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禅入诗”给我们的启示
劳秦汉
自唐洎宋,佛禅思想观念已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且直接影响到诗歌。正如北宋状元、学者姚勉所言:“汉僧译，晋僧讲，魏至唐初，僧始禅，犹未诗也。唐晚禅大盛，诗亦大盛。”（《赠俊上人诗序》）而到了宋代，文人学士与佛教徒的交往愈加密切，不仅涌现出不少佛教徒创作的僧诗，同时亦产生了大量文人学士吟写的以佛禅为题材内容的禅诗。故而传统诗歌的创作与理论无不受到佛禅的较大影响而发生了新的变化，并随之亦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风貌。换言之，在塑造宋诗与唐诗的不同品格即“宋调”与“唐音”的区别方面，佛禅无疑是一重要因素，亦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宋代文人学士在参禅、引禅入诗方面的名公大师有不少，如从北宋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南宋的杨万里、陆游、姜夔等，其中尤以苏轼为最。因苏已将禅境、禅理、禅趣、禅文、禅偈、禅典等无不融入其所创作的诗文作品中，而且数量丰富，故可目之为有宋一代“以禅入诗”的第一人。当然这与其的自小礼佛、一生与僧人交往较多较密、拜高僧为师、不仅参禅且通佛经，以及宋代崇尚佛禅的时代风气不无关系。
苏轼的一生，就是在禅宗盛行的北宋中后期度过的，虽然苏本着“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儒佛道三家融会贯通的原则,但佛禅对其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轼之所以一生参禅，一生习研佛典，一生以禅入诗、以禅助诗，无论升谪顺逆终生不怠，除整个宋代佛禅盛行外，尚与其自幼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父苏洵，系云门宗四世圆通居纳的皈依弟子，母程夫人，亦系优婆夷（女居士），两人皆好佛，厅堂上供有五代贯休所绘之水墨十八罗汉像，苏家礼佛氛围十分浓厚。苏轼晚年在写给弟苏辙的诗中曾回忆道:“君少与我师皇文，帝资老聃释迦文。”而辙在为兄轼撰写的墓志铭中亦提到:“初好贾谊、陆贽书，……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轼弱冠时，苏洵携其两兄弟游成都，即拜谒了文雅大师惟度和宝月大师惟简，还赡仰了大悲阁等寺院，给其留下了成都“佛事最盛”的深刻印象。苏轼父子三人与云门宗高僧大觉怀琏皆有交往，苏轼诗文中就有二十余处提及大觉怀琏。后来轼又结识了怀琏的弟子著名禅师径山惟琳，且交游时间甚长，如在《答径山琳长老》诗中云:“与君皆丙子，备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生，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据苏轼在《付僧惠戒游吴中代书十二》中言:“独念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偶录此数人以授惠戒。”其偶录的这些名僧有:妙总师道潜、径山惟林长老、秀州本觉寺一长老、净慈楚明长老、苏州仲殊师利和尚、苏州定慧长守钦长老、下天竺净慈禅师、孤山思聪和法颖沙弥等。除此而外，苏轼与龙井辨才、金山寺主持佛印了元、云门宗大师契嵩、杭州都僧正海月慧辨及诗僧惠勤都有交结，其中与道潜交往最深。
由上可见,苏轼以其与僧人交结密切、礼佛参禅、习研佛典之贯通于一生及其人格与创作之中,并以禅心喻诗心、以参禅喻学诗作诗、以禅悟喻诗悟、以禅境喻诗境，故成为了宋代诗人之诗禅融会、诗禅结合的典范。其的诗禅融会主要体现在三点:一是禅定式静观。苏轼在《送参寥师》诗中就明确指出:“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而且“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苏轼《朝辞赴定州论事状》）空与静是一种禅定状态，在此禅定状态下，却除了知性与功利，心胸就会虚廓空静而映照出景象万物与吐纳出清词佳句，即在静默观照中进入了诗思境界；二是禅悟与诗悟。以参禅比喻作诗,就是以禅的参悟过程似同于诗的构思过程，两者皆离不开“悟”，而悟就是一种直觉、体验甚或灵感，禅悟最终即以“顿悟”表现出来，诗悟最终即以“艺术直觉”的形式表现出来，故禅心、诗心，禅观、诗观，禅悟、诗悟是相通的。正如苏轼在其诗作中所表述的“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亦如南宋诗人韩驹在《赠赵伯鱼诗》中明言的“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三是诗的最高境界。苏轼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就曾形容写作诗赋杂文的高境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即创作诗文应主心性，不拘格套，独任性灵。因心生而境生，诗文之材应以心灵去驱遣即调动安排，方能以手写心，挥洒自如，独抒灵性，从而达到自然浑成之最高境界。这种高境具体到文字，亦就是其所言的:“卂文字，少小时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二郎侄一首》）
至于苏轼的诗禅相通、以禅入诗即诗词作品与佛禅的关系，其表现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
其一，苏轼诗词文章中出现与佛学有关的“禅”字，多达约二百处 ，如：“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初发嘉州》）“ 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輒参禅。”（《夜值玉堂……》）而且在其一生中，无处无禅，无事不可入禅，如给人祝寿用了”野狐禅”，即“遥想人天会方丈，众中惊倒野狐禅”（《乐全先生生日以铁柱杖为寿二首》），次友人韵和诗用了“醉后禅”，即“怜君解比人间梦，许我时逃醉后禅”（《吴子野绝粒不睡，过作诗戏之，芝上人、陆道士皆和，余亦次其韵》）。
其二，直接化用禅宗思想与语录偈颂入诗。如：“从君觅数珠，老境仗消遣。未敢转千佛，且从千佛转……”（《 乞数珠一首赠南禅湜老》）该诗由觅珠、转珠引出“转佛”，其实是化用了《坛经》的偈颂:“ 听吾偈曰:'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诵经久不明，与义作雠家。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无俱不计，长御白牛东。’”（《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从而表达出不是人为经用，而是经为我用的这一禅宗重要思想。而“未敢转千佛，且从千佛转”则完全脱胎于“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
其三，以禅宗教义入诗。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该诗乃苏轼游遍庐山后所写，是通过各种不同视角观山，即凝聚了庐山的诸多局部认识，有了对庐山全貌之印象，才悟出了“只缘身在此山中”反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事理。其实是将禅宗”渐悟”与”顿悟”的关系融入了诗中。
《楞伽经》卷一有载:大慧问佛，要明了自性，应该渐悟还是顿悟？佛不否定渐悟，答云:“渐净非顿，譬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但佛亦重顿悟，又答云:“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像。”实际上佛即阐明了由渐悟而顿悟之哲理。故苏轼结合游庐山的亲身体验，将禅宗的这一核心教义入诗，亦即若无横看、侧看、远看、近看、高看、低看之“渐悟”，就不会有身在山中不识山的“顿悟”。
其四，以禅宗机趣入诗。如：“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前句引之《景德传灯录·证道歌》:“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后句引之《高僧传·醋头和尚颂》:“揭起醋瓮见天下，天下原来在瓮中。” 该诗表现了但愿法芝老师真如明月一样，时时与我在瓮里相逢的深切惜别之意，既与法芝高僧身份相符，又富有禅宗机趣。
其五，以禅宗比喻入诗。如：“烦恼初无根，恩爱为种子。烦公为假说，反覆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干爱河水。弃置一寸鳞，悠然笑侯喜。为公写余习，瓶罍一时耻。”（《叶涛致远见和二诗复次其韵》）该诗借用《楞伽经》卷一的“犹如猛风，吹大海水，外境界风，飘荡心海，识浪不断。”之比喻，说明人的心海受外界荣辱得失诸风干扰（吹过），亦会掀起苦浪而充滿烦恼痛苦,以此对友人加以劝慰。
其六，以禅宗典故入诗。如：“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百步洪》）该诗的“一念逾新罗”，典出北宋道源禅师所著佛教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三:“新罗在海外，一念去也。” 新罗，朝鲜古国名；一念，换算成现今之计时单位，仅为零点零一八秒，即一刹那之瞬间。意谓人生在世，生命犹如流水般飞逝，而人之意念却能任意驰骋，一转念的瞬间即可越过遥远之新罗国。
（原载2022年《中华诗词》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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