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端午的光复与光大
在中国传统的节日中，端午节应该算不上是显赫的节日，它没有中秋的祥和、春节的喜庆，春运大迁徙的壮观恢弘、全民参与、让人叹为观止，较之清明与中元节（七月半“鬼节”），又少了一份宁静与肃穆。
端午节地位的光复与光大，直接得益于几年前韩国的不怎么靠谱的端午申遗，它刺激了我们脆弱的神经，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韩国成功地劫掠了我们的文化，悲愤难抑。痛定思痛之后，我们终于感受到了这寻常节日的深处，那个叫做“文化”的东西。
于是，我们有了一天的假期，粽子的身价也一举超过了包子和饺子。我们还记起了一个人，那是二千二三百年前比我们还要悲愤的屈原，可是，恰恰忽略了屈原所以悲愤的原因。
二、端午其实是个忧伤的故事
2291年前的今天，也即屈原沉江的那天，想来应该是一凄风苦雨的黄昏吧？
朝中遭排挤，君王不信任，民众不理解。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当江水漫过头顶的时候，是决绝还是绝望？
屈子之才却不免离骚之忧，留下了2000多年的悲怆。
三、屈原是一个符号
好像不止是楚国故地的湖北人吃粽子，东北、甚至秦国故地陕西人及周边也在吃粽子。对了，还有朝鲜半岛的韩国。
有人说，吃粽子、赛龙舟，纪念屈原，作为楚国遗民，在湖北人做来，是再正常不过了。而齐、燕、赵、魏、韩等国的后裔，吃粽子纪念屈原属于莫名其妙。特别是韩国，跟你没有关系的一个外国人，瞎纪念什么？
这样的诘问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论，我们可以先看一个现象：圣诞节，一西方基督徒的节日，与你中国人何干？这些年国人越闹越欢，还整出“圣诞大餐吃饺子”的中国特色，人家怎么没诘问你？
记得当年胡适曾质疑过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屈原这么个人，因为司马迁之前并无关于屈原的记载。这似乎不是个问题，可以留给历史学家。于我们看来，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屈原已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和岳飞、文天祥一样，成为爱国忠君忧民的直观载体，使我们心中的崇高与神圣不再抽象。
四、悲情但不是悲剧
说起屈原，世人大多冠以“悲剧”一词。从中国人习惯的处世哲学看，似乎是对的，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碰撞，注定是粉身碎骨——这或许是一种宿命，更是中国文人理想中的应有的风骨，屈原做到了，朱自清也做到了，与之同类的还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兄弟。
“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如“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砒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叙》)“其忠可以激俗，其清可以厉贪。”(唐王茂元《楚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屈原，是担得起这样的赞美的。
不愿同流合污，怀瑾握瑜，一腔热血无人理会，一腔忠诚无人能解，不得已决然投江，以至于千年后的我们依然感受到屈子的孤寂无助与无边悲情。
假如历史可以假设，我为屈原设计了几种选择：
第一，随渔父而去，做一隐士。进，可效姜子牙，退，可作陶渊明，即使不能建立旷世奇功，至少无损名节；
第二，顺应潮流，“与世推移”。中国历史上的贰臣还少吗？而且名声不都是很差的。不想当洪承畴、吴三桂，就当施琅吧，以其品行才干和楚王的不待见，谅秦王不会有太多的为难，至少不会放逐；
第三，加入国殇勇士的行列，慷慨赴死，“严杀尽兮弃原野”，成就 “鬼雄”。
可是，夫子还是选择了第四条路，怀石沉江。
凡事总得有个评判标准：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那么，屈原的选择是用死亡给理想献祭，求仁得仁，求义得义，我们有什么理由谓之悲剧呢？如果一定要说悲剧，只能是楚国政治的悲剧。
某“成功人士”说，屈原是一个失败者，他本来可以做一个成功者，仅仅因为他不会与楚王沟通。才有了遭谗放逐，愤而沉江的结局。
我想，如果屈原选择了“与世推移”，那么将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屈原，由于坍塌了我们的信念，涂炭了我们的理想，或为历史的悲剧；而透过对屈原精神的不同解读，折射出今人精神世界的荒芜，无疑是现实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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