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我任北京大学讲席时,忽接得熊先生从天津南开中学寄来一明信片,略云: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各学校放暑假,先生到京,借居广济寺内,遂得把晤快谈。———此便是彼此结交端始。
事情的缘起,是民国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编的《庸言》杂志某期,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他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而我在究元决疑论中则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而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愚昧无知云云。
因此,见面交谈,一入手便是讨论佛氏之教。其结果便是我劝他研究佛学,而得他同意首肯。不多日,熊先生即出京回德安去了。
1920年(民国九年)暑期我访问南京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大师求教,同时即介绍熊先生入院求学;熊先生的佛学研究由此开端。他便是从德安到南京的。附带说,此次或翌年我还先后介绍了王恩洋朱谦之两人求学内院。朱未久留即去;王则留下深造,大有成就,后此曾名扬海外南洋云。
我入北大开讲印度哲学始于1917年,后来增讲佛家唯识之学,写出《唯识述义》第一第二两小册(附注:第二册今手中无存,闻甘肃天水张炳汉君却有之)。因顾虑自己有无知妄谈之处,未敢续出第三册。夙仰内学院擅讲法相唯识之学,征得蔡校长同意,我特赴内学院要延聘一位讲师北来。初意在聘请吕秋逸( )君,惜欧阳先生以吕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时熊先生住内学院约计首尾有3年(1920-1922),度必饫闻此学,我遂改计邀熊先生来北大主讲唯识。
岂知我设想者完全错了!错在我对熊先生缺乏认识。我自己小心谨慎,唯恐讲错了古人学问,乃去聘请内行专家;不料想熊先生是才气横溢的豪杰,虽从学于内学院,而思想却不因袭之。一到北大讲课就标出“新唯识论”来,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手无计,好在蔡校长从来是兼容并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熊先生此时与南京内学院通讯中,竟然揭陈他的新论,立刻遭到驳斥。彼此论辩往复颇久,这里不加叙述。我自审无真知灼见,从来不敢赞一词。
计从1922年熊先生北来后,与从游于我的黄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处者历有多年。1924年夏我辞北大,应邀去山东曹州讲学,先生亦辞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诸友回京,先生均是同去同回的。居处每有转移,先生与我等均相从不离,其事例不必悉数。然而踪迹上40年间虽少有别离,但由于先生与我彼此性格不同,虽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而在治学谈学上却难契合无间。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书我必先者见,我读之,曾深深叹服,摘录为《熊着选粹》一册以示后学。但读后,心不谓然者复甚多,感受殊不同。于是写出《读熊着各书书后》一文甚长,缕缕陈其所见。
如我所见,熊先生精力壮盛时,不少传世之著作。比及暮年则意气自雄,时有差错,藐视一切,不惜诋斥昔贤。例如《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即其着笔行文的拖拉冗复,不既征见出思想意识的混乱支离乎。吾在《书后》一文中,分别地或致其诚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叹其荒唐,要皆忠于学术也。学术天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
吾不敢有负于40年交谊也。
1983年4月23日于北京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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