，将考据学放在第一位。[25]周清澍总结了钱大昕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音韵学、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26]吕友仁归纳了钱大昕“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即不分门户，唯是之从；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文必己出，反对剽窃；平等讨论，知错即改；订讹规过，意存忠厚；奖拔人才，折节交下。并对《潜研堂集》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也指出了钱大昕的局限。[27]方诗铭、周殿杰合著的《钱大昕》一书，对钱大昕的生平、史学成就、对《宋史》的考订、对《元史》的研究、金石学的成就、文字音韵学的建树以及天文历算学的贡献都进行了探讨，通过较深入的研究，充分肯定钱大昕是中国18 世纪的史学大师。 [28] 张舜徽撰《钱大昕学记》一文，全面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同样给予极高评价。 [2 9]王记录指出，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的学术传统，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30]另外，王记录还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把钱大昕归为吴派的看法提出质疑，指出钱大昕与吴派首领惠栋之间没有师承关系，在治学旨趣上大异其趣，研究重点更是不同。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他吸收众长，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言。[31]龚江红、张淑艳则重点分析了钱氏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史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能把史学与现实弊病联系起来研究。[32]戴逸指出钱大昕开启了近代历史考证学的先河，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对官修史书进行考校，重视舆地、官制、氏族，在金石学、历史文献学、音韵学、天算学等方面成就卓著。钱大昕还对现实发表了很多看法。他的治学精神体现了一定的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因素。[33]倪所安也认为钱大昕学问博大精深，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学、金石、诗文等领域均成就卓著。尤其在史学上，发展和丰富了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史学的崇高地位。[34]施丁则对钱大昕的人格进行了考察，指出钱大昕为人为学具有诚厚谦逊的优良品质。对同辈学者亲切交往、坦诚相待，对前辈学者由衷尊崇又贡献己见，对古代学者实事求是而不刻意苛求，对晚辈学者真诚诱导和热情提携，与历来文人学者中骄与吝两种不良倾向迥然不同，值得继承和发扬。[35]虞万里指出钱大昕的学问成就主要在经学和史学，这些学问又以其深湛的校勘、版本、目录知识为枢纽而贯串综合之。特别是钱大昕在其勤奋著述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学者风范，更值得后人学习。[36] 许苏民考察了钱大昕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中的作用，认为钱氏的言论具有近代人文觉醒的新观念。 [37]路新生认为钱大昕治学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在文论、史论以及探求儒家之“理”方面见解深刻。 [38]
（三）对钱大昕文字音韵学的研究。 早在 20 世纪 30年代，徐书海就对钱大昕《声类·释训篇》诸条进行疏证，依声求义，以义正声，溯厥本始，阐明转变之由来，以证声义相关之理。 [39] 进入20 世纪 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周斌武通过研究指出，在古声纽研究方面，钱大昕的成就最大，他的“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为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确实的证据，丰富了清代语言学的学术内容，推动了上古声母系统的研究，启迪后人。[40]汪寿明认为，在文字学方面，钱大昕归纳出《说文解字》的一些体例，指出大、小徐本的弊病。在音韵学方面，有“古无轻唇音”及“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两个著名论断，在声纽研究上发前人所未发。在训诂学方面，有理论创新，为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巨擘。[41]吕友仁不仅认为钱氏在古声纽研究上具有开拓性贡献，还特别分析了钱氏在《说文》正文字体、二义同条例方面的精辟论述，并驳正了章太炎对钱氏所做《恒言录》的不确评价。[42]吕友仁还论述了钱大昕在文字音韵学方面对段玉裁、朱骏声的影响，认为段玉裁注《说文》，采纳了钱大昕的《说文》研究成果，而对于朱骏声来讲，钱大昕则处在“考之于逵”的贾逵的地位。[43] 吕友仁还针对王力先生认为朱骏声受段玉裁影响较大的说法，指出朱骏声受钱大昕的影响要比受段玉裁的影响大得多。辨明了学术源流。[44]张盛龙在研究钱大昕的音韵学时，选取了一个新的角度，从类型学、历史发生学和方法论三方面对格里姆定律和钱大昕古无轻唇音说进行了比较，指出钱大昕偏重于汉语本身的纵向比较，其方法包含有后来被称为内部重建法的某些因素。[45] 漆永祥研究了钱大昕在古声类以及古韵研究方面的贡献，并特别指出钱大昕在少数民族语言上的成就。 [46]肖建春则研究了钱大昕在字词考释上的成就，指出钱大昕考释字词的范围扩大，取材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吴派学者墨守汉学，不读汉以后书的缺点。考释方法主要有三条：研核古今，是正文字，审形体而得义；贯串古钮，通转有征，因声音明训诂；考以史实异同，证以风土民俗，据文化史而释词。[47] 阎崇东也肯定了钱大昕与其弟钱大昭在《说文》研究上的成就。 [48]陈蔚松和赵伯义还对钱大昕的《恒言录》进行了专门探讨，陈文认为《恒言录》体例严谨，类目分明；古今对照，考证精审；范围广泛，内容丰富。[49]赵文认为《恒言录》体现了钱大昕在俗语研究方面的成就。有释义精微、求本溯源、体例严密等优点，也有收词不严格，词语分类不合理等缺点。[50]
（四）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评价。史学是钱大昕一生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领域，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探讨，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成果最多的。史念海讨论了钱氏对官修史书的看法，对史家基本知识的要求，以金石证史的成就以及史著取材的标准等问题。[51]林理炯称赞《廿二史考异》乃钱大昕一生精力所注之结晶。认为钱大昕决不是为著述而著述，钱氏主张经世致用，治学谨严踏实，强调独立见解。[52] 治英认为钱大昕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严谨治学，品德高尚。 [53]施丁在分析了钱大昕的史学成就后，指出钱大昕虽然在历史文献学的考证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和缺点，即只考其事而无系统分析，只是博古而不通今，囿于考据而不擅长明理。[54]施丁还扼要介绍了钱大昕的考证方法、考证内容以及钱氏对修史的看法，指出其考证方法有取证、比较、专题研究三种，考证内容主要在官制、地理、氏族和年代方面，其对修史的看法主要有尊重史实，据事直书等。但作者仍然认为钱氏是“乾嘉史学界搞历史考据、博古而不通今的典型”。[55]施丁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看法后来有了变化，他不再认为钱大昕博古而不通今，并写出研究钱大昕的力作《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指出钱大昕的史学主旨是“实事求是”，他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知人论世、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真，编纂信史，这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发展。[56]叶建华则对钱大昕的史学批评进行了分析，指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首先是重新肯定史学的地位和作用，批判史学虚无主义；其次是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批判任情褒贬、曲笔隐讳；再次是强调史家要博闻广识，尤应掌握舆地、官制、氏族三大方面的知识；第四是主张史书语言应繁简适宜；最后是要求史学批评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56]黄爱平则对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钱大昕主张经史并列；强调实事求是；提倡训诂考证。其治学“博大精深”，尤精于舆地、官制、氏族之学，在《元史》研究上用力最勤，他的治学活动及主张，集中体现了乾嘉史学乃至清代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57]杨绪敏指出钱大昕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历史考证学方面成就最大。其史学思想有：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主张史家加强基本功训练，反对曲笔护短，批评官修史书。[58] 谢贵安论述了钱氏对史学地位及功用的认识，分析了钱大昕对史家的德、识、学、才等素质的看法以及对史料的看法。 [59]陈协琹、刘益安总结了钱大昕在史学上的贡献是：敢于突破崇儒尊经的世俗藩篱，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史学研究方面；运用考据方法研究史学，为史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凭借自己雄厚的学识功力，敢闯别人不敢问津的冷门。[60]华世銧则认为钱大昕对史学的贡献有：纠正和补充了大量的史料；考证官制，纠正人名、爵名和官号之错；校正年数、年号和辈份之误；对郡县、侯国的名称进行考证；校正史书中的天文、历法之错；考证史书中的字音字义，校正、补充了许多错漏的字；纠正史书中的许多史注错误，并大量补注；列专题评论史书义例、版本和人物；校正一些方志的作者、人物、籍贯和史实之误，并进行评价；提出许多疑问，为后人考证提供方便。[61]王记录则具体分析了钱大昕的历史编篡学思想，指出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有：“成一家之言”的撰史主张，“史为纪实之书”的撰史原则，既要谨严又要灵活的史法义例观，博采慎取的史料采获标准，“史以纪治忽之迹”的史文繁简论等。[62]王记录还撰写《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一书，该书打破经学与史学的间隔，从思想的视角系统揭示了钱大昕历史考证背后的丰富思想内涵，对于钱大昕的学术渊源和学术特点、经学见解和史学思想、史论和政论、历史考证学成就和考史方法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元史学研究上的功力和卓识、修志实践及方志学理论等，都提出了新的认识。该书打破长期以来将考证和思想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下，总结出钱大昕独具特色的表达自身史学思想的方式，论述了一代学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具有的学术风貌，富有创新。[63] 陈其泰总结钱大昕的治史特色为：考证方法精良；以金石证史，开二重证据法之先河；有很高的史识。 [64]
（五）对钱大昕历史考证学的探讨。华世銧指出钱大昕历史考据的方法有：用分析的方法来评论历史人物，用比较的方法来考证世系，用推理的方法对史书版本和字进行考证，用综合考证的方法订正史书之误，用金石铭文来校正经史，用专题考证的方法来辨证史实等。[65]汪受宽认为钱大昕考史的目的是贯彻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纠正颓废的学风，给后世留下信史。考史者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实事求是，不迷信盲从；知人论世，不苛求古人；知识广博，不空疏措大；注重证据，广泛搜集资料；区别各种资料的考史价值；求善本。其考据方法有专题资料梳理排列法；事实反证法；历日推算法；引文辑植溯源法；据籍里、履历、行踪考定法；据用语、称呼考定法；歧说择优法；方位确定法；据音韵考证名称之实；多重证据法；常识判断法；考而不断法。[66]王记录指出钱大昕的历史考据学是由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组成的。他吸收宋人考论结合的治学特点，继承顾炎武的通儒风格和实学精神，不把考据看成是纯粹的技术操作，能自觉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对考据的目的、意义及态度都进行了论述。他将各方面的知识用之于考据，形成了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所得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67] 王瑞明具体分析了钱大昕在《宋史》考订方面的成就，认为其考订成绩有四个方面：纠谬正误；解疑释惑；拾遗补缺；完善体例。 [68]吴绍烈则将《廿二史考异》与《宋史》校勘记对比，指出钱大昕考证中的一些失误。 [69]修晓波着重分析了钱大昕《元史考异》中对蒙古、色目人名称、史实考证的成就与不足。指出钱大昕在《元史考异》中，统一译名、订正错误、补充遗漏，同时也指出钱大昕有漏考、校错、占有史料不足等缺陷。[70]魏鸿指出钱大昕的历史考证方法有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和归纳法，比较法通过校勘发现问题，再由歧说择优的原则判断正误；求源法从探求史源入手，一方面据史源以证史料转引之误，一方面借史源以推断现有史料的可信程度；钩稽法讲求由此及彼地追踪史料信息，辩正疑误；归纳法则用归纳类比等逻辑方法推理。[71] 陈其泰论述了钱大昕对 20世纪历史考证学的影响，认为他是近世扭转“重经轻史”偏向的一位关键人物，为新考证学派打开了广大法门，是运用新史料和开拓新领域的直接先导。[72]
（六）对钱大昕元史研究的分析。朱华忠、王记录认为钱大昕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有：考订明代官修《元史》的错讹，为后人利用、研究《元史》扫除了障碍；揭示元代重要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发掘金石资料，为后人研究元史打下了资料基础；重写《元史》，所撰《元史艺文志》及《元史氏族表》沾溉元史学界，所论元代重大政治、文化问题，影响甚大。其研究元史所体现出来的严密考证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一直影响着后来元史及边疆史地学的研究。[73] 陈其泰也对钱大昕在元史学上的成就进行了考察，对钱氏的元史学成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74]
（七）对钱大昕历史文献学成就的揭示。姚伟钧认为钱大昕的文献学成就主要在：由小学入手探求文献义理，注重目录版本辨伪，校正文献缺失，其方法求实科学。 [75]曾贻芬则认为钱大昕的历史文献学成就的取得与其史学研究密不可分，从史学家的角度利用、发展考异，辨古籍真伪，考版本年代，修撰《元史艺文志》，都比一般文献学家高出一筹。[76]周少川具体研究了钱大昕的目录学成就，认为钱大昕更注重目录学在研究、整理古代典籍中的实际运用，在考证、校勘、辑佚、辨伪的过程中发展目录学。钱大昕研究、整理古代目录，揭示、考订各类典籍，编撰《补元史艺文志》，实践自己的文献编目思想，有很高的价值。[77] 刘红敏、石斌则认为钱大昕的目录学为广义的目录学，他以考据为治目录学的基本方法，综合运用校雠、版本等知识来从事目录学研究。[78] 严修总结了避讳义例在钱大昕训诂中的作用，指出钱大昕通过避讳义例，澄清了古籍中文字上的许多混乱，解释了古书版本上的一些问题。[79] 邓瑞全认为钱大昕的避讳学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历朝避讳制度有深入了解；注意归纳避讳通例；利用避讳学校勘史籍，考证史事。[80]漆永祥分析了钱大昕的校勘学成就，指出钱大昕校勘重视善本，不迷信宋本；从众信古，不泥于古；阙疑存异，不专己守残。他用音韵学、舆地学、金石学、避讳学知识校勘，精于理校。[81]施丁则专门研究了钱大昕的金石学，指出钱大昕是清代金石大家，他以金石补载籍之缺漏，正史籍之错讹；他以金石与文献互证，成绩很大。他还据金石文发论，论人物、史事、史籍等。[82] 徐有富研究了钱大昕的版本学成就，对钱氏的版本学造诣以及验证版本的手段都给予充分的揭示。 [83]
（八）对钱大昕方志学成就的考察。陈光贻指出钱大昕在方志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方志人物立传的理论，并具体分析了钱大昕对方志人物传的看法。 [84]陈文探讨了钱大昕关于修志取材、方志人物立传、修志者素养等问题的见解。 [85]周梦江分析了钱大昕关于方志资料征集、志书体例、地理沿革以及人物编写的意见，认为钱大昕能兼取戴震、章学诚两人方志学说之所长，重历史又重地理。[86] 倪所安认为钱大昕的方志学思想为：地方志为一方之征信；志以存道；博观约取；据事直书；方志立传有褒无贬，但不能以黑为白等。[87]王记录也论述了钱大昕的修志活动和方志学理论，指出钱大昕的方志体例思想是“叙述有法，繁简适中”，对志家的要求是“志乘寓史法，不私其亲”；也分析了钱氏在方志人物立传方面的种种看法。[88]
（九）对钱大昕教育成就的总结。吴以宁指出钱大昕晚年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书院，培养了大批东南士子。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汉学以及天文算学的教学与研究，加强蒙古、辽金语言的学习与研讨。在教育思想上，提倡“实事求是”，反对空言自夸，主张平等讨论。其思想中还渗透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89]
（十）比较研究。在研究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时，人们还往往将他与王鸣盛、赵翼、章学诚等人进行比较，以见其学术特性。柴德赓比较钱大昕和王鸣盛，指出在学术研究上，二人都治经学，卓然可立，但从经学的考据转到史学的考据，钱大昕关系最大，考证最精。在治学方法上，都推崇实学，但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在做法上有所不同，考证各有心得。在治学态度上，两人都很认真，但王氏自命不凡，钱氏谦虚谨慎。在思想上，两人都比较保守，但对现实政治及历史，也有令人可喜的看法。[90]周振鹤通过比较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的学识，指出钱、赵、王三人之学问有龙、虎、狗之别，《廿二史考异》是点石成金之著，《廿二史札记》是披沙沥金之作，《十七史商榷》则是脸上贴金之滥竽。[91]杨绪敏通过比较钱大昕、赵翼的政治主张，批评了那种认为乾嘉考据学者“蔽于古而不知世”的观点，指出钱、赵二人在论经考史中都发表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92]申屠炉明比较了钱大昕与章学诚治史的异同，认为他们二人最擅长史学，在当时大多数学者认为经学为第一等学问的学术氛围下，他们认为史学同等重要，所发议论实乃补偏救弊之言。由于学术取径不同，他们的史学成就也各异，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成一家之言，钱大昕则在史学考证上有突破前人之处。[93]
（十一）对钱大昕具体著述的论述。陈慧星对《潜研堂诗》进行了研究，认为钱大昕的诗是学者诗，以学问家的眼光、兴趣、习惯、作风，把经史籀篆、书画金石诸方面的问题，议论入诗，严格用韵，风格质直，吟咏性情之作甚少。[94] 王义耀比较了王鸣盛的《蛾术编》与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认为博与专的相辅相成，是两书的特点。 [95]顾吉辰通过研究《竹汀先生日记钞》，认为《日记钞》内容丰富，尤其在版本考证方面成绩突出。 [96]
需要说明的是，就在大陆钱大昕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时，港台学者也在钱大昕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杜维运认为钱大昕是历史考证派最特出之史学家，分析了钱大昕的考证学成就、经学成就以及其史才、史识，认为钱大昕可追纵班马、媲美温公。[9 7] 陈鸿森发表《钱大昕养新余录考辨》、 [98] 《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三卷》、 [99] 《钱大昕潜研堂遗诗拾补》、[100] 《钱大昕年谱别记》， [101] 主要对钱大昕的著述进行考辨、纠谬、辑佚。司仲敖发表有《钱大昕之礼学》、 [102]《钱大昕之春秋学》， [103] 主要侧重对钱大昕经学的研究。
从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百余年来的钱大昕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 20 世纪 8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如果总结一下的话，这些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其一，就广度讲，几乎涉及到钱大昕学术成就的方方面面；其二，就深度言，很多研究揭示了钱大昕学术思想的深层内涵，不再把钱大昕当作纯粹的考据学家来看待。当然，百余年的钱大昕研究也存在不足，其一，对钱大昕经学方面的探讨尚嫌不足，对钱大昕的经学思想的本质没有很好清理；其二，对钱大昕经学与史学的相互影响还缺乏深入分析，对其经学思维方式对史学思想的作用还没有深入思考；其三，对钱大昕思想中所蕴涵的理论精华，尚须认真归纳总结。所有这些，对于认识钱大昕学术以及乾嘉学术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深入认识以钱大昕为首的乾嘉学者的学术内涵及学术精神所必须予以关注的。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曾经进行多年的思考，其中所得，也在拙著《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中进行了表述，但思考还不成熟，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总之，钱大昕研究是清代史学史、学术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对钱大昕研究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推进。
（本文作者王记录，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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