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湖南长沙人。著名诗人，学者和诗歌翻译家。文学激情燃烧的20世纪80年代初，少年张枣顶着诗歌的风暴入川，二十诗章惊海内，以《镜中》《何人斯》等作品一举成名，成为著名的“巴蜀五君子”之一。
出版作品有：诗集《春秋来信》《张枣的诗》，《中国文化现代性研究》(德文)，主编有《德汉双语词典》，《黄珂》等书。另有英语、德语诗歌和童话译作若干。出版译作《史蒂文斯诗文集》（与陈东飚合译）、童话绘本《暗夜》等。2012年4月，《张枣随笔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4年，刚刚22岁的张枣写出了《镜中》，诗中圆润流转的语调、唯美的用字、梦幻般的气氛，足以击中每一个读到它的人。《镜中》并不是横空出世。在那之前，张枣已经有6年的正式练笔，“很刻苦，心高气傲，但有一个好习惯：不着急，不屑于成功。”
不屑于成功，却真诚地追求着知音写作。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写一首高山诗，写一首流水诗。”这种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心情，使得张枣在巴蜀与柏桦、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相遇，以至有了著名的“巴蜀五君子”。
张枣的早熟曾让他的诗人好友们吃惊不小，个中缘由与他的家庭有关。1962年12月29日，张枣生于湖南长沙“出过些人物”的张氏家族，有着“诗是吾家事”的氛围。他父亲是学俄语的，写诗，喜欢普希金，常读俄语诗给他听。
在读书上，张枣被目为神童。不到十六岁，他便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专业是英语。语言方面，张枣的天赋很高，不仅英语，德语、法语、俄语都相当精通，还习过拉丁语，这让他有能力阅读外语诗，并将在外语诗中琢磨出的精微之处放置在汉语写作中；还可翻译他喜欢的保罗·策兰、乔治·特拉科尔等人的作品。他的译作虽然很少，但风格独特，为同行称道。这是后来的事。
大学期间张枣正式写诗，且认定了自己“诗人”的身份，对诗歌的狂热由此而始。那时他经常与韩少功、何立伟等人进行写作交流，但除张枣外，几人都以写小说为主，这交流便让他不甚快意。张枣是个极爱热闹的人，相信“文学是寻找知音的活动”，于是，大学毕业在株洲工业大学教了一年英语后，他终于受不住寂寞，更被当时四川几近沸腾的诗歌江湖所吸引，在1983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在重庆，发生了他“文学活动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遇到了柏桦。”
1984年深秋或初冬的黄昏，张枣拿着刚写就的《镜中》与《何人斯》到好友柏桦家中时，对《镜中》是把握不定的。这首在张枣的诗中确实也不属精品。尽管如此，诗中的古风和现代性形成的陌生感，彰显了张枣的明确诗观，如他自己所说：“我试图从汉语古典精神中演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他的这一写作追求在不到二十岁时就已开始。
而柏桦看了《镜中》后对张枣说，此诗将让你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果不其然，张枣更多的杰作都没有流传如此之广。正如记住了落满南山的梅花，许多人也不断地记起倜傥翩翩的张枣。
以诗歌在当代中国的边缘地位，恐怕再无“轰动大江南北”的可能，但这首《镜中》仍然传诵出了诗歌小圈子。当柏桦作出这个预言时，张枣张大眼睛，犹豫着，半信半疑。他一直不能理解：《镜中》太浪漫，不如自己其他的一些诗歌那么成熟，技巧高超，为什么会如此受欢迎？但是就像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样，这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感伤，天然地具备了流行的元素。诗中勾连起传统的意象，意境圆融，诗句清晰干净，非常现代，让读者觉得又是熟悉，又是陌生。更何况诗人如此年轻。这首诗，是带着天才的气息被创造出来的。
在当时的重庆，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个诗歌圈子，前者以张枣为首，后者以柏桦为首。这两个诗歌圈子，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诗歌主张。当时的诗坛，仍然是北岛、舒婷等“朦胧派”的天下。他们的诗作在1979年被官方媒体刊登之后，引起冒犯性的争议，也赢得了全国范围内的声誉。但是“朦胧”并非诗人们自发的美学主张，其后要怎么发展？而他们的诗作也受到了后起诗人们的质疑。
1985年早春，“第二代”诗人代表北岛去到重庆，在张枣的宿舍与张枣、柏桦进行了简短的谈话。这场“第二代”与“第三代”的见面只是开端。1991年，《今天》在海外复刊时，北岛邀请张枣做诗歌编辑。当时二人都“孤悬海外”，同病相怜，却也藏着更深的分歧。
1986年，张枣随德国女友赴德国读书。关于在德国的生活，张枣给诗人陈东东的信里抱怨道：“我在海外是极端不幸福的，试想想孤悬在这儿有哪点好？”“你可以想象国外生活的紧张节奏吗？不但省略了我们十分颓废的午睡，吃饭也马马虎虎，睡眠也随随便便，生活就是一只表，昼夜不停地运转。对于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这种好逸恶劳的家伙，算是一场大惩罚。”
和热闹鲜活、友朋相伴的中国相比，德国是要寂寞得太多。这里不再有诗友间的互相激发，也没有掌声随时在侧，甚至婚姻生活也不顺利。张枣烟抽得很凶，开始酗酒，每天晚上都要喝醉，才能入睡。但张枣也认为“这是神的意旨”，所以他觉得，“这个牢我暂时还得坐下去。”这么说可能与他一直钟爱的“陌生化”有关。
张枣在德国期间所写的诗歌大部分收录在《春秋来信》中，并在1998年在国内出版。这本他称之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诗集，只收了他的六十几首诗和一些译诗，展现了他希望被读者看待的诗人形象。陈东东跟他第一次见面的当天晚上，在一家小饭馆里，张枣让陈东东看他的那卷诗稿。“我是个大诗人”，张枣对陈东东说，说了不止一次。
但是后来追溯的“陌生化”决定论，并不能弥补复杂的漂泊感。他老觉得得不偿失。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张枣开始经常回国，与此同时，诗歌之于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1980年代，文化处于中心位置，诗歌已逐渐被边缘化，诗人不再成为明星，而中国的物质生活却迅速丰裕起来。诗人钟鸣形容说，革命和金钱教育了一代人，代价惨重，前者破坏了诗人和历史最幽暗的部分，后者破坏了诗人和文学——乃至书写——最纯洁的关系。
大约在2006年，张枣做出了抉择，彻底返回了祖国。他对这个决定的原因这样表述：我渴望生活在母语的细节中。我当年与它分开，是因为自己本事不够，需要依靠身体的距离的帮助来落实陌生化。现在练好了桩，该像只蝉儿一样飞回去唱一唱。“我相信我作为诗人的命运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完毕。”
回国后的张枣选择了滋味浓重的生活，但是更为严肃的北岛却不认同这个选择。北岛经历了漫长的流放生涯，曾在北欧孤独的永夜难以入眠，但是他说，他感谢寂寞，让他完成了生命的沉潜，没有淹没在国内的虚华之中。他觉得这是诗人、作家必过的关坎。在张枣回国前，北岛曾经和张枣通过几次很长的电话，他深知张枣性格的弱点，他认为，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他对张枣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张枣完全同意，他说，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
2010年3月8日，48岁的张枣因肺癌在德国医治无效去世。之后，诗人们评论他的诗歌成就，回忆他才华飞扬的青春——逝去的人很容易成为神话，却很少提及他最后的日子。只有在只言片语中，表达些许惋惜。张枣在纵情“生活”，也仍然热爱诗歌，谈论诗歌，但是写作需要更大的意志、更严格的纪律，无法创造，让他更觉压力，也更加投入“生活”。钟鸣说，他后期生活的紊乱，证明了他的绝望与放弃，同时，也证明了原来对他期望很高的人，也完全放弃了他。
张枣一生短暂，只留下百首不到的诗作，汉学家顾彬写讣闻道，他是一个天才，但他没有珍惜自己的才华。然而张枣也早已这样说：“写作就是一件无用的事，是浪费生命、青春年华的颓废行为……就是追求失败。”
2018年3月8日，是张枣逝世8周年的纪念日。一位诗歌之星的陨落，纵然使人忧伤，但他留给我们的诗句，却一遍又一遍在唇齿之间吐露芬芳。
把他的诗带在身边吧，就像他还未曾离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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