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

    摘要：宋季遗民词将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完美结合，在唐宋词史上涂下浓墨重彩一笔，对清代词学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词坛三大主要流派即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他们不论是理论批评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受到过宋季遗民词的影响，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清代三大词派在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过程中，或是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倾向艺术手法的借鉴，或是推扬其思想理论，各取所需，借石攻玉，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学的发展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宋季遗民词，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清代词学
　　
　　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在蒙古铁骑下最终灭亡，这给汉族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诸多士子面对国破家亡的仇恨和伤痛选择了高蹈肥遁这样一种与新朝廷不合作的姿态，是为遗民，遗民将心灵感触诉诸词笔，则为遗民词，宋季遗民词则是当时文人士子面对神州陆沉这种巨变的心灵史记录。在特定政治环境中，既有有刘辰翁、文天祥等人的悲歌慷慨，又有王沂孙、张炎等词人的低吟哀唱。相较而言，更多遗民词人是用比兴寄托的方式来抒情写恨，由此形成了宋季遗民词深隐曲折的美学风尚，其在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上都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在中国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元明词学相对沉寂，逮至有清复振，艳称中兴。清代词学流派迭出，而以阳羡、浙西、常州三大词学流派为最，其词学旨趣各不相同，但值得思考的是不论是哪一词学流派都看重宋季遗民词，无论是批评还是创作，都青眼相加。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派的影响及清代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批评接受情况究竟如何，值得探寻，现试析如下，聊作抛砖。
　　一、共倡苏辛词风——宋季遗民词对阳羡词派的影响
　　阳羡词派主要活动在顺治年间及康熙前期，因其创始人陈维崧为江苏宜兴人，而宜兴古称阳羡，故称阳羡词派。阳羡词人崇尚苏辛豪放词风，风格雄浑粗豪，悲慨健举，其中以陈维崧最为突出。在陈维崧的周围还聚集了一批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如陈维岳、万树、蒋景祁等，他们相互唱和，一时颇具声势，为清词的中兴作出重要贡献。阳羡词派的流风余韵还波及后世，清中期的蒋士铨、洪亮吉、黄景仁等都曾受其影响。阳羡词人大多由明入清，经历了易代的悲痛，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宋季遗民词人是相同的，因此对宋季遗民词人容易产生理解和同情。在词学理论上，他们继承了宋季遗民词人倡导苏辛词风诉求，在创作实践中，他们敢拈大题目，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之哀的作品，大胆抒发亡国之痛，大力表现乡关之情，特别是把明末清初的重大社会问题写进词中，比宋季遗民词人走得更远，开拓了遗民词的表现领域。
　　在词学理论上，阳羡词人继承了宋季遗民词人倡导苏辛词风的旗帜。宋元易代，以刘辰翁为代表的江西遗民词人群体发出了灭绝中的怒号之音，长歌当哭，悲歌慷慨，倡导苏辛豪迈词风，如刘氏《辛稼轩词序》所言：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然陈同父效之，则如左太冲入群愠相似，亦无面而返。嗟乎，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而愁髻龋齿作折腰步者阉然笑之。《敕勒歌》之拙矣。风吹草低之句，与《大风》起句高下相应，知音者少。稼轩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耳。斯人北来，喑呜鸷悍，欲何为者；而谗摈销沮，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讬之陶写，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复道，而或者以流连光景、志业之终恨之，岂可向痴人说梦哉。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妇人孺子间也。世儒不知哀乐，善刺人，及其自为，乃与陈若山等。嗟哉伟然，二丈夫无异。吾怀此久矣，因宜春张清则取《稼轩词》刻之，复用吾请。清则少游杭浙，有奇志逸气，必能仿佛为此词者。[1](P173-174)
　　刘氏在这里对苏辛词风大加褒扬，一反前人目苏辛为别调的论断，特别是对稼轩词“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赞赏有加，对词坛柔靡现状猛烈鞭挞，这对弘扬苏辛词风极有推动力。明末清初，词坛被云间派的软靡香艳词风所笼罩，这与风雨如晦的时代现实极不相称，阳羡词人陈维崧承继了刘辰翁的词学思想，借推尊苏辛词风来扭转词坛流弊，他在《词选序》中说：“今之不屑为词者，固无论。其学为词者，又复极意《花间》，学步《兰畹》，矜香弱为当家，以清真为本色；神瞽审声，斥为郑卫，甚或爨弄俚词，闺襜冶习，音如湿鼓，色弱死灰。此则嘲诙隐庾，恐为词曲之滥觞，所虑杜夔左駗，将为师涓所不道。辗转流失，长此安穷？胜国词流，即伯温、用修、元美、徵仲诸家，未离斯弊，余可识矣。”[2]反对柔靡词风，对词坛不良倾向如“爨弄俚词，闺襜治习”大加鞭伐，指斥其“音如湿鼓，色弱死灰”，正是对刘辰翁倡导刚健词风在理论上的继承和发扬。也正因有陈维崧等人在理论上的开拓，才使得阳羡词派在清初掀起了一个学苏辛的热潮。清人孙尔准在《论词绝句》中说的“词场青兕说髯陈，千载辛刘有替人。罗帕旧家闲话在，更兼蒋捷是乡亲。”[3](P556)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切体察。
　　除了在词学理论上继承了宋季遗民词人的倡导苏辛词风外，阳羡词人在创作上也多追宗遗民词人。诚然，阳羡词人在词学主张上是推尊苏辛的，但是与宋季遗民词人相近的遭遇使得他们在心理距离上走得更近，故而更易于接受宋季遗民特别是江西籍遗民词人的豪放词风，如宋末江西鄱阳遗民词人黎廷瑞于宋亡后曾作《大江东去·题项羽庙》一首：
　　鲍鱼腥断，楚将军、鞭虎驱龙而起。空费咸阳三月火，铸就金刀神器。垓下兵稀，阴陵道隘，月黑云如垒。楚歌哄发，山川都姓刘矣。悲泣呼醒虞姬，和伊死别，雪刃飞花髓。霸业休休难不逝，英气乌江流水。古庙颓垣，斜阳老树，遗恨鸦声里。兴亡休问，高陵秋草空翠。
　　词作借咏怀项羽抒发了兴亡之感，把遗民的那种黍离麦秀之悲用稼轩体的雄劲风格表现了出来，显得苍凉悲慨。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六中指出其学稼轩词风，并谓此词曰：“魄力雄大，劲气直前，更不作一浑厚语。开其年、板桥一派。”[4](P151)即是看到了阳羡词派在推尊苏辛的同时对宋季遗民词接受的一面，个中缘由当是由于相同的历史遭遇在他们心灵上引起的共鸣效果。
　　更为特别的是宋季遗民词人蒋捷还是阳羡词人蒋景祁的远祖，蒋捷的词品和人品无疑是阳羡词人群体的一大骄傲。蒋景祁《荆溪词初集序》中就明确表明阳羡词派追溯蒋捷的历史传统：“甚哉！吾荆溪之文人之盛也。吾荆溪……以词名者则自宋末家竹山始也。竹山先生恬淡寡营，居滆湖之滨，日以吟咏自乐，故其词冲夷萧远，有隐君子之风，然其时慕效之者甚少。以观今日填词家自一二士大夫而下，以至执经之士，隐沦散逸，人各有作，家各有集，即素非擅长而偶焉寄兴，单辞只调亦无不如得其性之所近。聚于所好，故习之者多；性之所近，故工焉者众。”[5]这段话向我们清晰地概括了阳羡派学习继承蒋捷词风的情况。甚至与此期相邻的其它词派也颇为推尊竹山，如柳州词派的曹尔堪之词“殊有竹山风调”[6](P1533)，浙西词派李符的《耒边词》“在宋人中绝似竹山”[6](P1945)。当然最为推宗蒋捷的还是阳羡词人，如陈维崧的《湖海楼词》中就有直接点明步韵竹山之作的，如《垂杨·上巳万柳堂雨中即事，用竹山词韵》、《女冠子·癸丑元夕用宋蒋竹山韵》等，皆是对蒋竹山词作的步拟追宗。
　　在陈维崧的词集中，节序词亦不可胜数，仅标明元宵节的词作就近20余首，基本可与以节序词著称的刘辰翁媲美，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能一一列举。此外阳羡派其他词人亦有和韵竹山之作的，如徐喈凤的《女冠子·元夕病足自嘲，用蒋竹山韵》，史惟圆的《女冠子·元夕和其年用竹山韵》则是近承迦陵，远袭竹山，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同派之间的唱和之风，另一方面又显现了阳羡词人对竹山词的继承接受。直到阳羡词派的殿军人物郑板桥还有语云：“晚年学刘、蒋”[7](P2)，足见宋季遗民词人对阳羡词派创作影响之深。
　　二、鼓吹醇雅词风——宋季遗民词对浙西词派的影响
　　当代学者沙灵娜曾经指出：“待到宋室复兴已完全归于绝望，元人的统治日趋稳固，身为亡国奴的大多数宋遗民词人，是不可能高唱抗元歌曲的。”[8](P17)同理，当康熙亲政后，满清王朝也日趋稳固，阳羡词派的悲歌已经与时代不相容，新的词风和词学流派——浙西词派也就应运而生了。浙西词派兴起于康熙盛世开始出现之际，主要词人群体前期有朱彝尊、龚翔麟、汪森等人，中期有厉鹗、王昶等人，后期有吴锡麒、郭麐等人。他们崇尚南宋的格律词人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注重词的声律、技巧，既适应统治者歌颂升平的需要，也迎合文人安于逸乐的心态，故能风行百余年，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乾嘉年间。
　　浙西词派出现时词坛主要弊病有二，一是淫靡浅俗的明词余波，一是粗豪叫嚣的阳羡末流，这与南宋姜夔创立“第三派”时的词学背景是大体相当的[9](P486-494)。与此同时，满清王朝经过康熙的英明治理已开始走向兴盛，复雅思潮萌动。在词学理论上，浙西词人群体主要继承了张炎的清空醇雅之论。浙西词派论词标榜崇尚醇雅词风，是基于当时词坛流弊和社会现状，这与遗民词人张炎的清空雅正理论正好合拍。张炎在《词源》中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此清空质实之说。”[6](P259)这显然给浙西词人挽救流弊开了一剂良方，所谓清空，实是一种高远古雅的审美风格，正好满足了词学和社会两个方面的需要，于是提倡清空醇雅成了浙西词人一致的理论选择，如朱彝尊就曾言道：
　　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编，《草堂诗余》可废矣。 [1](P352)
　　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 [10](卷二)
　　在朱氏倡导下，浙西词人莫不相继鼓吹醇雅词风，如汪森在《词综序》中也持此尚雅的观点，“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11](P2)不仅如此，朱彝尊还借《词综》这一选本进一步推扬了他所继承的张炎的词学理论，在选词标准上基本贯彻其宗尚醇雅的准则，实践了浙西词派追求醇雅的词学观，合于醇雅者则选入《词综》，不合者则一般不取。总之，浙派为了适应当时词坛的需要，对张炎的词学理论多有继承和阐发，清空醇雅理论也成为浙西词派的理论旗帜。
　　在创作取径上，浙西词人以宋季遗民词人为矩矱。前文已述，宋季遗民词把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完美融合在一起，词作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成为浙西词人取法的参照。朱彝尊曾自言曰：“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10](卷二)在他的《解佩令·自题词集》中亦云：
　　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10]（卷二）
　　浙派词人李符亦自云：
　　予布袍落魄，放浪形骸，自谓颇类玉田子，年来倚声自遣，爱读其词。今得是帙，日与古贤为友，移我情矣。[12](P211-212)
　　浙西词人虽然标举姜张，但更近玉田，因为以张炎为主的这批南宋遗民词人作词语言精雅，意境清新纯美，并以此来作为逃脱现实生活痛苦的渊薮，他们在时代处境和文学心理背景上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应该说张炎对浙派的影响实是更大一些。吴熊和先生曾论道：“浙派词人虽以姜夔为宗，然实近姜夔者少，而近张炎者多。”[13](P267)实为的论。而被浙西词人追奉为姜张一派的遗民词人周密、王沂孙、蒋捷、陈允平等也皆成了浙派词人习词的楷模，如同为浙西六家之一的龚翔麟在为沈暤日的词集作序时就说沈词“况之古人，殆类王仲仙张叔夏，叔夏尝谓仲仙词极娴雅，有白石意趣，仇山村亦云，叔夏词律吕谐洽，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是二家之词，非深于情者，未必能好，即好之而不善学，亦未必能似。今融谷情之所至，发为声音，莫不缠绵谐婉，诵之可以忘倦，虽其博综乐府，兼括众长，固不尽出于二家。然体格各有所近，不位置融合于二家之间，不可也。”[10](卷四)在浙西词人词作中，随时可见他们和韵遗民词人词作的，如沈暤日的词集中就有《庆清朝·赠别黄俞邰用张玉田韵》、《醉落拓·用玉田韵》、《南浦·寄友用王中仙韵》、《解连环·寄家书用张玉田韵》等，龚翔麟词集中有诸如《南浦·春水用玉田韵同融谷赋》、《女冠子·黄俞邰周雪客招饮灯市用竹山元夕词韵》、《南浦·秋水用碧山乐府韵同耕客赋》等，厉鹗《大圣乐·东园饯春追和周草窗韵》，吴锡麒《南浦·春水用玉田韵》，郭麐如《一枝春·王清阁女史书簪花仕女用草窗韵》等，不胜枚举，由朋友唱和到家书寄怀等皆可用遗民词人之词韵，足见遗民词人对其影响之深。此外暗自步韵或暗取诗思意境章法的词作就更是不可胜数了，如吴锡麒的词作中的《解连环·孤雁》、《长亭怨·慢寒鸦》等词作即暗取了张炎《解连环·孤雁》的词境，试将张、吴两人之词作一对比：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张炎《解连环·孤雁》）
　　断烟零雨。写离情一点，影沈天宇。渐晚来、灯暗长门，和落叶荒凉，悄移柔艣。觅觅寻寻，念昨夜、芦花深处。叹关山路杳，刬地风吹，顿折筝柱。萧条独依远渚。正背压吴霜，欲飞还住。听几番、唤弟呼奴，恼千里相思，梦醒无据。爪印年年，料不是、雪泥留住。到归时、云水茫茫，者情更苦。（吴锡麒《解连环·孤雁》）
　　吴词虽没标明步韵或取境于张叔夏，但从意境取舍和咏物寄意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张词的痕迹，所不同的是张炎借对孤雁的描绘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感都打入其中了，而吴词虽也写的高妙隽幽，但是词意始终没张炎深厚，只是在其中添加了点离愁别绪，所以虽同为咏物，浙派只是取其形似罢了，这一点还可从浙派大量的拟补题中更明显地看出。
　　自朱彝尊把《乐府补题》携至京师由蒋景祁刊刻出来后在词坛上一度掀起拟补题的热潮，如朱彝尊的《曝书亭词》中就有《水龙吟·白莲》、《天香·龙涎香》诸阕，李良年的《秋景山房词》中亦有《天香·龙涎香》、《摸鱼子·莼》、《齐天乐·蝉》、《水龙吟·白莲》、《桂枝香·蟹》诸阕，李符的《耒边词》、沈暤日的《柘西精舍词》、沈岸登的《黑蝶斋词》、龚翔麟的《红藕庄词》、王昶的《琴画楼词》、吴锡麒的《有正味斋词》等皆有拟补题之作，试拿一首遗民词人的补题之作与几首浙派的拟补题对比分析，看看他们之间的异同:
　　 孤峤蟠烟，层涛蜕月，骊宫夜采铅水。汛远槎风，梦深薇露，化作断魂心字。红瓷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几回殢娇半醉。翦春灯、夜寒花碎。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谩余熏，空篝素被。（王沂孙《天香·龙涎香》）
　　泓下吟残，波中焰后，珠宫不锁痴睡。沫卷盘涡，星垂尺木，采入蜒船鲛市。南藩新谱，和六一、丹泥分制。裹向罗囊未许，携归金匼先试。炎天最饶凉思。井华浇、帛铺澄水。百沸琼膏嘘作、半窗云气。麝火温黁欲陷，又折入、犀帷袅难起。螺甲重挑，茶烟较细。（朱彝尊《天香·龙涎香》）
　　孤岛蟠云，穷洋蹴浪，蛟宫冻蛰初起。睡后遗痕，春馀留沫，远泛瘦槎天际。番人采取，都集向、沙街海市。好伴琉璃香药，装成内宫新制。凄凉奉宸旧事。裹红罗、烛枝香腻。共剪青丝一缕，翠囊轻佩。莫向凫鑪漫试。待挂向南轩爱凉思。晓梦回时，黄花意味。（王昶《天香·龙涎香》）
　　泊月槎横，浮烟路远，灵漦采自瑶岛。半晌销寒，几番候火，小试那人纤爪。微熏乍透，渐折入、帘丝徐袅，被底才醒残醉，依稀蜃窗灯悄。无端雨声促晓。映秦篝、尚馀红小。不尽黁，多向袖罗闲绕。莫认乌云易散，但万里珠宫梦谁到。寄与心心，书空一笑。（吴锡麒《天香·龙涎香》）
　　碧山的《天香·龙涎香》多用典故，在词人丰富的想象和精心的组织安排下，让“物”有了人情，写得低回宛转，寄托遥深，读来给人一种物是人非的失落感，暗托了词人国破家亡的凄楚痛苦。朱彝尊的拟作亦和原作一样，分写了采香、制香烧香的过程，笔法上多用平铺直叙的描写与精细的刻画，内蕴与碧山相比却显得肤浅得多，王昶的拟作虽也写了龙涎香的采制，虽亦是运笔细腻清雅宛转，却是失之意蕴不深，至吴锡麒的拟作更是去原作甚远了。故而浙派拟补题之作虽字琢句炼，写得典丽醇雅，却忽视了遗民词人咏物词含蓄深沉的寄托，使得他们的咏物词徒具华美的外表。更有甚者，如朱彝尊的十二首《沁园春》分咏女人的额、鼻、耳、背、膝等，则流于无聊浮艳。所以陈廷焯说：“咏物词至王碧山，可谓空绝古今。然亦身世之感使然，后人不能强求也。竹垞《茶烟阁体物集》二卷，纵极工致，终无关于风雅。”[4](P180)即指出浙派咏物词远离了遗民词人咏物词主旨而徒具形式的弊病，所以后来常州词派起而反之也就不足为怪。
　　三、强调比兴寄托——宋季遗民词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乾嘉以后，浙派末流流于空疏尖巧，招致词坛的不满与非议，如金应珪言：“近世为词，厥有三蔽。义非宋玉而而独赋蓬发，见谢淳于而唯陈履舄。揣摩床第，汗秽中冓，是谓淫词。其弊一也。猛起奋末，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嚣则市侩之盛气，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黾蜮怒嗌以调疏越，是谓鄙词，其弊二也。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杂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弊三也。”[6](P1618-1619)力陈浙派浸淫下当时词坛淫词、鄙词、游词的流弊，武进张惠言兄弟振衰起弊，打出比兴寄托的旗号力挽词坛之弊病，由是常州词派乃兴。
　　在词学理论上，常州词派在宋季遗民词中看到了寄托遥深的理论内涵，并推扬光大。常派张惠言在开宗立派时对浙派词人奉为姜、张一脉的遗民词人并不推崇，打出的是推尊温庭筠的旗号，其在《词选序》中谓“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6](P1617)其论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感士不遇”，有“离骚初服之意”[6](P1609)，用寻找微言大义这种解经的方法来阐释温词，而我们知道温庭筠乃“花间鼻祖”，名声并不好，还因“狂游狭斜”而被史者斥为“士行杂尘”[14](P5079)，因德行不佳而为士人不齿。故而张惠言在开宗立派的时候推崇温庭筠并非明智之举，龙榆生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常派推尊温词的弊端曰：
　　庭筠词多为应歌而作；即就风格论，亦所谓‘香而软’（《北梦琐言》）者。……温词情致之婉美，结构之精密，辞藻之清艳，的是出色当行；而张氏必欲以《风》、《骚》体格附益之，即为此体开山作祖，未免涉于穿凿，作者本意殆不其然。[15](P80)
　　推尊此人恐难以形成较大影响，故而自张惠言后的常派词人及词论家一直在选择调整他们所宗奉的对象，直至周济提出学词“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返清真之浑化。”[6](P1643)常派才走向全盛时期，遗民词人诸如张炎王沂孙的词作也越来越受到常州词派的重视，特别是王沂孙对周济、谭献的比兴寄托说及陈廷焯的沉郁说都有影响。
　　周济曰：“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申之，触类多通。”[6](P1643)其寄托说实际是对张惠言比兴解词方法的继承和运用，即词人怀着强烈的情感观察体验生活创作出饱含情感的词作，但这种寄托内容要以深婉和谐之笔出之，不能看出寄托的痕迹，而在周济看来“碧山胸次恬淡，故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习气。”[6](P1644)符合他的寄托出入论，所以周济极力推崇碧山，其词论中有大量论及碧山词，如：
　　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 [6](P1644)
　　碧山故国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体。[6](P1656)
　　赋物能将入景情思一齐融入，最是碧山长处。由其心细笔灵，取景曲，布势远故也。 [6](P1656)
　　周济沉郁顿挫的词学理论多借批评碧山词而阐发出来，王碧山的词作对周济词论的影响由此可见。
　　陈廷焯“沉郁”理论也是源自对宋季遗民词的阐发。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4](P5-6)意思是说作者创作之前心中存有某些感慨，在词作中用寄托出之，比如词作表面是写“怨夫思妇之怀”，而背后其实寄寓著更深一层的“孽子孤臣之感”。“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覆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即是陈氏给“沉郁”下的定义，在表面所写之外另有一层更深的含意，而这更深一层的含意或是藉由男女之情与君臣之情的感情类比表现，或是透过写景咏物抒发，而不能直接说破。这样的词作才“体格之高”、“性情之厚”。这样的定义，与陈廷焯称许的碧山词的特质正相契合：
　　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词人有此，庶几无憾。[4](P40)
　　碧山词，性情和厚，学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沉郁之笔。 [4](P40-41)
　　草窗、西麓、碧山、玉田，同时并出，人品亦不甚相远。四家之词，沉郁至碧山止矣。[4](P51)
　　在亦峰看来，碧山词正因有了“沉郁”之境，才堪与诗中曹植、杜甫相比，而词中周邦彦、秦少游、姜白石亦不堪与其比肩，即使同为遗民词人的周密、陈允平、张炎等与之相比也终因无碧山之沉郁而逊色。故而王碧山虽未在词论方面进行理论阐述，但其词作却蕴藏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为常州词派提供强大的理论阐发的载体，他对常州词派的理论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在学词取径上，常州词派提出“问途碧山”的词径论，可见常派的词学创作深受以王沂孙为主导的遗民词人的影响，尽管常派总的创作成就没有其理论成绩丰硕，但在一些常派词作中还是可以看见诸多对遗民词唱次韵的作品，如词学主张后来转向常州词派的蒋敦复，其《芬陀利室词》中即有《长亭怨·寄王四篁用碧山韵》、《垂杨·垂杨用西麓韵》、《绛都春·拟陈君衡体即用其韵》、《春霁·柳影用草窗体》、《四字令·拟花闲和草窗韵》、《好事近·拟东泽和草窗韵》、《少年游·拟梅溪和草窗韵》、《西江月·拟花翁和草窗韵》等，而对他们推崇的遗民词的那种寄托沉郁的艺术手法追步之作就更不可计量，如陈廷焯在论及冯煦的词时曾云：“碧山有大段不可及处，在恳挚中寓温雅；蒿庵有大段不可及处，在怨悱中寓忠厚；而出以沉郁顿挫则一也，皆古今绝特之诣。”[4](P211-212)蒿庵之词正是对碧山沉郁顿挫艺术手法的追模。故而碧山对常派词人创作的影响不容小觑，如端木采在《碧瀣词自序》中言：
　　初侍金先生，首熟碧山《齐天乐》一阙，吟讽既熟，作者倚之，于诸名家，又笃耆碧山，诸君词皆有名，遂僭以碧瀣，自张其编，露气之下被者为瀣，以是为碧山唾余可也，为仲仙之乐转可也，若以为花外嗣音，则不敢也。[10]（卷九）
　　其对碧山词推崇的程度可见一斑。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晚清而强度不减，王鹏运学词亦导源碧山，如朱祖谋言：“君天性和易，而多忧戚，若别有不堪者，既仁京秩，久而得御史，抗疏言事，直声震内外，然卒以不得志去位，其遇厄穷，其才未竞厥施，故郁伊不聊之慨，一于词陶写之。君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止庵氏说，契若针芥，其必名于后。”[10]（卷十）如朱氏言，半塘学词走的是周济提出的学词路子，将王碧山作为切入点，因“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6](P1643)。直至清末民初的况周颐还在提倡“初学作词，最宜读碧山乐府”[16](P414)。遗民词人对常派作词影响的深广性和长远性自是不言而喻的。
　　总而言之，清初阳羡派词人对宋季遗民词的批评接受主要表现在艺术风格上继承宋季遗民词人倡导苏辛、慷慨豪放的词风，词旨内容上要求抒情达意、言之有物，后有些作家失之于粗豪叫嚣。浙西词派对此进行反驳时，则主要是在艺术形式上承继宋季遗民词人倡导清空醇雅的艺术风格，最后有些作家流于空疏饾饤。嘉道间常州词派又起来反驳这种流弊，认为作词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强调词的比兴寄托，这同样是继承了宋季遗民词寄托遥深、言之有物的创作倾向，如论者所言：“浙常两派尽管都青睐遗民词，但两者的着眼点是不同的，浙派宗尚的遗民词词人词法声韵形式上面的东西，而常派更为看重遗民词人词作蕴含的主旨内容。”[17]因此遗民词对清词的影响是贯穿始末的。但是清人在接受宋季遗民词人词作时并非简单照搬，而是基于自己所处时代环境对遗民词的重新阐释和借用，清人对遗民词的承继推扬中包含着积极主动的创新之举，实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这对清代词学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金启华等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C].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2]陈维崧.词选序[A].迦陵文集[Z].四部丛刊本.
　　[3]孙尔准.泰云堂集[A].续修四库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5]蒋景祁.荆溪词初集序[A].荆溪词初集[Z].康熙刻本.
　　[6]唐圭璋.词话丛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郑板桥.郑板桥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5.
　　[8]沙灵娜.宋遗民词选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5.
　　[9]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10]陈乃乾.清名家词[Z].上海:上海书店,1982.
　　[11]朱彝尊,汪森辑.词综[Z].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李符.山中白云词序[A].山中白云词[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13]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14]刘昫等.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6]况周颐著,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17]祝东.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兼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J].殷都学刊.2008,（4）.
　　载《殷都学刊》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