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全球闻名的旅行圣经“孤独星球lonelyplanet”，其《四川和重庆》的历史部分第一版由我撰写，共十五则，万多字。《四川和重庆》第二版的历史部分亦由我撰写，增加了三则，此为第一次公开。特在敝博公布，以飨读者。
四：生命里的盐
盐是世间平常之物，但没有它却很要命。因此如果说一部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争夺食盐的历史也不为过分。传说中最著名的炎黄之阪泉大战是为盐池之争，战国七雄中韩国因缺盐而先亡，正可谓得食盐得天下。四川历史和民族变迁，也与食盐的争夺大有关系，可惜在著名史学家任乃强撰文阐述之前，基本没人注意及此。
巴蜀两国的成长，均与食盐的发现有关。任乃强认为大西南及大西北大部分民族皆是古时康、青、藏高原上居住的羌族支派。在青藏高原“这个大高原内，盐池、盐泉与盐湖最多，尤其是藏北的羌塘，至今仍是产盐极多的地方，所以它能最先形成羌族聚居的地区，中华的‘羌’字，即缘其自呼之音而造的会意字”（《四川上古史新探》）。羌族向四方低地迁徙的过程，就是围绕哈姜行盐区进行的（大积石山与秦岭以北属于行卡盐区），哈姜行盐区限于属于嘉陵江上游的白龙江盆地、徽成盆地、汉中盆地。茶卡行盐区推向中原地区，而哈姜行盐区则四川推进，为古蜀国的兴盛和发展做出贡献。
但哈姜行盐区的推进速度没有想像的那般快，故任乃强认为：“蜀文化形成晚于巴。距今二千二百年以前蜀族还是在巴盐支持下发展起来的。自李冰开凿地下盐井，蜀盐自给以后，蜀地文化再开始一个飞跃”。在任氏看来，巫溪县的宝源山和彭水郁山镇的两处盐泉，皆因从山麓陆地涌出，很早就被人类发现，从而形成“巫臷文化区”和“黔中文化区”。而这两个区可以通过施南盆地连在一起，加上丹砂和水银的丰盛（巴寡妇清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获利巨万的），后来形成久远的巴族文化。巴国在食盐上对楚国形成了掣肘，因此楚国虽然比巴国强大，也能在某种意义和平共处。但巴蜀之争引致秦国灭巴蜀，巴蜀亡则楚国亡矣，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扼住了盐道。
就像油漆、桐油、水银等曾经是国家战略物资一样，盐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四川地区的经济在汉兴、唐旺、宋强，一代胜过一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采盐技术的突飞猛进。自贡就是一座典型的依靠井盐之利而聚集起人群而成的城市，从东汉章帝时期自贡地区第一口盐井富义盐井开始，到明代大公井的盐质甚佳而成为贡盐，再到整个抗战时期供应了全国三分之一人口的食盐量，孙明经等所著《遍地盐井的都市——抗战时期一座城市的诞生》一书生动地记载食盐的伟大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自贡盐场累计生产食盐达193.9万吨，供应华中、西南及西北各省占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向国家上缴盐税209665. 8万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的军费开支”。
十二： 房屋上的四川
著名诗人里尔克曾在其名诗《秋日》里说：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这是表达他孤独的心灵漂泊无依的深切感受。心灵无着，即便有华屋大厦也无所归依。但人终究是现实的，没有房屋，却必须建筑，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的生活质量得以提升。由岩居穴处到自建居室，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但由于地形、气候、材质、风俗等方面的不同，各地的房屋建筑还是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从四川民居的变化，我们也不难看出历史在其间所起的作用。建筑与地域的关系甚大，这不仅可以从风水、地理来解释，更可以从气候、历史渊源乃至建筑材料来探究。一个地方为什么出这样的建筑，如福建的土楼，藏羌等地的雕楼，那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与当地的民俗风情包括宗教、社会治安、军事用途，以及建筑材料等有深刻的关联。“有机建筑”大师赖特说得好：“建筑与环境不可分离，犹如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
目前四川民居中最古老的考古发现，是成都十二桥出土的山形干栏式建筑，而前几年发现的金沙遗址之建筑正属于十二桥文化代。金沙遗址的居住区，发掘了大量房屋废弃后残留的基槽，基槽里有密集的小圆洞痕迹。考古学家推测其房屋建设的步骤是：先挖墙基槽，于基槽内埋圆木为木骨，然后于木骨上抹灰拌泥，再经烘烤成红土墙，便初步形成了金沙遗址房屋的大致框架。这种“木（或者竹）骨泥墙”形式，于屋顶覆草，便成了四川最古老的民居之一。
在杜甫入蜀时还能见到，“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杜甫虽然形容的是古蜀道北路所见，但拿来形容原始的吊脚楼的形制也是恰切的。说吊脚楼与古老的干栏式建筑有点关系，绝非无由，而且考古界也将吊脚楼称为“干栏建筑”。吊脚楼之建造依山傍水，充分利用空间，减少土地占用，可以说暗合世界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在《明日之城市》一书中主张的整个城市充分“吊脚楼化“的理念，为解放地球表面，保护自然生态，先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特如此，遍布武陵地区的过街楼、天街、岸街、风雨桥、关卡、陵墓等建筑，也是不可多得的奇特景观，作为当地建筑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四川因暗藏在帝国的边缘，一直不是正统儒家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房屋的建造，不遵守祖制，敢于打破等级制度等繁琐规矩。比如大画家石鲁的叔叔冯子舟在清朝，于仁寿文宫镇建造的房子，就敢亵渎所谓神圣的中轴线，将小姐的绣楼建造其上，公然违反那种将祭祀用的香火建造在中轴线上的传统做法。这样的做法，如果只是冯老人家一时心血来潮，是单个造反者的个案也就罢了。但据著名建筑史专家刘致平先生于抗战时期对四川民居的研究所得，不遵祖制，逆经叛道，在四川民居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成都犀浦的陈府，“一切设置全是逾制”，“说明宅主人是个很不守清代法制的人”；成都南府街周道台宅，家人之出入由廊金柱间的侧门出入，这是成都住宅的特产，名为抱厅；成都棉花街卓宅，比一般住宅高大，有廊庙森严的感觉，“近宗祠制度”等等，不一而足（刘致平著，王其明增补《中国居住建筑简史——附城市、住宅、园林（附：四川住宅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在举了众多事例后，刘致平先生对四川民居来了个总结性的陈词：“僭纵逾制”。这是个大胆的结论，使我们发现四川文化里的不遵奉儒家正统，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十三：近现代巴蜀文化史的脉络
王闿运一生自负，但场屋蹭蹬，中举而止，不曾宦仕。而彼时湖南出将入相，大有名于时之人可谓夥矣，曾国藩、曾国荃、曾纪泽、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等，可谓指不胜屈。而王闿运只有作西席幕宾的命，其显要之职顶多也就是执掌长沙城南书院、船山书院、成都尊经书院，其中尤以尊经书院所教学生最有造诣，流风所及，对四川近现代文化影响甚巨。
王闿运执掌尊经书院八年，的确培植了不少人才，从廖平、宋育仁、杨锐、吴之英等开始，再传弟子有吴虞、张森楷、蒙文通、李劼人、郭沫若、周太玄、魏时珍、王光祈、李璜、巴金等人，你只要看了这个名单，就可以得出，若把王氏在尊经书院的影响，研究出一个大致的规模来，近现代巴蜀文化史的脉络，就可以犁然自现了。
王闿运常常有些怪异之举以及怪诞的议论，也好围绕帝王之术作激进之语，虽然他与弟子廖平甚不相得，互相误读，各自都瞧不起，但不能说廖平“一生凡六变”与他没有精神传承上的瓜葛。廖平远影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近则传递了激进气息，与时代合起来，影响了“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再则郭沫若、巴金文学之路里反叛色彩，也可以从这些方面见出其草蛇灰线。这当然也切合二十世纪初期的激进话语，在公共言说中的兴起得势。
王闿运的《缃绮楼日记》出版了很多年，但研究近现代巴蜀文化的人似乎对此视而不见，大多喜欢玄不着边的东西，或者拾人牙惠。我一直想写一本《一个湖南人在四川》（此前曾撰《王闿运的蜀道观察》和《王闿运的四川食物》两长文来作尝试）细致地研究他在四川的一切，以及由此给巴蜀近现代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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