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季羡林2009年7月11日辞世时98岁。做为一个典型的以文为生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他被学界尊称为大师。他一生写下了近千万字的文章，其中凝结出了许多世事和人生的精华。在当今好坏不分的迷茫时段，想一想大
师关于“坏人”的“理论”，有可能让人感觉格外清醒。
他说，“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是毒物。”而且，“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这其中有三层含义：
一、坏人是自然天生的；
二、坏人不自知；
三、坏人不会改变。
当然，在此之前，人们会问“什么才是坏人”？本人还没有看到季先生在这方面的系统总结，但却看到了这样“关于什么是好人”的一句提示，季先生自己说：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生谎话多过真话，那你一定是坏人；反之则算得上好人。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是不是就很清楚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了呢？有“真话”这种东西存在吗？有的，否则就不会有“指鹿为马”的典故了。然而，真话与实话有区别吗？“善意的谎言”算真话还是实话呢？
其实，说句不敬的“实话”，也是真话：季先生关于“坏人”的理论，并不高深，实际上，在挺早的一些港台警匪片中，反面人物常有这样一句“强盗逻辑”：你天生是警察，我天生是坏人，我们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你看，这些人早就知道这世上有好坏之分，并且也知道自己是坏人，并且也没有回头路，而警察们的天职就是“抓坏人”。从这一点上也看出做为一位“纯粹”的知识分子，季先生用了一生时间总结出的“坏人”理论，就显得很可爱、很单纯。怪不得他在最后几年说，下辈子再也别把自己“弄成知识分子”了。自醒，是知识分子最可贵的良知和能力。
季先生一生的“悟道”，有不少催人向上热情洋溢之词，比如，他说自己写的东西，“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同时，以他百年之经历，其人生经验总结也多有怆然灰色之意。比如：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
时间是亳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辩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辩愈糊涂。
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条蠢驴，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们的希望——，至今还没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实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
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可是我对于当知识分子这个行当却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从来不相信什么轮回转生。现在，如果让我信一回的话，我就恭肃虔诚祷祝造化小儿，下一辈子无论如何也别播弄我，千万别再把我播弄成知识分子。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DIAO，决不会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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