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北宋王朝的生死转折

文/纳兰谈史

北宋中期，庞大的军费开支、巨额的对外贡款、大量的官僚俸禄、以及统治阶级的无度挥霍，致使北宋王朝的财政陷入了困难，朝内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形势，并提出了许多改良的新方案。

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北宋王朝的财政危急形势愈加严峻，而宋仁宗却在国家危机的阴影下摇摆不定难以决断，改革一度搁置，直到治平四年，宋神宗赵顼的继位，揭开了熙宁变法的改革序幕。

年方二十的宋神宗意气风发，少年时便常怀重整朝纲光大祖业之志，继位后他决心励精图治变法图强，渴望成为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样有作为的盛世帝王。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顶着多方压力主持了这场新政变法，史称“熙宁变法”，也被称作“王安石变法”。

熙宁变法主体上围绕着富国、强兵和选拔人才这三个方面展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但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派系的倾轧和触及大地主和大官僚的利益，最终惨遭失败。

但凡历史上的历代王朝新政，无非都是以土地问题和军制改革作为挽救危机的基本改良方向，也大抵都是因为这两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国家机器才会难以运转，北宋王朝同样也面临着这种境遇。豪强地主凭借着经济和政治的优势大肆兼并土地，致使农民背离土地成为流民，而豪强地主阶级拥有免税或减税特权，故而令国家税收锐减，引发了财政危机，流民的四处漂泊无疑又会令阶级矛盾加剧产生连锁反应，成为威胁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素。

在新法推行之前，王安石曾数十次到基层考察实验，所得出的改良方案普遍具有针对性，看似切中时弊，但是却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旧系统中既得利益者依旧存在，而且势力强大，是变法的阻力，甚至是失败的归因。

神宗皇帝空有雄心壮志，可惜志大才疏，推行时的新政也许是统治者的一时兴起心血来潮，或者说是别无选择的权宜之计。这种政治赌徒心理必然会催生出改革的盲目性和局限性，极大的忽略了封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封建社会政治形态自相矛盾。

变法的目的在于国富民强，其中民富是国强的基础，而熙宁变法却直接酿成了国强民穷的状态。尤其是王安石最为得意的农业农村改革之青苗法，本意是避免地主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但却成为了官府直接强制性的借贷给农民，贫者无力偿还，最终被罚没财产者比比皆是。不仅地主阶级利益受到了损害，连广大的农民阶层也心存怨恨，这是新政局限性的一部分。

不可否认，熙宁变法在一定程度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但是操之过急的变法必然百弊丛生，未能触及到社会的根本问题，也没有广泛的阶级基础作为依托，王安石个人超前性的变法思想与现实国情不相协调，大肆的为朝廷敛财充盈国库并非良性发展之道，反倒令社会基础丧失，并给党争之祸开了一个坏头，为北宋灭亡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