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的教育思想

第783篇：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郑玄的教育思想

逍遥行者

2011年4月7日

郑玄(127—200),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市)人，中国古代集经学之大成的大师、杰出的教育家和文献学家。郑玄自幼志于经学,在外求学近20年，后师从马融的门下。40岁时,他游学归乡,开始聚徒讲学。建安五年(200年) 六月，郑玄74岁，当时袁绍与曹操正相拒于官渡，令其子袁谭遣使逼郑玄随军，郑玄不得已，带病到元城县(在今河北大名东)，因“疾笃不进”，病卒于元城。郑玄所注之经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古文尚书》、《毛诗》、《论语》、《周易》等，他对两汉以来的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的加工改造，从而树起了郑学的大旗。

一、生平

郑玄,字康成,北海郡高密县(即今山东高密县)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7月5日。其八世祖郑崇,西汉哀帝时官尚书仆射。东汉初年的“二郑”(郑兴及其子郑众),是郑玄的同宗,皆为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

郑玄自幼聪慧,“好学书数”,八九岁即“能下算乘除”。13岁“诵《五经》,好天文、占候、风角、隐术”。16岁,号为神童。18岁为乡啬夫。然郑玄好学而不乐为吏,每得休假,就到郡国学校去学习。他的父亲对此很不满,“数怒之,不能禁”。后迁升为乡佐。太山太守、北海相杜密“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盖即以郑玄的吏俸,为其求学之资费⑤。于是郑玄“遂造太学受业”。此后十余年,皆为郑玄未入关前之求学时期。

其就太学诸师所受:先从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由于郑玄夙慧而又勤于学,二十余岁即“博极群书,精历数、图纬之言,兼精算术”。除就太学诸师学习外,又出游各地拜师求学。后因山东“无足问者”,才西入关,继续拜师求学。据王利器先生《郑康成年谱》考证,西入关之年郑玄33岁,当桓帝延熹二年(159年)。

当时卢植正在东汉大儒马融门下学习,而郑玄与卢植素相友善,于是通过卢植的介绍,“事扶风马融”。然马融贵为后戚,地位尊,名声大,架子也大,于待士,郑玄虽在其门下,却不得见,只得在其附近自筑“精庐”而居,马融则“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而郑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这样过了三年,有一天,马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遇到了天文历算问题,却因数学知识不够,无法解决。有人推荐说郑玄“善算”,马融这才召见他到楼上,终于由郑玄帮他把问题解决了。于是马融十分感慨地对卢植说:“吾与汝,皆弗如也。”

此后郑玄在马融门下,“从质诸疑义”,继续学习。到第七年,始辞别马融,回归故里,以供养双亲。辞归之年,郑玄40岁,当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郑玄辞归时,马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就在这年,马融去世,年88岁。

郑玄回归故里后,因家贫而“客耕东莱”,以种地为生,同时继续研究学问,并教授生徒,“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又起,郑玄受到牵连。至于郑玄遭党禁的原因,则是受了杜密的牵连,因为他曾被杜密署为北海郡吏。

自郑玄辞马融而归,至坐党禁之14年,即从167年至184年,是其学术大成时期。特别是遭党禁之后,“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故这一时期著述最丰,成就最大,《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注,就完成于这一时期。党禁解后,郑玄所注之经还有《古文尚书》、《毛诗》、《论语》、《周易》等。

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党禁解,郑玄“蒙赦令”,时年58岁。此时,郑玄之德行学问,已声名播。中平五年(188年),郑玄62岁,与荀爽、申屠蟠、韩融、陈纪等十四人,被朝廷征为博士,不至。中平六年(189年),灵帝崩,子刘辩即位,董卓废刘辩而立刘协,是为献帝,改永汉。朝廷复公车以征郑玄,不到。献帝兴平二年(195年)，郑玄69岁。此时陶谦已死，刘备为徐州刺史。刘备对郑玄十分敬重，事之以师礼，经常向他请教治乱之道。郑玄还曾向刘备推荐其同乡孙乾，刘备辟以为从事。

献帝建安元年(196年)，郑玄70岁。由于北海相孔融的多次敦请，郑玄从徐州返回故里高密。郑玄在回故里途中，遭遇黄巾数万，然黄巾“见玄皆拜，相约不敢人县境”。郑玄回到故里之后，孔融告其僚属说:“昔周人尊师，谓之尚父;今可咸曰郑君，不得称名也。不久，郑玄病了，在病中为其子益恩写下了著名的《戒子书)，书中谈到平生的经历和志向，有曰:“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可见其志在整齐百家经说，以建立自己的经学体系，成一家之言。郑玄的经学，后人称之为郑学。

建安五年(200年)，郑玄74岁。这年春，郑玄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醒来后“以凿合之，知命当终’。不久郑玄就病倒了。当时袁绍与曹操正相拒于官渡，令其子袁谭遣使逼郑玄随军，郑玄不得已，带病到元城县(在今河北大名东)，因“疾笃不进”。就在病居元城期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又作了《周易注》。这年六月，郑玄病卒于元城。临终遗命薄葬，葬时自郡守以下，及曾受业者，“缭经赴会千余人”。

郑玄的一生，适逢汉末衰乱之世，虽家贫而决意不仕，专精于经术。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对两汉以来的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的加工改造，从而树起了郑学的大旗。正如范哗在《郑玄传·论)中所说:“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学不仅为当时学者所宗，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郑玄的著述大部分都散佚了，但仍有(三礼注}和(毛诗笺)完好地保留到今天，成为今人研究(三礼)和(毛诗)以及考证古史，所不可不读的重要文献。

二、教育思想

郑玄的教育思想并未结集,主要是在注解经典中所反映的，通过整理儒家典籍，阐释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从上古学校的类别、官学学生的来源、官学教育的内容、师长的作用和教育的作用等方面,阐释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勾勒儒家传统教育内涵方面作出了较为明显的贡献。不仅如此,他在继承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8](P2507)基础上,明确将之框定为师长的道德规范,从而形成了“身正为范”的观念。郑玄的教育思想虽不成体系,但是对教育中的很多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

1.论教育的作用

郑玄继承了儒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又吸取了汉代关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本末论方面的思想，对教育的作用和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儒家经籍中对人性的论述多本于思孟学派，即认为人具有先天的道德素质，如仁、义、礼、智等，但这种素质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得以显现、扩充和巩固。郑玄基本上继承了这一思想，例如，他对《论语》中“人之生也直”的解释是：始生之性皆正直（《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三），这与其师马融解释为“言人之所以生于世而自终者，以其正直之道也”（《玉函山房辑逸书.论语马氏训说》）完全不同。

郑玄明确指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进”，用以促使本有的良好素质得以发扬光大。他以“玉虽美，需雕琢而成器”的比喻来鼓励后生求学，都是遵循传统的儒家观点。但是现实中的人各有善恶，并非“皆有仁义”，郑玄也发现有些人甚至达到“教不能胜其情欲”（《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地步，因此他也承认“凡人之性有异”（《郑氏逸书？尚书注》卷二），而将其归结为“气”的作用。他说：“性谓人受血气以生，有贤愚吉凶”（《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三），强调要“兼气性之效”（《礼记正义》卷二十二），这实际上是后来理学家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说的先驱。

郑玄十分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巨大影响，他在阐发孔子里仁为美的观点时说：“居于仁者之理，是为善也”，“求善而不处仁者之里，不得为有知也”（《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二，卷四），他进而高度强调后天学习的意义。在注释《论语》中孔子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句时，郑玄指出：“言此者，劝勉人于学也”（《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二，卷四）。在注释《中庸》中“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句时，郑玄再次强调 劝人学诫其身也（《礼记正义》卷五十三）。

从政治意义上说，儒家历来将教育置于刑罚之上。这是从“务本”的角度强调提倡儒家学术，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就可以化民成俗，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所以郑玄说：“博学可以为政也”（《郑氏逸书？三礼目录》）。

《礼记？礼运》：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郑玄引用《老子》中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话，说明仅靠政令刑法治国的弊病在于以违大道、敦朴之本也（《礼记正义》卷二十一）。他指出：“圣人因人情而教民，民皆乐之，故不肃而成也”（《郑氏逸书？孝经注》）。

郑玄不仅强调了“ 因人情而教民”的必要性，还肯定了它的可能性。人的情欲可能导致善行，也可能导致恶行，但人的本质总是追求善和美的，所以“顺其性而动者，莫不得其所”。正因为善的本性外情欲有内在调节的功能，所以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劝人为善具有优于刑法惩治的特点。尽管这种“德教”政策具有对老百姓进行精神麻醉的一面，但它也包含着承认人民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基本需要的合理因素。另外，着眼于情字上的思想感化方式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２.论教育的内容

《周礼》中将教育内容归结为“六德 、 六行 、 六艺、六仪”，等等。其中“六仪”均为礼仪，显然可以归入“六艺”之中，而德和行也本为一体，郑玄承袭了其师马融的观点，认为“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力行”（《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所以郑玄将教育内容归结为两大类，即道德行为的培养和知识技能的传授。他概括说：“学，修德学道”（《郑氏逸书？易注》卷六），“道” 即包括“艺”在内，马融说：“道，六艺”（《郑氏逸书？孝经注》）。德行和道艺各由师氏和保氏负责，在地方学校则由相应的师和儒分别负责。郑玄说：“师，诸侯之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之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后汉书？郑玄传》）。

由于德行的培养总是融合在社会生活中进行的，所以，学校的教学活动总是以知识技能的传授为主，而体现着培养道德行为的精神实质。所以在《礼记》中学校教育内容则为诗、书、礼、乐四项。《王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文王世子》：“春诵、夏弦，秋学礼、冬读书”.郑玄注：“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也”（《礼记正义》卷二十）。这样就将二者的说法统一起来，即春学乐、夏学诗、秋学礼、冬学书。

以阴阳之学来解释各种事物，本是汉儒的学风。郑氏的这种解释尽管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他强调“四时各有宜、因时顺气，于功易成”（《礼记正义》卷二十）的原则，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郑玄作为儒家经学家，最为看重的当然是关于儒家思想和学术的教育内容。《礼记？学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郑玄注：“所学圣人之道也”.这已超出训释经文的范围而在阐发个人的主张。正如孔颖达所疏：“郑恐所学则小小艺之事，故云所学者圣人之道。”（《礼记正义》卷三十六）。郑玄这一注释代表了他关于教育内容的基本主张。他甚至主张：“非《诗》、《书》则不言，非礼乐则不行”（《郑氏逸书？孝经注》）。

由此可见，在学习方面，郑玄继承了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后汉书？郑玄传》）的思想，他自己虽然是“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覩秘书纬术之类”（《后汉书？郑玄传》），但这些毕竟都是属于“圣人之道”的范畴，况且“博稽、粗览” 和 “时覩”的措辞就包含着鲜明的主次之分。

他的有关天文、历法、算学方面的知识，也是为研究儒家经籍服务的。对于非属圣人之道的所谓“小道、末事”，郑玄均抱轻视和排斥态度。《王制》中规定祝、史、射、御、医、卜、百工之类，“执技以事上者”.郑玄注：“贱也”（《礼记正义》卷十三）。《论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郑玄注：“小道，如今诸子书也。”在排斥了专门技艺、诸子学说和军旅之事后，所剩下的教育内容只有儒家的所谓圣贤之学了，这是作为儒家经师的郑玄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
　　３.论教育的原则

第一，立志与实行。树立坚定不移的志向是儒家一贯提倡的美德，也是他们认为取得事业上的成就的必备前提。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郑玄注：匹夫之守志，重于三军之死将也（《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五）。如果说郑玄在这里只能算是因义释义的话，那么在注释孔子的另一句话未若贫而乐时，他就是有意地强调立志了。他说：乐谓志于道，不以贫贱为苦也（《郑氏逸书？论语注》卷一）。

郑玄不仅重视在逆境和压力之下的坚定志向，也注意到在顺利条件下和平凡的生活中保持始终如一的操守。他批评那种初时学其近者，小者，以从人事，自以为可，则侮狎之。至于先王之道，性与天命，则遂扞格不入，迷惑无闻（《礼记正义》卷五十五）的作法，他认为这种小有进步便不再继续努力的人正像会一点游泳之术就自以为可掉以轻心的人一样，往往会遭到灭顶之灾。所以郑玄强调：善人君子，其执义当如一也（《毛诗正义》卷七）。

学业和道德修养总要体现于实际行为之中，郑玄说：“以行为验，虚言无益于善也”（《郑氏逸书？三礼目录》）。这是继承了儒家学者重实行而反对虚言的传统，而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就是“礼”，所以郑玄十分重视“礼”.他认为“习多言而不学礼”（《礼记正义》卷二十四）是舍本求末之事，于国家于个人均无益处。他在《戒子书》中谆谆告诫自己的儿子：“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这段话充满了父子之情，同时又包括严格的要求和殷切的希望，即立志追求君子之道，兢兢业业，始终不渝。荣誉要靠他人给予，自己不必追求，德行却全靠个人的志向和努力来培养，他人无法代劳。学业上的成就也是如此，这就是儒家一贯提倡的自强精神，郑玄注：“自强，修业不敢倦”（《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种孜孜不倦，矢志不渝的精神是值得发扬和提倡的。

第二，思考和启发。强调“思”本是儒家教育原则的一个重点，郑玄也不例外。他指出： “思而得之则深”（《礼记正义》卷三十六）。只有经过个人的认真思考，才能对学习内容有深入的理解；也只有从内心中真正理解了所学的内容，才能巩固地掌握它。反之，即使囫囵吞枣地学到一点东西，也难以长久保持。这就是郑玄所说的：“学不心解，则亡之易”（《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思考与启发是教学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学生的的思考来源于教师的启发，而教师的启发则是以学生的思考为目的的。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郑玄对孔子关于启发和举一反三的教学原则进行了阐发，指出其目的在于使学生“识思之深也”。郑玄尤其反对那种“务其所诵多，不惟其未晓”（《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注入式教学，他认为作为教师来说，“其言少而解臧，善也”（《礼记正义》卷三十六）。郑玄将启发教学与促进学生思维活动联系起来，使教与学在统一的原则之下形成一个整体，这是他的一个贡献。

第三，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郑玄认为，掌握知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他主张“先易后难以渐进入”（《礼记正义》卷三十六）。他非常欣赏《礼记？内则》中关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习内容安排。例如：“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郑玄注：“成童，年十五以上。”“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他赞同《学记》中“不陵节而施”的主张，并进一步阐发为“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钝者以大也”（《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已是兼有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的含义在内了。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郑玄将其含义概括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郑氏逸书？论语注》卷六），应该说是抓住了实质的。《学记》：“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者也。”郑玄对此作了具体解释和阐发。这样就将其与上述孔子有关因材施教的叙述联系在一起，而使这一教学原则具体化了。

第四，精研与博览。郑玄一生在经学、语言学和文献学等方面都很有建树。之所以如此,是与他治学的方法有关。同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他也将这种治学方法运用其中。他在《戒子书》中称“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这里所谓的“博稽六艺”,也就是“精研”的方面,意指郑玄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经书上,求得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所谓“博览”的方面，是指浏览传记之类的参考书,以扩大知识领域；偶尔阅读秘书纬书,选择可靠资料,以为旁证,同时领略其中之奥秘。

４.论教师的作用

郑玄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他指出：“师说之明，则弟子好述之，教者言非，则学者失问”（《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这不仅反映了汉代经师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的。所以郑玄将教师本身的品德、学识以及教学态度视为教育成败的关键。郑玄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一，教师必须行以正直，这在儿童教育中尤为重要。郑玄说：“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无诳欺”（《礼记正义》卷一），这种“以正教之”的主张既是一项教育原则，又包含着对教师本人的严格要求。
　　第二，教师必须精通学业。郑玄批评那些“ 自不晓经之义，但吟诵其所视简之文，多其难问”（《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教师，这种人看起来是教学方法不佳，其原因还在于他们自己对经籍就没有真正理解，又怎么可能教好别人呢？所以《学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郑玄注：“此或时师不必解，或学者所未能问”（《礼记正义》卷三十六）。总之，只知照本宣科，死诵经文，而自己没有研究成果的教师不能说是称职的。

第三，教师必须积极施教。虽然教师有“不往教”及“不复告”的戒律，但郑玄认为这并不是减轻教师的教育职责。首先，在教育对象上，郑玄认为“人虚己自洁而来，当与其进之”（《郑氏逸书？论语注》卷四）。凡是虚心求学有上进心的，就应该予以促进，而不应因枝节问题而拒之门外。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郑玄虽然反对填鸭式的强行灌注，但他也认为“学者既开其端意，进而复问，乃极说之”（《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而反对“师肩所隐”（《礼记正义》卷三十六）的作法，可见郑玄并不否定教师的积极施教。只是这种施教应在学生具有上进心和求知欲的情况下，以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的方式进行。

第四，教师应该不断深造。按郑玄的话说，就是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而“见己道之所未达”（《礼记正义》卷三十六）。虽然是教诲别人，但要能够通过教育活动达到“自反”即“求诸己”的目的；虽然是促进别人提高，但要能“自强即自己也”修业不敢倦。也就是说，教师既应是教育者，又应是受教育者。总之，教师只有具备以上几个方面的品格和作风，才能当之无愧于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职责。

郑玄毕生致力于儒家经籍的研究和传授。他破除了宗师和学派的门户藩篱，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他的经注是后代经学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儒家经籍中所记载的教育设置和教育观点作了大量精辟的阐发，其涉及面之广要超过一般思想家的专题论述。特别是郑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经注的形式出现，尽管有依附于经籍，失于支离的弱点，但在将儒家经籍内容奉为“圣人之道”的古代，却有着超出一般学者论述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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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存浩.郑玄教育思想及成就试论[J].昌潍师专学报.1999.(6).1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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