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在公众场合，我们应该对杨绛尊称为杨绛先生而不是杨绛女士。
注：称呼女性为先生是在五四以后，当时提倡男女平等，一些受人尊敬的优秀女性被尊称为“先生”。大家所熟知的革命志士秋瑾、国母宋庆龄和大作家杨绛都被在公开或不公开的场合称呼为先生。
个人生活
早期
他们在最困难的时期，上海沦陷，钱钟书先生去了上海，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写的一系列戏剧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钱先生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钟书少教 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钱便挣得少了。杨绛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钟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多一些时间写长篇。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钟书写出一段，就给杨绛讲一段，钱钟书笑，杨绛也笑，这便是钱钟书惟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的诞生与杨绛对钱钟书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孩提时代的杨绛
一家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问去作，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杨绛全部挑起负累，让丈夫、女儿集中精力做事情。这当中包括钱钟书病重和女儿钱瑗住院期间，她每天要去探望，当时钱钟书已经不能进食，她总要打各种各样的果泥、肉泥来为钱钟书改善营养，就连鱼肉也要用针一根根把刺剔除，而她自己倒可以“将就”！
钱钟书、杨绛、钱瑗（右起）
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钟书去世。 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当今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我们仨》
杨绛一家三人合影
晚期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钟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 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两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锺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到2011年已近200万元，有九名学生获得奖励。随着《钟书手钱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 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此时此刻，《我们仨》朴素而干净地摆在我们面前，一如先生高尚的人格。
2011年，杨绛已步入生命的第100个年头。
她真的老了，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听力有些背，视力也下降 了，已经闭门谢客。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打电话过去，她总会温和地聊几句，然后说她的胳膊有些酸了，让人不好意思再打扰。我想，我们真的不必再打扰，只是静静地读一读她和钱钟书的书，真的，这就足够了。《我们仨》中，我们看到那样一个让人仰止的家庭，也有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哀愁。杨女士的笔调依然清新优雅，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我们仨”，他们性格各异，志趣相投，都将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甚至生命本身。他们的善良、智慧和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的透彻豁达，使人深受启发，获益匪浅。
杨绛现在开始漫不经心地整理自己的作品，她自己却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此时走了，也可放心了！
“梦魂长逐漫漫絮，身骨终拼寸寸灰”（钱子路语），爱女之心，爱夫之切，高尚人格，尽在其中。
中年时代的杨绛
文学语言
杨绛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 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有时把词序变换一下，不符合常规，反倒更显别致耐读。如《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有一句话：“登台就有高帽子戴。”通常也许会说“登台就得戴高帽子”，因这分明是被迫。但杨绛这句话说得有点喜气洋洋的气氛，令人想起“拜年就有压岁钱”之类。这与当时的环境完全不合拍，只好当成一句反话来读：不仅表现出作者身处其境的哭笑不得的无奈心情，也隐含了她对待那时环境的解构态度。平平八个字，平静中有抗议，调侃中有悲哀，很有韵味。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还是静。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节选自《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人物轶事
解说命理
杨绛大概是相信有命理的，在她的新书《走到人生边上》中说：命如果“没有理，怎么算呢？精通命理的能推算得很准”。她回忆小时候碰到过一个算命的瞎子，拿她刚刚去世的弟弟的“八字” 给他算，瞎子掐手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又拿她姐姐的已经夭折的孩子的“八字”让他算，瞎子掐手一算，勃然大怒说：“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虽然杨先生说自己“无意学算命”，但也偶尔听到一些“皮毛之学”，并在书中略做了介绍。
1934年钱钟书杨绛在北平郊游留影
杨绛与钱先生结婚后出国，钱先生的父亲拿了一份钱先生的命书交给她，开头说：“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杨绛确实比钱先生小一岁。但最后说：“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批语：“夕阳西下数已终”。抗战时钱先生有个学生，曾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铁板算命”，后来也给钱先生算过，算出来的结果和那份命书上相 仿，只是命更短。“文革”中钱先生曾大病一场，据那位算命的学生说，钱先生那年可能丧命。但钱先生最后享年八十八岁，足足比命书上算的多了二十年“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又怎么解释”。
“铁板算命”，以前上海人称为“铁算盘”，原名“皇极数”，也称“太极数”、“先天数”等，相传是宋代邵雍（康节）发明的。清代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有介绍：算命先生坐一室中，两位仆人站在一旁伺候，桌上放着一块砚、一支笔、一把算盘，旁边一个长几上堆满书。客人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告诉他，算命先生就在算盘上推算，珠走如飞，琅琅有声，也不知道是在加减还是乘除，算好后告诉仆人，几千几百几十几，仆人就到长几上翻出一本书给他。算命先生问客人一个问题，如兄弟排行第几，如果不对的话，再重算。大约一事相符，则其余皆合。以往的事情历历如绘，不差分毫。但推算将来，则“茫如捕风”。
人物评价
意味无穷
钱锺书婶婶对杨绛评价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6]
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卢翎评价杨绛说：“杨绛的散文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读她的散文更像是聆听一位哲人讲述些烟尘往事，在平静、平淡、平凡中有一种卓越的人生追求。”“（杨先生的）这些散文是我上中国当代文学史课时必讲的篇目。我常对学生们说，先生的作品有一种洞悉世事的深刻，有一种知识分子于乱世固持的良知与操守，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对于当下在浮躁而喧嚣的世界中前行的知识分子独具意义，起码可以使他们理解自己、理解他人，面对宿命更具一种从容、旷达的姿态”。
静观兴衰
哲学家周国平评价杨绛说：“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专家杨绛的同事郑土生在杨绛百岁生日时献诗《寿星颂》：“静观兴衰具慧眼，看透美丑总无言。才识学德传五洲，崇高心灵享永年。
1938年杨绛与丈夫钱钟书于巴黎卢森堡
最新热议 百岁华诞
2010年7月17日是钱锺书夫人、翻译家杨绛的99岁生日，按照杨绛祖籍江苏无锡的传统“做九不做十”，当算杨绛100岁大寿。据杨绛退休前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透露，当天没有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另据从杨绛亲友处了解到的情况，杨绛的百岁大寿将悄然度过，没有任何隆重的仪式。
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称： “她一直非常低调，不太喜欢过生日。十年前的90岁生日，她就非常不愿意过。”
出版家董秀玉也表示：“她不想过生日”。据董秀玉透露，杨绛是一位出了书都不让宣传的作者。“我们说出了好书就该让读者知道，她说怕误导读者，让本来不打算买她书的人买了她的书。”
钱锺书89岁的堂弟钱锺鲁，住在北京，但见杨绛的机会并不多，为了“少打扰”。7月初，他曾和杨绛通过电话，问起办寿辰的事，杨绛嘱咐他们各自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在无锡的钱锺书堂侄女钱静汝，为杨绛“一百岁了”去了一封四页纸的书信。
许多读者关心杨绛的近况。钱锺鲁称，他在过年时曾去探望，她身体不错，以前坚持的户外散步改为屋内慢走，“弯腰还能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心情不错”。据称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杨绛的稿费和著作权早已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基金，资助非常困难学生。
杨绛与钱钟书晚年合影
维权事件
事件简介
事情缘起于一家拍卖公司当前宣布，2013年6月22日将在北京举办一场“《也是集》——钱锺书的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集中拍卖钱锺书的66封书信、《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以及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由于书信内容涉及个人隐私，杨绛对此强烈反对，并发出三点声明，称如果拍卖如期进行，将亲自上法庭维权。年过百岁的高龄老人非常心痛此事，也让她很受伤害。
据悉，这些信件主要是钱锺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钱锺书的书信中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批判，有不少钱锺书认为“不能公开说的话”。但如今这些“不能公开说的话”，却因拍卖公司前期寄出的大量影印件宣传资料被公之于众。5月20日，杨绛曾电话质问李国强，认为此事非常不妥，要求对方给予答复。李国强只回应表示：“这件事情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做的。”
面对杨绛的强烈反对，拍卖公司有关负责人自称“本意是怀着对钱锺书和杨绛先生的尊重”。但尽管杨绛“叫停拍卖”的态度如此坚决，甚至不惜以百岁高龄公堂相见，该负责人仍表示“前后花了3－5年的时间才征集到这些作品，拍卖仍然会如期举行。”
为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三所高校的民法、知识产权法和宪法领域的权威法律专家，对私人信件拍卖引发的诸多法律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未经作者同意，拍卖私人信件严重侵害了作者及他人的隐私权和著作权，违反公序良俗，应依法禁止。
公开声明：
当前传出某公司很快要拍卖钱钟书、我以及钱瑗私人书信一事，媒体和朋友很关心我，纷纷询问，我以为有必要表明态度，现郑重声明如下：
一、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
二、对于我们私人书信被拍卖一事，在此明确表态，我坚决反对！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法律，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我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
三、现代社会大讲法治，但法治不是口号，我希望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维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一基本人权。我作为普通公民，对公民良心、社会正义和国家法治，充满期待。
杨绛年轻时候
北京二中院叫停拍卖
杨绛叫停拍卖钱锺书家人书信手稿成为社会热点。记者昨日获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3日发出诉前禁令裁定，责令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预展及宣传等活动中，不得以公开发表、展览、复制、发行、信息网络传播等方式，实施侵害钱锺书、杨绛夫妇及其女儿钱瑗写给时任《广角镜》月刊总编辑的李国强的涉案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
在制止无效的情况下，杨绛的代理律师于5月27日向中贸圣佳发出了律师函，要求立即停止公开拍卖钱锺书及其家人的私人信件，并于随后向二中院提交了责令停止侵害著作权的诉前禁令申请书。
4日中贸圣佳方面仍旧未有回应，记者致电该公司及相关负责人，始终无人接听。记者昨晚查询该公司官网，发现拍卖预告中原本的“也是集——钱锺书书信手札专场”悄然删去了“书信”二字，但正文中涉及这批书信的内容依然还在。
注：浙江文艺出版社《钱锺书散文》,这几个字是杨绛手书，杨绛和钱锺书先生从未有过“钱钟书”字样的简体署名。因此，杨绛的丈夫是钱锺书而不是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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