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辽史》
记录辽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元脱脱等奉修。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记载辽代(907～1125)和建国以前的契丹及西辽的历史。末一卷是《国语解》,凡官制、宫卫部族等以契丹语为称号者，多参考史文，略加注释；也解释了部分非契丹语的名物制度。
辽朝沿承中原文化传统，曾编修《起居注》、《日历》、《实录》和《国史》，最后由宰相耶律俨（燕京李氏，赐姓耶律氏
)集成一代《实录》。金朝两次纂修《辽史》，都以这部《实录》作底本。第一次由耶律固、萧永祺编修，金皇统八年(1148)完成,未刊行,元修《辽史》时已佚；第二次由耶律履、党怀英等编修，泰和七年(1207)由陈大任完成,后人称之为陈大任《辽史》,也没有颁行元代在中统二年(1261)世祖至元元年(1264)先后拟议修辽、金两史。灭亡南宋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均因义例正统等问题争论未定，长期拖延。直到元末顺帝至正三年(1343)始由脱脱任纂修三史都总裁，决定辽、金、宋“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陈绎曾四人分撰《辽史》，则以耶律俨《实录》、陈大任《辽史》为基础，兼采《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前朝各史《契丹传》等参订编排而成。辽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历年甚长（共296年）,但《辽史》记录简略,篇幅很不相称。往往同一事实,分见于纪、志、表、传；且因史料来源相同，故所记仅只互有详略，而重复甚多。前人讥《辽史》编纂为“纵横舞剑”，即指此类而言。此外，《辽史》中的错讹、疏略及各纪、志、传相互牾之处也不少,史笔不够规范,不少人有名无姓,甚至仅载“皇太妃”之类称号,而无姓名。由于辽代的记载流传不多,《辽史》以外,有关的资料极少,因此它成为辽代的唯一史书,更加珍贵。《辽史·营卫志》在二十四史中是独有的篇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牧社会的差别契丹宫帐的四时移动;冬夏捺钵（会议处理政务）,春水（捕鹅、钩鱼）,秋山（哨鹿），属于草原游牧生活传统,与中原农耕社会不同《百官志》分列北面官（契丹草原旧有的官职）、南面官（中原传统的官职），也属于记实的做法。
元人修《辽史》是在一年（至正三年四月──四年三月）内仓促完成发凡起例,欧阳玄是实际负责人。但在修史过程中却多草率从事。苏天爵所提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也未能正视与采纳。甚至对同时修成的宋、辽金三史，也没有互相进行参考补充。如王称《东都事略》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辽圣宗耶律隆绪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1066)复改国号大辽。出土碑志，并与《东都事略》相合。而对于更改国号一事,《辽史》却没有记载,可见修辽史的人对史局里已有的资料也未曾充分利用，造成不应有的疏漏、混乱和错误。《辽史》修成后，至正五年与《金史》同时在江浙、江西二行省刻板印行。现在通行的百衲本《辽史》虽系元刊本，恐非初刻，其中讹错亦多。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刊本，取百衲本为底本，并吸取殿本等其他版本和前人成果，进行校注，是目前比较好的版本。
清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则分析考订，缀以按语，引用群书至三百余种，足备参考。杨复吉又以厉鹗未曾见到的《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等征引未臻周备的资料作《辽史拾遗补》五卷，都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2、《契丹国志》
南宋人所著关于辽朝的纪传体史书。二十七卷。旧题叶隆礼撰。隆礼号渔林，嘉兴人，生卒年不详。淳七年(1247)进士，由建康府通判，历官秘书丞，奉诏撰次辽事为该书。今书前附《进契丹国志表》，末署“淳熙七年(1180)三月秘书丞臣叶隆礼上表”。显误。论者谓淳熙应为淳之讹。然当年及第，即奉诏修书，且于三月以前撰成上进，亦不可信。又有谓淳熙为咸淳之误，咸淳七年(1271)于理较近。该书为南宋人奉编次，所取皆南朝所存有关北朝的资料，与元人所编《辽史》主要根据辽朝《实录》有所不同,虽不免传闻失实之辞,亦存直书不隐之论，足资参考。纪传之外，卷首附《契丹国初兴本末》、《契丹国九主年谱》，末附《蕃将除授职名》、《汉官除授职名》。又收录部分档案材料：石晋降表二、澶渊誓书二、关南誓书三（契丹致宋书、宋朝回契丹书、契丹回宋誓书）、议割地界书二。另有南、北朝馈献礼物单及宋朝劳契丹人使物件。对州县及四京本末，周邻的少数民族风俗制度，岁时仪制，都有所记载，并附有宋人入辽行程录。它是宋朝所存有关契丹的材料的总汇。旧有承恩堂本、扫叶山房本及国学文库诸版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贾敬颜、林荣贵的校点本，系以元刻本为底本与其他版本参校的较好版本。
3、《宋史》
记载宋代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世家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修辽、金、宋三史，到五年十月,历时仅两年半,即修成《宋史》。《宋史》由丞相脱脱挂名任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和杨宗瑞等七人任总裁，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宋、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张翥吴当和危素等二十三人,绝大多数为汉族文人。《宋史》即是由总裁与史官三十人集体编撰，而总裁的作用尤为重要，如欧阳玄、张起岩、李好文等，都颇有名望。
宋朝的官修史书，如编年体的日历、实录，纪传体的国史之类，极为繁富。在位时的日历，长达两千卷。到南宋晚期，尽管国势衰落，却仍修撰有宋理宗赵昀日历四百七十二册，实录初稿一百九十册，宋度宗赵时政记七十八册，宋恭帝德事迹日记四十五册。南宋灭亡后,元朝将宋的各种史籍文书五千多册,运至大都国史院，成为元人纂修《宋史》的资料依据。
《宋史》为研究辽、宋、金代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在现存的宋代重要史料中，唯有《宋史》贯通北宋与南宋，保存了三百二十年间的大量历史记录，很多史实都是其他书中所不载的。特别是《宋史》的天文五行律历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选举、职官、食货、兵、刑和艺文十五志，记录了一代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社会经济、行政沿革、图书目录等等，虽间失芜杂，为后代治史者所訾议，然其叙述之详，为二十四史中所仅见。《宋史》列传有忠义传，在儒林传外，又有道学传，也反映了宋代的一些历史特点。
《宋史》的缺点也很明显:①由于成书十分仓促,元朝史官对极为丰富的宋史资料，并未认真加工、整理与修订,而是采用省力的办法,径自将比较简略的宋朝各代纪传体国史、《文献通考》等，拼凑成书。《宋史》芜杂粗糙,错讹与疏略极多,其本纪、志、列传之间，各列传之间往往互相抵牾。《宋史》的很多错误与混乱，其实是对宋朝官史沿讹袭谬的结果。②元人掌握的南宋各种官史资料，其实比北宋更加丰富。但因宋宁宗赵扩以前的中兴四朝国史较略，而自宋理宗以后，宋人来不及编纂国史，元朝史官又未对南宋的日历、实录之类认真搜采与整理，故《宋史》的记述反而详于北宋，略于南宋。③元人修史时，对宋朝官史中有关宋元战争的记录，也多所删削,隐讳不少蒙古军失利的史实如《杜杲传》中删削了蒙古军在安丰军与庐州战败的记录。抗元名将王坚在《宋史》中无传④《宋史》否定王安石变法尊崇道学，将变法派吕惠卿、曾布、等人列入臣传，南宋权臣也列入臣传，而权史弥远祸国殃民，却未列入臣传。这也反映了元朝史官的史识低下。
《宋史》的主要版本有：至正六年杭州路刻印的至正本；明成化十六年(1480)的成化本；明嘉靖南京国子监本（南监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本（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殿本）；清光绪元年(1875)浙江书局本(局本)；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百衲本是用至正本和成化本配补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对校、修补并改正某些错字，是一个较好的版本。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宋史》标点校勘本，是以百衲本为工作本，同时吸收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和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的成果，参校了殿本和局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但中华书局校点本中亦有不少错误，故百衲本仍不可废。
4、《资治通鉴》－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资治通鉴》主编和主要执笔人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司马光于君主为仁,做了具体的解说;对于君主的施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部著作,作为历代帝王的必修参考书.在民主年代可以做研究帝王思想的依据,也是商人和军事家以及一切领导者不得不潜心修习的好材料.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如今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学习和研究《通鉴》，有助于人具体地认识这部书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传统，也有助于今人以历史为镜子，为创建新社会新文化而积极工作。
5、《旧五代史》
记载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一百五十卷。书中叙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907～960)共五十四年的历史因系五代各自为书,故原名《梁唐晋汉周书》。宋太祖开宝六年
(973)命宰相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穆、李等同修。后为区别于欧阳修撰的《五代史记》，故称《旧五代史》。书中有本纪、列传、志三部分。十国中对五代称臣奉朔各国，如荆南(南平)、楚、吴越等，入《世袭传》,余入《僭伪传》,契丹、吐蕃等入《外国传》。人物传各归本朝，不再分类，故无类传名目。有天文历、五行、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十志。该书取材于各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等书，文献完备；且修史时五代结束未久，编撰人对当时情况多能了解，故史料较丰富。自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欧阳修《五代史记》于学官后，该书渐废。自明中叶至清乾隆约二百年间，传本不行于世。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等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国志》等书补充，并参考新、旧《唐书》、《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作为考异附注，大体按原书篇目编排而成，实为《旧五代史》辑本。虽非原书，但仍保留大量史料，与欧史可互相补充。辑本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近人陈垣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叙述甚详。原印行的辑本共有三种：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库全书》初写本；③192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甬东卢氏抄藏四库原辑本，百衲本即用该本影印。197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乃以熊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和有关书籍整理而成。
6、《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
原本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作者李焘(1115～1184)，字仁甫，四川眉州丹棱人,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焘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作者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是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后历时四十年。
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九百八十卷本,久已亡佚,今本系清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厘为五百二十卷,其中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宋哲宗元八年(1093)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元符三年(1100)二月至十二月以及宋徽宗、宋钦宗两朝记事。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7、《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记载北宋历史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南宋杨仲良撰,一百五十卷。杨仲良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分门别类，以北宋九朝，各为事目，一部分事目更分子目，取李焘原文，首尾连贯，依年月顺序，采缀成篇，但亦间有删节。该书系继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后又一纪事本末体的史学著作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残缺颇多,清人黄以周依据该书及他书所引原书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8、《通鉴纪事本末》
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一百四十二卷。作者南宋袁枢(1131～1205)，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袁枢精研《资治通鉴》，苦其浩博，难以寻究史事终始，于是根据《通鉴》旧文，区别门目，以类纂辑。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起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概括为二百三十九篇。另有六十六事，附于各篇之后，总计大小三百零五题。去取剪裁，颇为精密。但内容皆属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很少。宋以前史书只有编年、纪传两体，各有短长。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袁枢于两体外，创立纪事本末一体。这种体裁因事命篇，不拘常格，与现代史书的体裁颇为接近，是对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贡献。该书成于淳熙元年(1174)，三年，初刻于严州郡学。明末，张溥于袁书各篇之后加入自己的评论。流行版本有中华书局本。
9、《东都事略》
纪传体北宋史。南宋孝宗时王称（以前曾长期误作“王”）撰。因为北宋建都开封（今属河南），称东京，故书名《东都事略》。全书一百三十卷，起自宋太祖赵匡胤，终于宋钦宗赵桓，计帝纪十二卷，为各代帝王在位时的大事记；世家五卷，记叙后妃和宗室；列传一百零五卷，载各种人物共六百九十七人事迹；附录八卷，列举辽、金、夏、西蕃、交的情况，没有表和志。
王称的父亲王尝曾在南宋绍兴年间做过实录修撰官，王称继承父业，根据国史、实录，还采用了野史的资料，写成该书。虽然它的内容颇显单薄，但是叙事简明扼要，有些内容为《宋史》所无,或可纠正《宋史》的失误,可与《宋史》互相补充，为研究宋史不可缺少的资料。清乾隆刊本是该书较好的版本。
10、《宋大诏令集》
北宋九朝重要诏令汇编。未著编纂人姓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王应麟《玉海》和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都以为它是北宋宋绶的后人在南宋绍兴年间编纂的。宋绶及其子宋敏求都做过史官，藏书很多；北宋常将各朝诏令加以编纂，颁行诸路，而各朝官私编纂的有关典制书籍也很丰富。从这些情况分析，《宋大诏令集》很可能出自宋绶后人。该书原有二百四十卷，目录两卷，佚宰相类第七十一至九十三卷，武臣类第一百零六至一百一十五卷，政事类一百六十七至一百七十七卷及目录上卷，今存一百九十六卷及目录下卷。辑录北宋九朝诏令三千八百余篇（缺卷无目者不计），始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终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分门别类，按年系月编次。现存帝统、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皇后、妃嫔、皇太子、皇子、亲王、皇女、宗室、宰相、将帅、军职、武臣典礼政事共十七门。其中典礼、政事两门内容最多，占全书的一半。特别是政事门就分五十三类，类下分目，甚至个别项目再分子目。
该书所辑诏令众多，内容广泛，又是重要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北宋的史事和订正、补充有关史书的漏误,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1962年，中华书局曾据瞿镛铁琴铜剑楼所藏抄本和李盛铎述古堂所藏读经庐抄本校点订补出版，并据现存卷目增补目录上卷。
11、《庆元条法事类》
宋宁宗赵扩时的法令汇编。八十卷。宋朝不断编纂各种法令汇编与类编。时，又开始编集《淳熙条法事类》，此后陆续修订。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谢深甫等编集《庆元条法事类》成书，翌年，正式颁行。宋初《重详定刑统》基本照抄唐律，很多令文已不适用于宋代社会。宋时法令汇编唯有《庆元条法事类》残本传世，缺卷一，卷二，卷十八至二十七，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卷三十八至四十六，卷五十三至七十二，共计四十四卷，又卷三亦为残卷。今存残本有职制、选举、文书、榷禁、财用、库务、赋役、农桑、道释、公吏、刑狱、当赎、服制、蛮夷、畜产和杂门,共十六门,各门之下又分若干类。尽管残本不足原书之半，仍保存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刑法、服饰等各方面的法令，为研究宋史,特别是中国法制史的珍贵资料。不少令文,例如宋代形势户的法定含意等,仅见于该书。还须指出,《庆元条法事类》所载法令，未必都是通行或适用于当时的。例如该书卷四十八《赋役门·预买绢》所载北宋民间向官府预请和买本钱的种种规定，尽管早在南宋初已全部废弃，而谢深甫等编集《庆元条法事类》时，却仍不予删削。该书较好的版本是燕京大学图书馆藏版刊本。
12、《宋会要辑稿》
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宋会要》。《宋会要辑稿》，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会要》原稿，未经彻底整理。宋朝前期由崇文院三馆官员编纂本朝史事，后期于秘书省设立会要所，专修本期《会要》。两宋修成的会要计有庆历国朝会要(宋绶等纂)、《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李德刍等纂）、《政和重修会要》(曾肇等纂)、《乾道续四朝会要》(汪大猷删定)、《乾道中兴会要》（陈编类）、《淳熙会要》（赵雄等奏进）、《嘉泰孝宗会要》（邵文炳汇次）、《庆元光宗会要》（京镗等奏进）、《嘉泰宁宗会要》（陈自强等奏进）、《经进总类会要》（张从祖类辑）和《经进续总类会要》亦即《十三朝会要》（李心传修）等十一种。此外，《宋史》的《理宗纪》和《礼志》，计有四次进呈《会要》的记载，但史文不详,诸家书目皆不著录,详细情况难以查考。这十一种《会要》，内容虽往往相互交错，总的时间是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对两百六十五年史事，作了分门别类的记述。入元之后,《宋会要》已有所散佚,至明修《永乐大典》时，所收已非原书之旧。
明初保留下来的《宋会要》，佚于明朝中期。明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所编《文渊阁书目》,著录《宋会要》两百零三册，下注“缺”字。万历三十三年(1605)，孙能传张萱重编的《内阁藏书目录》,已无《宋会要》之名，知此时业已散佚。此后叶盛编《竹堂书目》所载《宋会要》，焦《国史经籍志》所载五种宋代所修本朝《会要》，都是抄录旧目，并非实有其书。
清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在全唐文馆任职，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将《宋会要》随同全唐文签注,交书吏誊写，所以影印的原稿，在篇首或版心多有“全唐文”三字。这时《永乐大典》已残缺两千卷。此后徐松对稿本曾进行过校订和排比，由于篇幅大、问题多，限于人力,未能完成即去世清光绪十三至十五年(1887～1889),张之洞创置的广雅书局,委缪荃孙、屠寄接续整理,共录出清稿一百一十册,这就是“广雅清稿”。1915年,稿本归嘉业堂，并由刘富曾等再行整理,誊出清本,这就是《清本宋会要》。刘氏在整理过程中,对徐辑原稿,有所删并和丢失。1931～1936年，北平图书馆委叶渭清研究，发现《清本》分类隶事颇多失检、移改原稿、杂引他书不注所本等问题，在陈垣为首的编印委员会主持下，将从《清本》中查到的原稿丢失文字补入，由上海大东书局影印发行，名《宋会要稿》，约有八百万字。
该书保存了大量《宋史》及其他史书所不载的宋代史料，其记述往往具有较为原始而详细的特点，便于查核元修《宋史》各志的纰缪和疏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又如食货类“限田杂录”，“造水”，“修理堰、闸、渠、斗门堤岸”,“各路产物买银价”,“量衡”,“诸郡进贡”，“船，战船附”,“民产杂录”,“置市”诸门,皆为《宋志》所不载《宋会要辑稿》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共三百六十六卷,其中有十卷分上、下卷，实有三百七十六卷。按《玉海》所载《庆历国朝会要》类目，分六十七类：帝系十一卷、后妃四卷、乐八卷、礼六十二卷（卷二十分上、下）、舆服六卷、仪制十三卷、瑞异三卷、运历二卷、崇儒七卷、职官七十九卷(卷三十六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八分上、下)、选举三十四卷、食货七十卷（卷六十一、六十三、六十八、七十分上、下）刑法八卷(卷二分上下)、兵二十九卷、方域二十一卷、蕃夷七卷、道释二卷。类下分门。各门篇首有简短的序言加以概括,然后按年、月、日顺序,摘取有关诏令、奏章，不仅眉目清晰，便于检阅，且能将各种典章制度，没有形成制度的政事处理故事，以及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和不同意见，较完整地反映出来。
《宋会要辑稿》较之原书已大有残缺，除现存篇幅多不完整外，也有整门残缺的部分。如职官一之四十七页注：“详载枢密院门”，但《宋会要辑稿》中并无此门。《永乐大典》采入《宋会要》时，还附入了一些从南宋晚期到明朝初年的著作,以《宋史》《文献通考》、《玉海》最多,或作正文,或为附注。在礼、乐、蕃夷诸类中，有个别几门出现了宁宗以后的文字。其中礼五十四“改元诏”门还记载了赵改元“祥兴”的事情,
这当然不会出自宋人所修本朝《会要》。
13、《三朝北盟会编》
宋代史学名著。二百五十卷。作者徐梦莘（1126～1207），江西清江人。二十九岁举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家著述，至绍熙五年(1194)六十九岁时才撰成《三朝北盟会编》一书。“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书成之后，庆元二年(1196)实录院取进，作为编修《高宗实录》的参考。其所引用的资料也因史馆缺少,录进了一百多种。为此,宋廷特除徐梦莘为直秘阁此后,徐梦莘又继续编纂了《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早已失传。由于徐梦莘痛感“靖康之祸”，靖康史事也就成为该书的一个重点。该书自政和七年(1117)宋遣使与金订“海上之盟”开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颜亮被杀，次年宋金恢复和议止，共书四十五年事。靖康为时不过一年半，却占了七十五卷，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叙事亦极细致。作者通过大量事实和细致的叙述，以揭示自“海上之盟”到“靖康之祸”的原委终始。《三朝北盟会编》征引的文献材料达二百多种，而且所引用的全录原文，因此保存了文献材料的原貌。这种引用方法，在过去编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该书征引的史料,有许多后来散失,赖该书得以保存，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此外，有些史册，诸如《建炎通问录》、《顺昌破贼录》、《靖康小雅》、《伪齐录》等，多与《会编》所载文字相同，当系从该书辑录出来的《三朝北盟会编》史料丰富,记述详赡，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该书长期仅有抄本流传,窜改甚多。现存通行本,有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的活字排印本，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的校刊本。许本较胜于袁本，但错误仍不少。
1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宋代史学名著。分甲集、乙集各二十卷。作者李心传，四川井研人，曾纂修宋代《十三朝会要》，特别熟悉当代的史事和典章制度。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写成《朝野杂记》甲集。他在序言里说：“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辑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专门著录,起丁未（建炎元年，1127）,迄壬戌（嘉泰二年），以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嘉定九年(1216)，又完成了《朝野杂记》乙集。乙集仍按甲集的规模和精神，分门别类,续记朝野诸事。不仅补充了甲集的缺载,而且自嘉泰二年以后的史事亦加搜集汇总，其中有至嘉定七年的。该书将南宋初年以来的事迹,分门编类,甲集分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杂事、故事、官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十三门，乙集少郊庙一门，为十二门。作者虽以杂记为名，但其体例“实同会要”，因而与作者的另一部编年体的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为经纬，互相补充。作者推崇道学，故在两集中载有《道学兴废》和朱熹的事迹。又作者为四川人，所记四川史事甚为翔实。作者广采博录，也间或有失实的地方。该书是研究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有清光绪刊本传世。
1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代记述宋高宗赵构一朝时事的编年史书。二百卷。作者李心传(1167～1240)，字微之，四川井研人。十四五岁时，随其父李舜臣居于临安（今浙江杭州）。时舜臣任宗正寺主簿，故心传得有机会阅读官藏的当代史书，引起研究当代史的兴趣。三十岁考进士不第，从此绝意于科举，专心从事史学研究。经多年努力，编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记述了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三十六年的史事。高宗一代曾有大量的时事记载，由于这些记载的见闻、详略、政见不同，对人物的评论也有所不同，故事多歧互，众说纷纭。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书为基础，参考其他官书，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并一一注明。对重要事件，本文不能全载的，也另加注明。但因作者撰写该书适在秦桧、秦父子恣意篡改官史之后，《要录》便不免因袭旧章，承其谬误。《要录》编纂多仿照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书名《要录》,又是摘要而记,这与《长编》所定宁繁毋略的原则多少有所不同。该书堪称《长编》的继续，把李心传同李焘并称，也是当之无愧的。《要录》一书，包括宋高宗一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叙述，也记录了金太宗完颜晟、、金海陵王完颜亮三代的史事，为研究宋、金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该书可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互为补充，前者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后者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记述。有此两书,对高宗一代史实可以得到较清晰的了解《要录》有清《四库全书》本、光绪仁寿萧氏刻本和广雅书局刻本传世。
16、《文献通考》
从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通史。简称《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作者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南宋末年丞相马廷鸾之子。马廷鸾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博学多才，藏书甚富。马端临受父亲的影响，并且接触到很多的资料，约从三十岁时开始，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撰成该书。
唐朝杜佑编撰的《通典》,也是一部典章制度史,但所分门类失之太宽。马端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补充。把《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门，各门再分子目，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作者的新创。《通考》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各朝正史、历代会要、《资治通鉴》等史书外，还采用了私家著述的史书传记等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这些史籍记载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叙事中还引用了很多当时臣僚的奏疏和学士名流的议论。这些奏疏、议论就是所谓“献”“献”的意思是“贤者”因为作者企图通过这些资料，对各项典章制度进行融会贯通、原始要终的研究，故取名为《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对宋代典章制度的记述特别详细，可以订正、补充《宋史》诸志的地方甚多；对历代制度演变的评论颇多独到的见解，实为研究宋史的一部基本史籍。该书有清光绪浙江书局刊本传世。
17、《武经总要》
宋代军事著作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999～1078)、丁度(990～1053)等奉编集，以供将领学习参考。五年成书,共四十卷。前集二十卷,包括《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后集二十卷，包括《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制度》部分不仅摭采宋代与前代的兵法、军事条令之类，介绍宋时的战术、战阵、训练、军队编制、装备等情况，还首次附有大量武器、阵列等插图，是全书的精华。《边防》部分介绍北宋北部、西北部、西南部等的边境地理，还有辽、西夏等的民族、地理概况。《故事》部分仿效唐朝杜佑的《通典》，分门别类，摘录旧史所载的前代各种战例。《占候》部分介绍天文、气象等对战事的影响，具有迷信色彩，是全书的糟粕。《武经总要》为研究宋代军事史的重要资料。由于该书保存了唐代的兵法、军事条令等，对研究唐代军事史也有参考价值。其《边防》部分对研究契丹、党项、西南少数民族等历史,也有资料价值《武经总要》保存不少北宋火药武器的记录，还记载了毒药烟球、火炮和蒺藜火球三种火药配方，反映了当时火药兵器已在武器装备中占有一定比例，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火药等发明，弥足珍贵。该书影印明正德刊本仅有前集，《四库全书》本有前集和后集。
18、《太平广记》
北宋四大部书之一；小说类书。李、扈蒙、李穆等奉之命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次年完成，六年雕版印行。全书五百卷，目录十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以及释、道两藏等，引书约四百余种。原书每条都注明出处，但错误较多，已无法精确统计。明刻本书前所附引用书目三百四十三种，是后人补编，实不足据。该书按题材分九十二类，又分一百五十余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卷数多的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报应三十三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可以看出其取材重点所在。《太平广记》实际上是一部分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已经失传的书，也在该书里存有佚文，对研究和校辑古代小说极为有用，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就是依赖该书得以流传。宋元以来,不少小说戏曲曾从中取材。明代以前，《太平广记》很少刻本流传，现存原书已有缺佚舛误。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谈恺据抄本加以校补,刻版重印,成为现存最早的版本。通行的版本是经过汪绍楹校点的排印本，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由中华书局重印的新一版，又稍有修订。
19、《太平御览》
北宋四大部书之一；百科全书性质的类书。翰林学士李奉诏主纂，扈蒙、王克贞、宋白等十三人参预修撰。全书一千卷，分五十五部，五千三百六十三类，总字数四百七十八万四千，引用古今图书及各种体裁文章共两千五百七十九种。《太平御览》与同时编纂的史学类书《册府元龟》，文学类书《文苑英华》和小说类书《太平广记》合称为“宋四大书”。
该书的编纂，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977)三月，完成于八年十月。初名《太平总类》，诏改今名。纂辑时，充分运用了皇家的藏书，并多用前代类书为蓝本，修订增删而成。所以《太宗实录》说它是以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编纂而成。《太平御览》所引用的各种书籍，未必都是宋初尚存、馆阁所储的。但《修文殿御览》、《文思博要》已失传,《艺文类聚》只有百卷,《太平御览》就成为现存当时最大的类书。该书卷首载有《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详记引用诸书名称，共列一千六百八十九种，其实尚未包括所引古诗、古赋、铭、箴等在内。此《纲目》是成书以后好事者所作,
已载于南宋刻本。该书纂集宏富，所引用五代以前的文献、古籍，十之八九今已失传。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看不到原书，还可以从这部书里寻找断篇残简。由于《御览》所据为宋代以前古本，故对现存先秦、汉、唐经史典籍，多能刊正其脱漏错讹。作为循部依类检索古代资料的宝库，该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编纂方面，该书体例时有失当，类目亦有重复，引用书名往往错乱，是其不足之处。
20、《文苑英华》
大型诗文总集。宋太宗时李、宋白、徐铉等编。1000卷。选材时限与《文选》相衔接,上自南朝梁代,下至五代。作者近2200人。作品近
2万篇，唐人作品占十分之九。分赋、诗等38类，各类中又分为若干门目，比《文选》分目更繁琐。此书选录有滥、缺之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曾指出它所收的唐赋“陈陈相因”，但所辑文献相当丰富。宋初文集的印本很少，此书所收唐人作品，有的全卷收入，有的原集后来失传，给后人的赏鉴、辑佚、校勘、考订等工作提供了资料。
《文苑英华》于南宋孝宗时周必大、胡柯、彭叔夏校订后刊行，今存者即此校定本。宋宁宗、明世宗时曾重刻。1966年，中华书局用宋刊残本140卷、明刊本860卷影印,校正了原书的一些错误。同时,还收入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10卷和劳格的《文苑英华辨证拾遗》。
21、《册府元龟》
北宋四大部书之一,史学类书。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采摭铨释了经史《国语》、《管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和历代类书、《修文殿御览》，分类编纂。用编年体和列传体相结合，共勒成一千一百零四门。门有小序，述其旨归。分为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总序，言其经制。历八年成书，总计有一千卷，诏题名《册府元龟》。“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由于该书征引繁富，也成为后世文人学士,运用典故,引据考证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唐、五代史事部分，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亦有校勘价值。
《册府元龟》北宋本已无前帙,南宋本仅存八卷,明钞本舛错颇多，至不能句读。陆心源藏有北宋残本四百八十三卷，与崇祯本校勘，将宋本多出页数、条数撰成《〈册府元龟〉题跋》，后其书流入日本静嘉堂。张元济东渡访书，向静嘉堂借照四百四十四卷，又向国内藏书家借照一百零六卷，共五百五十卷。傅增湘据照相毛样校于崇祯本上，该书藏于北京图书馆。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崇祯本,据陆心源跋所载,将宋本多出的页数、条数，校于每卷之后，即今通行本。
22、《太平寰宇记》
地理总志二百卷。乐史(930～1007)撰。该书撰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尚沿用唐朝分天下为十道的区划，记载了各地自前代至宋初的州县沿革、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交通、人物姓氏、土特产等。广泛引用了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以至仙佛杂记，计约二百种。由于所引诸书今多已散佚，故《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对于研究自汉迄宋,特别是唐与五代十国史，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该书还首次记录了宋朝绝大多数州郡的主户与客户户口统计，这对于研究宋朝的人口、户籍阶级状况,也极为珍贵。《太平寰宇记》还记载了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户口，有的还区分汉人与蕃人，甚至主户、客户数，对研究宋初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边远地区的经济面貌，也有参考价值。该书有清光绪金陵书局刻本传世，其缺佚部分据日本藏宋刻残本收入《古逸丛书》。
23、《元丰九域志》
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北宋神宗元丰时综合性地理总志。全书分十卷，始于四京，次列二十三路，终于省废州军、化外州、羁縻州，分路记载所属府、州、军、监及其距京里程、四至八到、主客户数、土贡、领县数和名称；每县下又详列距府州方位里程、所领乡数镇堡、寨名目以及名山大川。府州县皆标出其等第。文直事赅，条理井然。书中记述州县沿革，以元丰以前为主，涉及唐、五代只一笔带过。该书虽文字记载简要，但内容丰实,独具一格。书中除记载当时疆域政区外,又备载各地户数、元丰三年(1080)土贡数额及城、镇、堡、寨、山岳、河泽的分布,据统计仅镇即达一千八百八十余个,山岳、河泽亦各在一千以上。这是研究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其中所列土贡数额远较以往任何史书、地理总志为详，而所载镇名更为宋时其他地理总志所无。
《元丰九域志》为北宋王存、曾肇、李德刍共同编修。王存(1023～1101)，字正仲，丹阳（今属江苏）人，历官秘书省著作佐郎、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同修国史、尚书左丞等累上书陈时政,常为宋神宗赵顼所采纳。曾肇(1047～1107)，字子开，南丰（今属江西）人，历官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国史编修、吏部侍郎等,与其兄曾巩皆以才学闻名当世李德刍，邯郸（今属河北）人，官光禄寺丞，长于地理学，著有《元丰郡县志》三十卷、图三十卷。
该书通行版本有中华书局点校本。
24、《舆地纪胜》
南宋地理总志。编纂者王象之，字仪父，婺州金华人。父师古,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历任州县官。象之青少年时期，随父遍历江、淮、荆、闽等地。庆元二年(1196)登进士第，宝庆元年(1225)前后，任潼川府（今四川三台）文学，又曾任知县等职，以博学多识著称。仕宦之余，收集地理书及诸郡县地志、图经，随时编集，于嘉定十四年(1221)开始综合编纂，州县沿革一般亦以此时为限，约于宝庆三年成书。该书以南宋统治区为限，起行在所临安府，迄剑门军，共计府、州、军、监一百六十六，有些府、州分为上下两卷，合计二百卷。每一府、州,一般分为府州沿革（为监司等机构驻地,另叙有关沿革于后）、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上、景物下、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等十二门，间亦变通而有所分合。《舆地纪胜》主要是节录当时数以百计的各地的方志、图经编纂而成，对各种方志、图经中的山川、景物、碑刻、诗咏，一概收录，而略于沿革,以符合“纪胜”的要求,受到南宋史学家李、目录学家陈振孙的赞赏。王象之对各书记载的异同，加案语进行考订,“收拾之富，考究之精”,为当时所称。另有《舆地图》十六卷,逐路为卷,尤详于四川各州。《舆地纪胜》宋时有刻本传世,明代曾将其中的《碑记》,辑为《舆地碑记》四卷刻印，其时《舆地纪胜》全书已缺七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刻时，全书已缺三十一卷，另十七卷亦有缺页。刘文淇(1789～1854)及其子刘毓松，依据清张鉴、吴兰修的校记、按语，车持谦、许瀚的《舆地碑记》校记,以及史书、文集等,于道光二十七年撰《舆地纪胜校勘记》五十二卷;岑建功(?～1848)于次年撰成的《舆地纪胜补缺》十卷，基本上是据各书所引舆地纪胜的原文辑录而成，两书对《舆地纪胜》的整理，甚为有益。《舆地纪胜》引用的大量方志、图经，绝大部分早已散佚，所引《高宗圣政》、《孝宗圣政》、《中兴遗史》等，亦已早佚。该书保存了不少史料，对研究宋史，尤其宋代地理，颇有裨益。该书有清道光岑氏刊本传世。
25、《咸淳临安志》
南宋地方志。宋度宗咸淳时，潜说友撰。说友字君高，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临安，府名，治今浙江杭州，为南宋行在所。作者以《乾道临安志》、《淳临安志》为基础，旁搜博采，增补成书，共一百卷。前十五卷为行在所隶，记载皇城及中央官署等。十六卷以下，分列疆域、山川、诏令、御制、秩官、宫寺、文事、武备、风土、贡赋人物祠祀、寺观、园亭、古迹、墓、恤民、祥异、纪遗等门。体例完备，征材宏富，考辨精审，条理秩然。所绘皇城、京城、府署、浙江（钱塘江）、西湖及府治、各县境、九县山川等地图颇为详明。所引宋人晏殊《舆地志》、范子长《皇朝郡县志》及《大宋登科记》等多种史籍，原书早已散佚。明、清人所作西湖诸志也大多取材于此。该志在宋末已有刊本，明代流传几绝。清人朱尊从海盐胡氏、常熟毛氏先后得宋刊本八十卷，并补抄十三卷，尚缺七卷。鲍廷博又多方搜补了宋刊本的六十五、六十六两卷，为宋本所无，即现存九十五卷本。今通行的以清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仿宋重刊本较为完备。该志是南宋地方志中的佳作，为研究临安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
26、《景定建康志》
南宋地方志。景定时周应合(1213～1280)撰。建康，府名，治今江苏南京市，南宋初曾建行宫于此，故称留都。作者采取《乾道建康志》、《庆元建康续志》两书资料，并增入庆元至景定六十余年事，纂成五十卷，其中有留都录四卷,地理图及地理沿革一卷,表、志、传四十四卷，拾遗一卷。该书所绘府治及各县治地图颇为详明,所记史事亦考核精审,是传世的南宋地方志佳作，为研究建康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该书在明代流传几绝，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朱尊从曹寅处借得全帙抄录,始复传世现有《四库全书》本、嘉庆六年(1801)岱南阁刻本及嘉庆七年金陵孙忠愍祠本。
27、《淳熙三山志》
南宋福州地方志。原系陈傅良等撰写，由梁克家署名，淳熙九年(1182)成书。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因而该书名《淳熙三山志》。五代时，福州曾一度升为长乐郡，故又名《长乐志》。编者采择北宋庆历三年(1043)林世程纂修的福州志资料，并增入庆历三年至淳熙九年计一百三十九年事，共四十卷，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末附山川）、土俗九门。所记五代十国事迹，可补正史的缺失。其中版籍、财赋两门，系通判陈傅良执笔,内容翔实,参考价值较高。该书是传世的南宋地方志佳作，为研究福州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该书在明清之际罕有流传。原本四十卷。今本四十二卷，为后人所增补。现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本、清乾隆张德荣抄本及四库全书本。
28、《东京梦华录》
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貌的著作。宋孟元老撰元老号幽兰居士,原名孟钺,曾任开封府仪曹,是北宋保和殿大学士领都水将作二监事务孟昌龄的族人,居里及其余仕履俱不祥他生于北宋末年,崇宁二年(1103)随其父到东京，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后南逃，在东京共生活了二十三年。晚年追忆昔日旧京的繁盛，写成《东京梦华录》十卷，录内分别记载：东京城池、河道、宫阙、衙署、寺观、桥巷、瓦市、勾栏、以及朝廷典礼、岁时节令、风土习俗、物产时好、诸街夜市，反映出当时都城官、私手工业作坊、商业、文化、交通的发达情况和东京的风貌。
作者还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当时东京民间和宫廷的“百艺”,并辟《京瓦伎艺》一目,详述了勾栏诸棚的盛况，及各艺人的专长。该书对宫廷教坊、军籍、男女乐工骑手球队也作了描绘，特别是春日宫廷女子马球队在宝津楼下的献艺，还有火药应用于“神鬼”、“哑杂剧”中增加效果等，给中国“百艺”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书中关于诸宫调的渊源,诸艺的名称,讲史、小说的分类等，也受到研究中国戏曲、小说和杂技史的学者的重视。
29、《梦粱录》
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共二十卷。南宋吴自牧撰。自牧临安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
该书成书年代，据自序有“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之语,当在元军攻陷临安之后。所署“甲戌岁中秋日”，甲戌即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疑传抄有误。该书仿效《东京梦华录》体例，记载南宋临安的郊庙、宫殿、山川人物、市肆物产、户口、风俗、百工、杂戏和寺观、学校等,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活动,手工业、商业发展情况，市民的经济文化生活，特别是都城的面貌，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书中妓乐、百戏伎艺、角、小说讲经史诸节，为宋代文艺的珍贵资料。
30、《武林旧事》
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武林即临安(今浙江杭州)。全书十卷,周密(1232～1298)撰。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祖籍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曾祖随宋室南渡,始居湖州（今浙江吴兴）。周密历任临安府、两浙转运司幕职，义乌县知县。宋亡不仕,寓杭州。抱遗民之痛,致力故国文献，遂辑录家乘旧闻，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等书。
《武林旧事》成书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和“宫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于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标点排印，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依据同一版本校点，出版了单行本。
31、《都城纪胜》
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一卷，耐得翁撰。耐得翁系别号，姓赵，余无可考。作者曾寓游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根据耳闻目睹的材料仿效《洛阳名园记》，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写成该书。书内分市井、诸行、酒肆、食店、茶坊、四司六局、瓦舍众伎、社会、园苑、舟船、铺席、坊院、闲人、三教外地、共十四门，记载临安的街坊、店铺、塌坊、学校、寺观、名园、教坊、杂戏等。“瓦舍众伎”一门,内容充实,有宋代文艺戏曲等方面的珍贵资料，与《梦粱录》《武林旧事》同为研究临安以及南宋社会和城市生活的重要文献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楝亭十二种》本标点排印，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将该书编入《南宋古迹考》中，标点出版。
32、《桂海虞衡志》
记述广南西路风土民俗的著作。宋范成大撰，一卷。范成大字至能，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人。范成大素有文名。尤工诗。曾于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二年(1175)知广南西路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淳熙二年正月转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该书是他由广西入蜀道中追忆而作。范成大自序，该书为其于所到之处将方志未载之风物土宜等及边远地区的一些传闻加以合编而成共分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等十三篇，每篇各有小序。详尽记载了宋代广南西路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以及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情况，内容翔实，是研究广西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其中志金石、志香、志草木、志蛮诸篇对前人之说颇多纠谬之处。原书为三卷（一说二卷），今本并为一卷。《文献通考·四裔考》中所引用者即可补今本之所缺。
33、《天盛年改定新律》
西夏法典。西夏仁宗李仁孝天盛年间(1149～1169)改订以前旧律而成。全书原为二十章，今第十六章已佚，存十九章，计一千四百六十条。1909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自中国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掠去，现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全文至今尚未披露。其中第一章首列十恶大罪：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乱伦。第十章为“司次行文门”，分等详列西夏官衙军府州县堡塞品次:上司有中书、枢密;次等司有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功德司、大都督府、宣徽院、内宿司、阁门司、西凉府等；中等司有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勘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境监军司、鸣沙军、医人院、华阳县、泾原县等；下等司有行宫司、举荐司、马院司、西院经略使、沙州经略史定远县灵武郡、甘州城司、肃沙沙州、黑水等；末等司有刻字司、造案司、金工司、织绢院、番汉乐人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宣德堡、讹泥寨、夏州、绥州等;此外尚有不入各司者:纳言处、秘书监、番汉大学院等。参与修订新律者共二十三人，包括蕃人（党项人）和汉人，以北王嵬名代为总监修。
34、《西夏文大藏经》
又称蕃（音弥）大藏经。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建国初(1038)即开始把佛经译成蕃文（西夏文）。先后以西夏景宗时期的国师白法信、西夏惠宗时期的国师白智光等三十二人主其事。经五十三年，至西夏崇宗天民安元年(1090)，共译出大小乘佛经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其中包括了经、律、论三藏的主要经典，既有显教佛经,又有密教佛经。主要译自汉藏,以北宋初年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印的“开宝藏”为底本；一部分译自藏文。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东的高台寺是西夏译经的重要场所。西夏仁宗时也译过少量佛经，但以校勘为主。西夏木刻西夏文大藏经，是中国第一次用少数民族文字刊行的大藏经。西夏灭亡后，元朝官府又于杭州雕刊西夏文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先后多次印制，施放于党项族居住地河西一带寺庙。
35、《番汉合时掌中珠》
中国西夏文-汉文双解通俗语汇本。
西夏党项人骨勒茂才著于西夏乾二十一年(1190)。自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出土。木刻本，共37页。 原书现藏苏联。
序言表明编纂目的是为了便于番（党项）、汉人民学习对方语言：“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书中每一词语都并列
4项，中间两项分别是西夏文和汉译文，右边靠西夏文的汉字为西夏文注音；左边靠汉译文的西夏文为汉字注音。词语编排以事门分为
9类：天体上、天相中、天变下、地体上、地相中、地用下、人体上、人相中、人事下。最后一类约占全书文字的半数，内容包括亲属称谓、佛事活动、房屋建筑、日用器皿、衣物首饰、农事耕具、政府机构、诉讼程序、弹奏乐器、食馔、马具、婚姻等。此书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对解读西夏语起了重要作用。
36、《文海》
中国西夏文字书著者不详约在12世纪成书。1909年在中国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出土，现藏苏联。原书有平声、上声、杂类
3部分。出土为残刻本, 蝴蝶装部分全佚,平声、杂类有部分残缺,
余3000多字条。平声97韵，每韵中所属字以声母和介音的差别为序，同音字集为一组，各组间以小圆圈相隔，无同音字的为独字。据西夏文字书文海宝韵和《五音切韵》知上声有86韵。杂类则是平上两部分的补篇,其中又分平、上两类,
每类内以声母九品音分部每一字条的注释分3部分，第1部分以4个字分析字形构造,多采用合成法;第
2部分以较多的字解释字义,方式有解说字义、组成词组、同义词和反义词相注、指明类属和用途等;第3部分以反切法注音,同音字组中反切上下字标在第1个字下面文海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和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37、《金史》
纪录金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脱脱(1314～1355)主编，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记述了从女真族的兴起到金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后附《金国语解》一卷。
《金史》 纂修始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
中统二年(1261)，议修辽、金二史。灭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但终因体例无法确定而不能成书。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翰林学士欧阳玄等六人为总裁官,主持修纂。五年十月，辽、金、宋三史告成。元人修《金史》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有金代实录，包括完颜勖所撰《始祖以下十帝实录》三卷,以及《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熙宗实录》、《海陵实录》、《世宗实录》、《章宗实录》《宣宗实录》等唯卫绍王无实录，现存的材料是由王鹗多方收集而来。金末的事迹则多取材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和刘祁《归潜志》、王鹗《汝南遗事》、杨奂天兴近鉴等。由于《金史》依据比较完整的《实录》，经元好问、王鹗等补充，元初以来又经几次修撰，实际上是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卒成书不同，故在三史之中号称最善。它仿效《魏书·序纪》的办法，首作《世纪》一卷，记序完颜部自始祖函普以来女真部兴起的历史。又在卷十九作《世纪补》一卷，为的父亲宗峻金世宗完颜雍的父亲宗尧的父亲允恭作传而附列于本纪,是《金史》的特点《交聘表》详细记载金与宋、西夏、高丽的使臣往来。传记中有关诸人参预的同一事件，则在首要人物的传中详见事实本末，其他传中则旁参侧见,避免重述。但是,《金史》也存在一些记事互相矛盾、重叠，史实错误、疏略，年次颠倒脱舛，人地名混乱和记述战事则扬胜讳败的现象。清人施国祁尽毕生精力著《金史详校》十卷，校勘和考订《金史》四千余条，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38、《大金国志》
记述金代史事的纪传体史籍。四十卷。题宋宇文懋昭撰。全书纪二十六卷，开国功臣一卷，文学翰苑二卷，楚国张邦昌录和齐国刘豫录各一卷，册文等一卷，天文、地理、制度、风俗等七卷，许奉使行程录一卷。书前有《经进大金国志表》，表末署“宋端平元年(1234)正月十五日，淮西归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阁臣宇文懋昭上表”。但据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分析，该书应是伪托宇文懋昭之名，杂采诸书，排比而成。进书表称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上该书，而本月十日金亡国，五天时间当然不能草成进献。撰者既为宋臣，而对宋事毫无避讳，也是明显的矛盾。书中对宋、金两国直书其号，而称元朝为“大朝”，元使为“天使”，元兵作“大军”，颇似元人著述。其间《文学翰苑传》二卷，显然脱胎于元好问所著《中州集》小传。卷四十《许奉使行程录》又取自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总之，该书是缀集诸书而成，编者当系元中叶书铺中人。在编纂体例上有冗杂失次，轻信伪书的缺陷。尽管如此，它将至哀宗共一百一十七年金国事迹裒集汇次，保存了不少史料。所载制度、服色等或为他书所不载。可与《金史》相参考，是研究金史的重要著作。有《扫叶山房》、《国学基本丛书》等印本。
39、《松漠纪闻》
出使金国的见闻杂记。三卷，宋洪皓撰。皓字光弼，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建炎三年(1129)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为大金通问使。金人迫使入仕齐国刘豫，皓不从，被流放到冷山。冷山金代属上京会宁府，唐隶松漠都督府,皓故以此名书。洪皓后徙燕京（今北京）,前后留金十五年。归宋后因忤秦桧，贬官英州（今广东英德），后徙袁州（今江西宜春），行至南雄州（今广东南雄）病死。该书为洪皓留金时所记见闻杂事，归宋后，曾焚毁书稿。被谴谪后,又追忆成书。因当时禁私史,故书稿秘不得传。绍兴末，其长子洪适校订为正、续两卷。乾道中，仲子洪遵又增补所遗十一事，合为三卷。该书虽是追记，因作者久留金地，均是亲自见闻。书中有关金国的政治及女真风土民情等，都是研究金史的重要资料。有《古今逸史》与《学津讨源》本，互有异同。国学文库本系以这两个版本参订校补而成。
40、《归潜志》
记述金朝史实的私家著作。十四卷,金末刘祁撰祁字京叔,浑源(今属山西)人,生于金章宗泰和三年(1203)，死于蒙古灭金之后六年，即1250年。他早年随祖父、父亲游宦于金之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结识了不少名官显宦和文人学士。金亡以后,回到故乡,有感于“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于是写作该书,意在“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该书前十卷，大抵即杂记其“昔所与交游”的言论与行迹。卷十一《录大梁事》，专记元兵包围开封始末。卷十二《录崔立碑事》,专记金朝叛将崔立降蒙古及其被杀始末;同卷之《辩亡》,以亲身感受,分析了金朝亡国的原因。最后卷十三、十四，多是发表个人感慨，并辑录了他人投赠的诗作。刘祁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肃，“所传不真及不见不闻者,皆不录”,故为史家所重视。元人修《金史》多采用其著。如《金史》对金代兵制的批评，对金末近侍权重的批评，对南渡后宰执的批评等，都取自刘著的议论。其他如李之纯、赵秉文、王郁等人的传记，也采用了刘著资料。《归潜志》共涉金末一百多位文人的事迹，特别是记金末诸事，与《金史》互有异同，可供参稽。
41、《元史》
记录元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宋濂(1310～1381)王(1322～1373)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明洪武元年(1368)，即元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为总裁，赵埙等十六人为纂修，于南京天界寺开局编写,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便修成了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派欧阳佑等往北平搜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于洪武三年重开史局，纂修除赵埙外，另召朱右等十四人参加，用了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成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两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
《元史》由于成书仓促，而且出于众手，出现了不少谬误，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但是，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①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②《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去全书一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文宗纪》竟多达一年一卷。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这种作法却起到保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及一半。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③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如有人批评“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又批评它“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元史》中保留或增加了这些内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书成不久，就有朱右作《元史拾遗》，解缙作《元史正误》。解缙还奉旨改修。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留传到现在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曾廉的《元书》，柯劭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元史》原书。
42、《元朝秘史》
13世纪蒙古国官修的史书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url=]Monqol-un Niua
Tobiyan[/url]，蒙古秘史）。此书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见蒙古文字),作者佚名书后识“鼠儿年七月”“写毕”，对这一年份，学界有不同解释，分别认为是1228年戊子、1240年庚子、1252年壬子和1264年甲子。书中记载成吉思汗先人谱系、成吉思汗生平业绩和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个别内容涉及窝阔台汗以后的史实，可知不是一次成书，而是经过续修的。原文早已散失,在罗藏丹津（Lobsangdanin）的蒙古文史书《黄金史》（[url=]Altan
Tobi[/url]）中还能找到三分之二左右的佚文，但已经过不少改写，并非全是原貌。现存的文本是明四夷馆的汉文本。明初翰林译员出于教学蒙语的需要，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傍注汉译，并分段作了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明初刻本分正集十卷和续集二卷，《永乐大典》收录本则分十五卷，所以现行本有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全书按明四夷馆的分段节译共有二百八十二节，学界一般都习惯于按节编序引用。1936年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本，不仅影印了质量较好的顾广圻监抄本，还配有四十一页明刻本残页，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元朝秘史》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祖先写起，记载了许多蒙古氏族和部落的起源。书中突出描述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他在战乱中壮大自己势力，建立蒙古汗国的过程，记载蒙古国南征金、夏，收服畏兀儿，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情况。在这部书中包含关于12、13世纪蒙古社会状况的丰富资料，涉及当时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史典籍。元代的《圣武亲征录》和波斯蒙古汗廷史官修撰的《史集》，很多材料都与这部书相同，可资相互印证。但是，书中对某些年代和史实的记载不确切，有的错乱。作者是褒扬成吉思汗皇家的，特别倾向于维护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后人的统治权利。
《元朝秘史》是13世纪古蒙古语的典范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古词和古蒙古语特有的语法现象。明翰林译员在对每个单词加注的傍译中保存了蒙古语古词义，标示了数、格、时制、人称变位等语法形式。如“骟马每自的行”,“每”(们)表示复数,“自的行”表示自返宾格,意思是“把自己的一些骟马”；又如“气力与我”，“与我”表示动词“与”（给予）的第一人称变位，意思是“（我）出力”“（我）效劳”依靠这种傍译,许多古蒙古语词语今天才有可能得到正确解释。音写蒙古语的汉字准确地反映了原文的语音，形成了一套周密的音标体系如,用匣、晓母字的声母表示蒙古语h辅音,而傍注“中”字便表示q辅音(例：忽＝hu,中忽＝qu)；以来母字声母表示
l辅音，而傍注“舌”字便表示 r辅音（例：列＝le，舌列＝re）；闭音节收尾辅音用小字标出（例：阿惕＝at，答勒＝
dal）等等。这部书在历史语文学上的研究价值是很高的。
书中收入了一些传说故事，有许多韵文和使用文学手法的描写，语言和形象富有草原民族特色。学界公认《元朝秘史》是蒙古民族第一部文学经典作品。
清以来,中国学者不断从事《元朝秘史》的研究,有史地考证、版本源流研究、笺证注释等方面的论著，还有两三种现代汉语译本。《元朝秘史》从19世纪就已流传到国外，现在，日、法、德、苏联、英、美、匈牙利、捷克、蒙古、芬兰、澳大利亚、波兰、土耳其等许多国家都有研究《元朝秘史》的学者。该书已被全部或部分地译成日、德俄、匈牙利、英、法等文字,日、苏、德、法、匈牙利等国还出版过拉丁音写原文本。欧美学者治《元朝秘史》,多以语言研究为主,训诂、语法分析、语音复原的论著较多，日本则兼顾历史和语文，研究方面比较广阔。据粗略统计，国内外发表过的关于《元朝秘史》的各种论著，包括音写和译注,已达三百项以上,作者有百余人。《元朝秘史》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
43、《圣武亲征录》
有关成吉思汗窝阔台时期蒙古历史的重要史籍又名《圣武亲征记》。书作于至元年间，作者佚名。中统三年(1262)，元世祖忽必烈曾下令王鹗等商榷史事，王鹗等延访了成吉思汗事迹，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某些研究者认为这部书可能是王鹗等人撰修的。书中记载成吉思汗一生主要事迹,兼及窝阔台汗一朝历史与《元朝秘史》相比，有同有异，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也常有详略之差。研究这一时期蒙古历史，需对照这两部书。
出自《元太祖实录》的《元史·太祖本纪》与《圣武亲征录》多有共同处,可知《实录》当是出自此书,并加增补修订而成。根据《金册》([url=]Altan
Debter[/url])撰修的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中的《成吉思汗纪》，除西征部分外，内容几乎与《圣武亲征录》相同，所以《圣武亲征录》很可能是《金册》的蓝本。
现存版本中，《说郛》本是最早的，近人王国维校注本质量较好。国外有日人那珂通世增注本。法国伯希和的法文译注本学术水平很高，但只完成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他去世后由其学生韩百诗整理出版。
44、《经世大典》
元代官修政书。又名《皇朝经世大典》。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由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编纂，赵世延任总裁，虞集任副总裁，次年五月修成。全书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据《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记载，全书分为十篇:君事四篇,即帝号、帝训、帝制、帝系，别置蒙古局负责修纂；臣事六篇，即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各典复分若干目。
该书体例，参考了唐、宋会要，而有所创新。如工典篇分为宫苑、官府、仓库、城郭、桥梁、河渠、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兵器、卤簿、玉工、金工、木工抟埴之工、石工、丝之工、皮工、毡、画塑、诸匠二十二目，多为唐、宋会要所无。各篇、目正文之前，均有叙文说明其内容梗概，或变革之因，或设立宗旨，便于读者了解；这种编纂方法亦较唐、宋会要为胜。其所依据，多为中朝及外路各官府文件，但将蒙古语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并删去了公文中的吏牍繁词。
该书明初修《元史》时多有引用，《永乐大典》亦予辑录。正统六年(1441)，尚见于杨士奇所撰《文渊阁书目》，但已残缺。万历三十三年(1605)孙能传、张萱撰《内阁藏书目录》，该书未列，想已遗佚。今人所见该书遗文，除《元文类》所收《经世大典序录》及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残本中存留的一部分外，尚有《广仓学丛书》所收之《大元马政记》、《元代画塑记》、《大元毡工物记》、《大元官制杂记》、《元高丽纪事》，均为前人从《永乐大典》辑出，总约十余卷，还不及全书百分之二三。《经世大典》尚存的这部分文字，内容涉及市籴粮草、仓库、招捕、站赤、急递铺、海运、高丽缅甸等事,为研究元代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工艺技术、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
45、《通制条格》
元朝政府颁行的法令文书汇编《大元通制》中的条格部分。至元八年(1271)，元政府禁行金泰和律，此后曾几次着手制定本朝新律，都没有成功；至元二十八年公布的《至元新格》，所收行政及其他方面的法规亦极不完备。因此，当时立法行政、决狱断讼，主要以随时因事而颁布的诏旨及其他政府公文为准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为便于各级官吏检索遵行，下令将历朝颁发的有关法令文书斟酌损益、类集折衷，汇辑成书,后经朝增删审核,定名《大元通制》，于至治三年(1323)刊行。全书八十八卷，分制诏、条格、断例以及别类等四部分，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其中条格、断例部分的篇目和编排，分别仿效金《泰和律令》和《泰和律义》。《大元通制》具有法典的性质。全书今已不传，现存仅明写本《通制条格》残卷，1930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出版，共二十二卷，包括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杂令、僧道、营缮等十九个篇目。元代条格，大体上相当于唐、金两代法律体系中的令，是元代在民事、行政、财政等方面的重要法规。虽然其中不少条款形式上属于临事制宜的个别指令或记录公文，但它们作为单行法也具有普遍的法律效能。它与《元典章》同样是研究元朝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珍贵史料。
46、《元典章》
至治二年(1322)以前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在元成宗时期，曾规定各地官府抄集中统以来的律令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史遵循的依据。《元典章》就是地方胥吏汇抄法令的一种坊刻本。
[url=]编排体例[/url] 全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共六十卷，记事至延七年为止；又增附《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共八大类，不分卷，记事至至治二年止。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八十一门、四百六十七目、二千三百九十一条。这种编排体例属于《唐六典》类型，而且很可能与当时的官衙架阁书档分类有关。
[url=]内容和价值[/url] 《元典章》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之一，全部内容都由元代的原始文牍资料组成。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书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反映。有关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封建的身分等级制、对民众的剥削压迫、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划分等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地产、土地买卖、租佃等有关土地关系的资料，对研究封建制度十分重要。户计文档提供了关于元代居民结构和居民对国家的封建义务的重要资料。元朝的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在书中有清楚的反映。各种差发科敛都有详细的记载。名目繁多的捐税文档，不仅记载课税制度，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许多细节。有关钞法、物价和钱债的各条，提供了元代币制货币流通和高利贷盘剥的具体情况这些都是价值很高的史料。吏部各卷中收有关于元代官僚制度的大量文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系统的资料可查。全书中篇幅最大的是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大量的词讼文字和判例从多方面反映了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动荡的社会生活，尽管元廷镇压和防范，人民的反抗连绵不断；贪赃枉法屡见不鲜，揭示了元朝统治的腐朽；各式各样的犯罪活动，反映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当时社会心理、风习的特点。这些都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过程。《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能在《元典章》中得到更为详细明确的印证或补充。现存的有关元代社会的各种史料，可以说以《元典章》最为丰富、集中和具体生动。
对元代法制，时人曾有“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议论。《元典章》中单项法令、个别指令和判例多，作为普遍定制的法律条文少，正反映这种法制特点。
[url=]文体和版本[/url]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的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许多硬性翻译蒙古语的奇特词语，如“肚皮”（贿赂）、“勾当里交出去”（黜罢）。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书中元代俗体字很多，从中能够看出当时社会上企图简化汉字的自发趋向。
明以来，《元典章》有多种传抄本。1908年，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民国年间，在北平故宫发现了元刻本。
47、《大元大一统志》
元朝官修地理总志。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由札马丁、虞应龙等开始编纂，于三十一年完成初修稿七百五十五卷。稍后又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因而继续重修，由孛兰、岳铉等主其事，至成宗大德七年(1303)全书始正式告成，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书成后，藏于秘府，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始由杭州刻版，许有壬为之序。
该书所志各路、州、县事，继承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宋代《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书成例，分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部门。所用资料，大江以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北方诸省则多取材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内容广泛,包罗详备,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舆地书。元文宗时纂修《经世大典》，其“都邑”等目即以该书为据。《大明一统志》亦以该书为蓝本。明《文渊阁书目》著录有《大元一统志》两部：一部一百八十二册，一部六百册，均未书卷数，后者同于大德七年成书之册数，当为足本，证明嘉靖时该书全本尚存，后逐渐散佚。
现残存之《大元大一统志》，据北京图书馆和私家所藏，及《辽海丛书》、《玄览堂丛书》所录，仅得残本四十四卷，尚不及原书百分之五，其中原卷还有的不全或只存二三页。
明清史籍中颇多引录该书之遗文，以《永乐大典》为最。今影印《永乐大典》残本中，还保存了大量《大元一统志》遗文。明代官修地理书《明一统志》、《寰宇通志》亦间加引用。《辽东志》满洲源流考《热河志》、《乾隆盛京通志》、《蒙古游牧记》、《嘉庆四川通志》、《湖北通志》、《乾隆东昌府志》、《嘉庆延安府志》、《日下旧闻考》、《愚谷文存》诸书所引，疑多为前人从《永乐大典》转录者。近人金毓黻曾搜集整理，刊有《大元大一统志》残本十五卷，辑本四卷。赵万里又以《元史·地理志》为纲,将元刻残帙各家抄本与群书所引，汇辑为一书，分编十卷，题为《元一统志》，可略见原书规模。
48、《元朝名臣事略》
元朝人物传记资料选编。元苏天爵(见《元文类》)编，十五卷，原题《国朝名臣事略》。书前有天历二年(1329)序，故成书不得晚于此时。全书有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四十七人的传记，前四卷收蒙古、色目十二人，后十一卷收汉人三十五人。该书仿南宋杜大《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直接利用诸家文集中碑传等原始资料成篇，但又不象杜书那样全文照录，而是按年按事选辑有关人的行状、碑文、墓志、家传及其他记载,
分段注明出处,
取详去简,弃去重复和芜词,使文字首尾一贯。每传前有提要，概述传主的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传主祖先功业卓著者，在正文下用小字摘注其事迹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这是中国传记类史籍中一种创新的体裁全书共引文一百三十余篇,其中选自元初著名文人王鹗王磐、徐世隆、李谦、阎复、元明善等十余人的作品占一半以上，他们的文集今已不存，若干名篇赖该书得以保存，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和据它翻刻的几个版本脱误甚多，加上专名经过改译，面貌全非。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的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书堂刊是该书最好的版本。
49、《元文类》
元朝诗文选集本名《国朝文类》。元苏天爵(1294～1352)编，七十卷。天爵,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撰著有《元朝名臣事略》、《滋溪文稿》等,生平事迹见《元史》本传。该书成于顺帝元统二年(1334)，共收窝阔台时期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延时期约八十年间名家诗、文八百余篇，按文体分作四十三类，故名。苏天爵留意本朝史事，曾三居史馆，预修武宗、文宗实录，编辑该书也从留存史事着眼，“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元朝官方称该书“虽文字固富于网罗，而去取多关于政治”，把它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相比元代著名文人王鹗李谦、阎复、元明善等各家文集今已不存,他们的一部分诗文赖该书得以保存又收姚燧所作碑铭墓碣四十余篇，因现存姚燧《牧庵集》文字经过清朝四库馆臣篡改,由该书得见其部分原貌书中收录之《经世大典序录》，对研究元代史事尤为重要。今人通用《四部丛刊》影印至正二年(1342)杭州路西湖书院刊本。
50、《事林广记》
“日用百科全书”型的古代民间类书。南宋末年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陈元靓撰，经元代和明初人翻刻时增补。元靓可能是建阳（今属福建）麻沙书坊雇佣的编书人。
《事林广记》门类广泛，天文、地理、政刑、社会、文学、游艺，无所不包。它的特点有二：①包含较多的市井状态和生活顾问材料，例如收录当时城市社会中流行的“切口语”和各种告状纸的写法以及运算用的“累算数法”、“九九算法”等。②插图很多，其中的“北双陆盘马制度”、“圆社摸场图”等，是对于宋代城市社会生活情景的生动描绘。它开辟了后来类书图文兼重的途径,明代的《三才图会》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都受其影响。
该书问世以后, 在民间流传很广, 自南宋末到明代初期, 书坊不断翻刻。每次翻刻,
又都增补一些新内容。如“历代纪年”一门，元朝的翻刻本增添了元朝初期的帝号, 明初的翻刻本又延续到元朝覆亡为止
疆域和官制,也因改朝换代在各个版次中有所反映现在能见到的事林广记已有六种不同的版本,
其中最早的一种是元至顺年间(1330～1333)建安椿庄书院刊本，中华书局曾于1963年影印。此外还有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翻刻的元泰定二年(1325)本。这两个版本中都有大量元代社会生活、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资料。如《蒙古译语》、《大元通制》等，对于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有重要价值。
51、《庚申外史》
记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时期(1333～1368)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又名《庚申帝史外闻见录》《庚申大事记》。庚申帝即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因生于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庚申年,故名分上下两卷。元末明初人权衡著。权衡，江西吉安人，字以制，号葛溪，元末隐居彰德黄华山（今河南林县境）。明洪武四年(1371)后，寓居临江（今江西清江西南）。该书约著成于洪武初年。作者生当元末,又居住在中原地区,耳闻目睹元末朝廷政事、农民起义情况,所记较客观真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元廷宫闱轶事，多为它书所不载，对上层官僚贵族如燕铁木儿、伯颜、脱脱、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之间的纷争，记载亦详；对元末农民起义的记载尤其翔实,如所述彭莹玉、芝麻李、南琐北琐红军等事迹,都是很珍贵的史料。作者对元末黑暗统治十分不满，对农民起义常寄予同情。
洪武三年续修《元史》时，史馆征得该书，作为撰写顺帝本纪及元末一些大臣、大将的列传的素材。《庚申外史》现存版本较多，主要有《宝颜堂秘笈》、《海山仙馆丛书》、《学津讨原》、《学海类编》、《豫章丛书》本等。
52、《辍耕录》
有关元朝史事的札记。一名《南村辍耕录》，三十卷。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著。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自幼刻苦攻读，广览群书，因而学识渊博，工诗文，善书画。元末兵起，避乱松江华亭，耕作之余，随手札记。元至正末，由其门生加以整理，得其中精粹五百八十余条，分类汇编成书。该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作者对元代掌故、典章制度十分熟悉，尤其对元末东南地区农民起义状况，多为耳闻目睹，因而所记较真实。作者对元末黑暗统治揭露甚多，如《权臣擅权》、《讥省台》、《醉太平小令》等条；对农民起义的记述比较客观，如《旗联》、《刑赏失宜》等条；在《叙画》、《杂剧曲名》、《燕南芝庵先生唱论》、《论诗》、《历代医师》等条中，对书画、戏曲、诗词、医学等方面，都有严密的考证和独到的见解。民间习俗、民谣如《扶箕诗》、《松江官号》等条，生产状况如《黄道婆》等多方面的记载，也为研究元代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素材。《辍耕录》有元末刻本和明刻本多种。1958年中华书局据影刻元本断句后重印。
附录：陶宗仪和《南村辍耕录》
元末，社会动荡，烽烟四起。此时，处于江浙交界的松江府相对安定，四方文人纷纷到松江躲避战乱，史学家、文学家陶宗仪就是其中的一位。
陶宗仪(1321～1407年)，字九成，号南村，浙江台州黄岩人。相传是东晋陶渊明的后代。父陶煜，字明元，号逍岙山人。陶宗仪在黄岩度过了他的幼年时代，后随父宦游浙北。从业师钱璧(字伯全，华亭人)。业师的处世为人给陶宗仪很大的影响，使他从小养成了谦和待人、认真好学、奋发上进的品格。他从小跟舅父赵雍刻苦学习书法，深得书法真谛，尤其擅长篆书。
少年时的陶宗仪便十分聪颖，熟读四书五经。及长，得到了名儒杜本、张翥、李孝光指点，学问大有长进。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时，尚青春年少，亲友师长都认为此番应试，凭他的学问，功名唾手可得，前程不可估量。应试结果却是名落孙山，这不但出乎大家的意料，更给了陶宗仪沉重的打击。从此他不求仕进，专心读书。各类古书无所不窥，天文、地理、阴阳算术无所不学，成了一位学问丰富，但与一般文人截然不同的大“杂家”。
大约在元至正八年(1348年)前后，陶宗仪携全家避乱到华亭。在松江城北，泗水之南(今泗泾镇南)买地结庐，名曰“南村草堂”。据明正德《松江府志》的记载，元代的南村，“水深林茂，南浦环其前”，是一方清净之地。陶宗仪隐居于此，躬耕陇亩，同时教授学生，过着清贫的生活。陶宗仪的好友邵亨贞在《草堂记略》中对南村草堂和陶宗仪的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草堂“左右列琴瑟书册，前后多桑麻竹树。”“绕屋种菊数十百本。”“四顾皆平畴，远水出户则可览观江山之胜。四时有耕钓蚕收之营，晨夕有读书谈道之乐”。陶宗仪常常是“幅巾短褐”，独自放歌田园，不以劳作为苦，反以农耕为乐。“时时辍耕，休于树荫，抱膝而叹，鼓腹而歌”。劳作之余，每遇佳节良辰，举杯独酌，吟唱自己所作的诗，得意之时，拍掌大笑。他也常与当时华亭名人袁凯、邵亨贞、孙道明等好友莫逆，或谈经论道，切磋学问，写诗填词；或坐船出游，倘徉于三泖九峰之间，品茶饮酒，逍遥其间。其中，他与泗泾人孙道明最为友善，风清浪静之时，两人泛舟南浦，宗仪制词，道明倚洞箫吹之，极鸥波缥缈之思。
陶宗仪平时沉默寡言，一旦遇到知己朋友，谈论文章学问，则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至论古今人物，上下数千年，竟日不倦”。
陶宗仪勤于读书，勤于写作。身上总是随身带着笔墨，就是下田劳作也不例外。辍耕时，在树下休息，就将收集到的各类史料、文献、资料，以及社会传闻、读书心得等记下来，将稿子贮存在瓮中。前后写了10年，积了10瓮稿子。后在学生的帮助下，抄录编纂，整理成书，共30卷，名《南村辍耕录》。传说，辍耕时，陶宗仪“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因此有人说，陶宗仪将树叶当作纸，《南村辍耕录》是写在树叶上的书。有人从常规来分析，偶尔缺纸，或许有将树叶作纸的事，但收藏10年树叶书稿的可信度就微乎其微了。我们姑且不去争论此事的真实性，但我们可以这么说，民间传说表达了人们对陶宗仪勤奋的由衷赞誉。
《南村辍耕录》是部笔记，“凡六合之内，朝野之间，天理人事，有关于风化者，皆采而录之”。这部书记录了宋元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史料，有掌故、典章、文物，还论到小说、戏剧、书画和有关诗词本事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史料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尤其是上海地区的社会状况有一定的价值。其中有关黄道婆的生平及她为发展松江棉纺织业所做的贡献，《松江谣》、《不平诗》、《奉使来谣》等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民间歌谣，极为珍贵。特别是书中大量的戏曲史料，到目前为止，是我们研究金代院本的唯一史料。《南村辍耕录》是陶宗仪为我们留下的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陶宗仪一生勤于著作，除《南村辍耕录》外，还著有《南村诗集》(4卷)、《国风尊经》(1卷)、《沧浪棹歌》(1卷)、《书史会要》(9卷)、《四书备遗》(2卷)、《印章考》(1卷)、《淳化帖考》(1卷)、《兰亭帖目》(1卷)等多种。他还将前人的笔记、小说辑录为《说郛》(100卷)传于世。
陶宗仪自从应试失败后，就视官禄为粪土，矢志终身不仕。元至正年间(1354年前后)，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闾辟先后举宗仪为行人、校官，都拒之。张士诚割据苏州时，邀他至帅府署理军事咨议，他谢绝不去。明洪武四年(1371年)，下诏取天下文学士，六年(1373年)，诏举天下才士，他都托病不至。晚年，被当地官员聘做教官。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率诸生赴礼部试，得赐钞回家。
陶宗仪在泗泾南村前后隐居了几十年，教授了一批学生，写作了大量的有关当地风土人情的诗文，为发展当地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以高尚的人格力量和独特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当地的文化氛围。泗泾人民至今仍十分怀念这位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并以泗泾这片土地曾养育过这样杰出的人物而感到骄傲。
53、《红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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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藏文史籍。 公哥朵儿只
（Kun-dga-rdo-rje，1309～1365）著 书名以蒙语题为《忽兰·迭卜帖儿》（[url=]Hu-lan
deb-ther[/url]），或以藏语习称该书为 《迭卜帖儿·麻儿卜》([url=]Deb-ther
dmar-po[/url])。二者都是“红色书册”的意思。《红册》始撰于丙戌年(1346，至正六年)，成书于癸卯年（1363，至正二十三年）。《红册》的内容，民族出版社本将它分为二十六章，日译本则分为八章。该书受吐蕃佛教史籍传统的影响，从首创佛教的印度开始，记述了古老的传说、佛法的承递、印度的王统。其次是记述汉地周昭王（因释迦牟尼诞生于这时）开始的王统、唐代诸帝和吐蕃的历史、五代至元灭南宋的帝系。第三为弥雅(西夏)的历史。第四为蒙古的王统，记述至元亡为止，元末部分当是后人所增补。以下是藏族本身的历史：前一部分是吐蕃的王统,佛教的传播,纳里的佛教和政权等；后一部分是萨斯迦、噶当、噶举、噶玛、伯木古鲁、必力公、搽里八等教派的源流、世系和有关历史。《红册》的这种修史体裁一直为后来的藏文史籍所沿用。
公哥朵儿只出身于贵族家庭，十五岁即世袭乌思藏十三万户中搽里八万户之长。泰定二年(1325)，曾进京朝觐泰定帝，受赐银印，令统搽里八人众。他任万户长三十年，由于同新兴势力伯木古鲁派大司徒赏竺监藏斗争失败，至正十二年（1352），只得将万户长位让与其弟，出家为僧,法名杰瓦罗古罗思
(dGe-bai bLogros)，受元封为司徒。他热心纂述，曾迎请沙鲁寺高僧布思端(Bu-ston rinpo-che)
编校了一部二百六十卷的搽里八金银书甘珠尔（藏文大藏经典部）。公哥朵儿只还著有《搽里八甘珠尔目录白册》、《红册增补本智者夺魂》、《王统记花册》、《贡塘麻让吉传》、《思满蓝朵儿只传》等搽里八万户曾照藏族习俗编纂过一部法典,可能也出于他之手。
元朝实现全国的统一, 便利了各族人民的交流,
开扩了藏族历史学者的眼界和史料来源。 至元二十二年(1285)，宋祁的《新唐书·吐蕃传》和范祖禹的《资治通鉴·唐纪》被译成藏文，泰定二年由亦真乞思国师刊行，是《红册》中唐代吐蕃史的主要依据，它所保存的这部分史料也被后出的《青册》和《智者喜宴》所引用。有关蒙古史事和元代帝系的记载，作者自称出于内府秘籍《也可脱卜赤颜》。布思端（又译布顿）于至顺三年(1332)写成的《吐蕃佛教源流》（旧译《善逝教法史》），为撰写《红册》中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材料。
54、《世界征服者史》
[url=]Ta'r[/url][url=]h-i-Jah[/url][url=]n-Gush[/url]
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远征国外的历史著作。撰者为
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Ala-al-Dn‘Aa-Malik Juwain,1226～1283）。
志费尼先世仕于花子模王朝。花子模亡，其父归降蒙古，被任为呼罗珊等州财政官。志费尼本人长期担任蒙古国阿母河行省长官阿儿浑的书记，曾数次随从阿儿浑赴蒙古朝见大汗。该书是志费尼1252～1253年在蒙古国都城哈和林（即和林）期间开始撰写的，他时断时续地写了八九年，60年代初搁笔。因担任伊利汗国报达省长官，公务繁忙，未能写完。伊朗学者卡兹维尼将该书分为三卷，第一、二卷为原书上卷，第三卷是原书未完成的下卷。
该书第一卷共四十一章，主要记述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窝阔台、贵由、术赤、拔都、察合台等的事迹。其中第五至七章则为畏兀儿史，第八至十章为哈契丹末期史。第二卷共三十二章，第一至二十五章为花子模王朝史（其中第十章为哈契丹史），第二十六至三十一章记1229至1256年初统治波斯地区的蒙古长官（成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等）历史。第三卷共十六章。前七章为拖雷、蒙哥、旭烈兀史，后九章记亦思马因派王朝史。
该书是研究13世纪蒙古史的基本资料之一。史料价值最高的部分是第一卷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史，第二卷二十六至三十一章波斯地区蒙古长官史，以及第三卷前七章拖雷、蒙哥、旭烈兀史。因为这些部分都是作者根据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后出的历史著作如拉施都丁《史集》巴尔·赫布雷乌斯的《世界史略》等,都大段地采用该书上述各部分。此外，第一卷的畏兀儿史，第二卷的花子模王朝史，第一、二卷中有关哈契丹（西辽）史的记述，对研究畏兀儿史、中亚史、西辽史也有重要价值。
该书文体华丽，往往雕琢过甚，文意晦涩，颂扬真主之类的文词又占据了相当多的篇幅。
留存至今的波斯文抄本散见于法、英、伊朗、苏联等国，其中最古老、最好的抄本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290年抄本卡兹维尼(M.M.Qazwn)从1906年起利用巴黎图书馆所藏七种波斯文抄本进行校勘，以1290年抄本为底本，1912年出版了集校本第一卷，1916年出版了第二卷。后来他又增加另外七种波斯文抄本，共用十四种抄本校勘第三卷，于1937年出版。一、二、三卷被收载为莱顿—伦敦出版的《吉布纪念丛书》第十六卷第一至三分册。卡兹维尼在其集校本第一卷中用波斯文写了一篇长序，广泛利用波斯、阿拉伯文资料对志费尼的家世、生平以及本书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卡兹维尼的集校本，尽管有个别处尚可改进，但是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1938至1958年，英国学者波伊勒根据卡兹维尼集校本将该书译成英文,并广泛汲取了巴托尔德、伯希和柯立甫等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了大量注释。译文质量、译名对音以及注释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