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歌妓略论曹明升

宋代歌妓略论

曹明升

内容提要：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她们对当时社会的宴乐风俗、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音乐文艺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宋代的正史、笔记、诗词与小说中大致勾勒出宋代歌妓的本来面貌，对其组织制度、活动情况作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考察，以期给人们提供一个正确评价宋代歌妓的历史平台。

关键词：宋代；歌妓

说到“娼妓”，人们会想到那些“因要得到他人相当报酬，乃实行性的乱交，以满足对方性欲”的人。[1]但中国古代娼妓的性质与制度并不完全如此，它是前后变化、发展的。“娼”字在汉代以前一般均书为“倡”，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倡”字而无“娼”字。至于其意义，据许慎自注云：“倡，乐也”，显然，“倡”最早应是指音乐歌舞或从事相关工作的人。而“妓”字在《说文解字》里则被训为“妇人小物”，清人丁福保所编的《说文解字诂林》引《证疑》解释“妇人小物”为“妇人履下附着之物”，也就是指古代歌舞女子所穿舞鞋上的小装饰品或附属物。后来因为这些小东西在歌舞动作中颇为显眼，人们便用以指称此类歌舞女子。可见，中国早期的娼妓是与音乐歌舞密切相关的。现代意义上那种“以色事人，非利不合”的娼妓则出现于唐代。[1]到了宋代，娼妓则把歌舞伎能发挥到了极致，即便是市井青楼的娼妓也必须要有歌舞伎艺才能入乐籍、驻青楼。虽然宋人对不同层次的娼妓有着诸如“官妓”、“营妓”、“歌妓”、“札客”、“录事酒纠”等不同称谓，但这些娼妓都必须或多或少地从事音乐歌舞活动，所以我们选择“歌妓”一词来统称宋代娼妓，从而区别于现代意义和西方意义上的娼妓。宋代歌妓对宋代社会的宴乐风俗、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音乐文艺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歌妓的制度、活动等情况作一个全面而真实的了解。

一

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官妓、家妓和市井妓三大类。

宋代官妓，包括朝廷教坊妓、军中歌妓和地方州郡歌妓。据《宋史·乐志》记载，宋初教坊共有四百六十人，“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余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艺之精者，皆在籍中。”北宋时的教坊隶属于宣徽院，分别由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等官员进行逐层管理。朝廷教坊妓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皇帝和王公贵族，其基本职能就是在皇帝举行的宫廷宴会上进行歌舞表演。到了南宋，情况有所变化。高宗建炎初年蠲省教坊，绍兴十四年一度复置；绍兴三十一年又下诏废除教坊，此后南宋宫廷不再设教坊。随着教坊的蠲罢，教坊妓中除了一部分继续留在宫里之外，大部分都流向了民间，这无形中也促使了一部分官妓向市井歌妓的转化。所以，南宋以后就很少有北宋那种宫廷歌妓大规模演出的场面了，甚至到了乾道以后，朝廷用乐，都要“呼市人使之”。[2]南宋赵昇在《朝野类要》卷一《教坊》条中对两宋教坊和教坊妓的基本情况与发展过程作了一个概括：

自汉有琵琶筚篥之后，中国杂用戎夷之声，六朝则又甚焉。唐时并属太常掌之，明皇遂别置为教坊，其女乐则为梨园弟子也，自有《教坊记》所载。本朝增为东、西两教坊，又别有化成殿钧容班，中兴以来亦有之。绍兴末，台臣王十朋上章省罢之。后有名伶达伎，皆留充德寿宫使臣，自余多隶临安府衙前乐。今虽有教坊之名，隶属修内司教乐所。然遇大宴等，每差衙前乐权充之。不足，则又和雇市人。近年衙前乐已无。教坊旧人多是市井歧路之辈，欲责其知音晓乐，恐难必也。

这段话里提到的“钧容班”是什么意思呢？钧容班亦称钧容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在“军头司”条目下将其与弓箭直、习驭直、骑御直等禁中仪仗队并列。吴自牧《梦粱录》则在“妓乐”条目下将其解释为“四孟乘马从驾后动乐者是也”。高承在《事物纪原》卷二中引《宋朝会要》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钧容，军乐也。太平兴国三年，诏籍军中之善乐者，命曰引龙直。每巡省游幸，则骑导车架而奏乐。端拱二年，又选捧日等军晓音律者，增多其数。藩臣以乐工进，亦隶之。淳化三年，改名钧容直，取钧天之义。”也就是说，钧容班主要是由隶属军营的歌妓乐工所组成的一支皇家仪仗乐队。虽然教坊在南宋被蠲罢，但这支皇家军乐团却始终在两宋的重大节日里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宋史·礼志》中载；“太宗雍熙元年，举行赐酺，御丹凤楼观酺，召侍臣赐宴，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任从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纵士庶游观。”又如绍兴年间，遇到大朝会、圣节之时，钧容班就在“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乐”，至于一般的音乐歌舞则是拨“临安府衙前乐人”来表演。[3]在隶属军队的歌妓里面，除了这些钧容班里的歌妓专为皇家仪式服务之外，其余的则和一般官妓一样，是要经常为朝廷官员歌舞佐酒的。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四载苏舜钦在进奏院值节日而招馆阁同舍合乐会宴，“酒酣，命去优伶、却吏史，而更召两军女伎”；又李元纲《厚德录》记“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从官，呼左右军官妓置会夜舞”。

除了这些宫中、军中的官妓之外，宋代各州府还有许多十分活跃的地方官妓。在唐代，地方官妓居于乐营集中练习歌舞，[4]有专门的“乐营将”或“乐将”进行管理。[5]宋代沿承唐制，亦称地方官妓为“营妓”或“乐营子女”、“乐营妓人”，并“命伶魁为乐营将”。[6]宋人杨湜《古今词话》中有这么一条记载：

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是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

杨湜以此作为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的创作本事，宋人胡仔已驳其非，[7]但其中所云“乐营将催督之”，即地方官妓住于乐营，并受乐营将管束的说法却是合乎事实的。宋人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一八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

赵不他为汀州员外税官，留家邵武而独往，寓城内开元寺，与官妓一人相往来，时时取入寺宿。一夕五鼓，方酣寝，妓父呼于外曰：“判官诞日，亟越贺。”仓黄而出，赵心眷眷未已。妓复还曰：“我谕吾父，持数百钱赂营将，不必往。”

赵不他的行径在宋代是不合法规的。宋王朝规定：“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8]如有违反者，将受到朝廷的处罚。周密《齐东野语》卷二0所载营妓严蕊与郡守唐与正之事便是一段人所熟知的公案。

这些地方官妓以其歌舞伎能服役于州府县衙，每当官员宴饮或迎送往来之时，总要找她们来唱词佐酒，这在宋代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仪式。在这样的场合中，多是士夫文人即景填词，然后付诸歌妓，歌以侑觞。有时候歌妓们也会主动向士夫文人要索新词，苏轼的《戚氏》(玉龟山)就是因官妓在宴会上的索要而“随声随写，歌竟篇就”的。[9]宋词中有许多这样的应歌之作，它们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歌妓们的活动在当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歌妓若能得到士夫文人的一诗半词已是一种殊荣，如果个别歌妓有幸能受到文人的品评或被写入诗词，那她的身价可就不一样了。据周昭礼《清波杂志》中载：“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妓侑觞，群妓持纸乞歌词，不违其意而予之。有李琦者，独未蒙赐。一日有请，坡乘醉书：‘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琦？’后句未续，移时乃以‘却以城南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足之，奖饰乃出诸人右。其人自此声价增重，殆类子美诗中黄四娘。”但是像李琦这样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歌妓都是例行公事、以之为苦的。仪真的一位官妓曾说，她们“身属乐籍，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10]在这些侍宴侑觞或送往迎来的场合中，歌妓们的表现往往关系到地方官的颜面，所以稍有不如意的地方，便会招来严厉的处罚。杨万里(诚斋)为监司之时，巡历一郡，当地郡守设宴款待。有官妓唱《贺新郎》词，其间有“万里云帆何日到”之句，诚斋遽曰：“万里昨日到。”郡守认为这是丢了他的面子，于是“监系此妓”。[11]可见，官妓和其它奴卑贱民一样，是被封建统治者肆意凌辱的。所以她们时常盼望能够落籍从良，但这又谈何容易，因为官妓想要脱离乐籍，必须得到地方长官的批准。而批准与否，又往往系于长官之好恶。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0载：

(苏)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州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虽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

一妓因年老色衰而被获准“出籍从良”，妓因“色艺为一州之最”而被驳回“乞嫁”陈状。苏轼的这种好恶态度在宋代地方长官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二

宋代士大夫在官府有官妓歌舞侑觞，在家则蓄养家妓，每逢私人聚会或自娱自乐之时，便由这些精心调教的家妓来唱词助兴。这也成为宋代士大夫私人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蓄养家妓之风起于汉代，遂盛于南北朝，[1]到了宋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以及时代风气所使，此风较以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史》卷二五0《石守信传》中记载，乾德初年，宋太祖为了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在酒席筵间对众人说：“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虽然宋太祖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客观上对士大夫蓄养家妓的做法却起到了一种认同与鼓励的作用。宋仁宗时的一位宫人曾说：“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制(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11]所以我们只要随便翻翻史籍，就能找出许多关于士大夫蓄妓的记载，如韩琦“家有女乐二十余辈”(《宋朝事实类苑》)、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韵语阳秋》)、苏轼“有歌舞妓数人”(《轩渠录》)、王黼有家妓“十数人”(《玉照新志》)，不胜枚举。

士大夫蓄妓的途径不止一条。他们可以通过“官私牙嫂”或“引置人”等中介来挑买家妓，[3]这在宋代是允许的，只是买卖成交后要到官府立市券，写清年限。这些被买卖的家妓有的是迫于生计，无奈卖身；有些则是家里面特意让其走这条路的，这在京师内外还曾一度形成了一股重女轻男的风气，廖莹中《江行杂录》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除了买卖家妓，士夫文人还常常因别人的赠送而获得歌妓，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砚北杂志》中所载姜夔获赠小红之事：“小红，范石湖青衣，有色艺。范告老，姜尧章诣之。一日投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二曲，范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范寻以小红赠之。……尧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箫，小红歌而和之。故姜有‘小红低唱我吹箫’句。”

家妓在进入某个家庭以后，她们的户籍也就附编于家长名下，或以妾或以婢而登记入册，所以家妓又常以妾、姬称之。如王莹《群书类编故事》卷九中载：“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王文公(曾)正性俭，初无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钱，上使内东门司呼二人者责限为相公买妾。”这里与“声妓”并提的“姬”、“妾”指的就是家妓。虽然家妓的活动空间与服务对象跟官妓不尽相同，但她们有一项重要职能是与官妓一样的，那就是在士夫文人的娱乐、社交活动中以歌舞佐酒、以曲词娱宾。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载：

晏元献(殊)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与赋诗，率以为常。

如果说晏殊还是“奉养极约”的话，那么南宋的张镃算得上是穷奢极侈了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二0载：

张镃功甫，……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王简卿侍郎尝赴其牡丹会云：“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向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出。另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两宋士夫文人以家妓为娱乐伙伴、以宴乐为社交方式的生活习俗由此可见一班。在这种文人士夫的风雅聚会里，家妓经常要当场演唱其它客人或自己主人的得意之作，这就要求家妓除了擅长歌舞之外还得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事实上，许多家妓都能够依曲拍而准确地表达出这些高雅作品的深层意韵，所以士夫文人“每作词调，必先使宠人歌之”，[12]宋人以婉约为宗的词学观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有时候一些士大夫宦游在外不带妻眷，只有家妓伴随而行，这些女子实际上履行了妻妾、歌妓、婢女的多重职责。在风雨沉浮之后，士大夫与家妓之间可能会产生真挚的感情。如《东皋杂录》中载，王定国受贬，歌妓柔奴毅然同往，与其一起饱尝岭南的蛮风瘴雨。元丰六年北归，定国让柔奴为东坡劝酒。东坡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大为感动，写下《定风波》词相赠。可以看出，定国与柔奴之间的感情已非一般的风月情怀可比。但这毕竟不是普遍现象。许多家妓虽然生活较一般奴婢优厚些，但她们始终还是主人的玩偶，精神生活是极其痛苦的。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一载：

观察使张渊，绍兴中为江东副总管，居建康。每以高价往都城买佳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严，小过必挞。尝盛具延客，皆环侍执乐，歌舞精妙，一坐尽倾。妾兢兢自持，不敢游目窥视，无论言谈也。中席，渊起更衣，坐客叶晦叔之侧一姝最丽，乘间语之曰：“恭人在太尉左右，想大有乐处.”妹惨容不答，但举手指筵上烛云：“绛烛分明会得。”

绛烛是伴人流泪到天明的，这些家妓心中的苦楚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

宋代歌妓阶层中人数最多应是市井妓，其中包括入籍的市井妓和不入籍的私妓。

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扩大，坊墙逐渐被推倒，许多繁华的城镇都是妓馆、酒楼林立，瓦市、茶坊遍布。作为商业、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北宋汴京与南宋临安，更是如此。据史籍记载，北宋汴京朱雀门外龙津桥西的院街，皆妓女馆舍；朱雀门外东壁大街，直到保康门前多妓馆；旧曹门外过朱家桥，南北斜街多妓馆……像这样的市妓中心，京城里就有8处，其它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则是“举之万数”。[13]南宋临安比较出名的平康诸坊则有“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后市巷荐桥除了这些群花聚集之地另外还有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及金波桥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14]两宋的酒楼也充斥着这些市井歌妓的身影。据载，北宋时“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人数百，聚于主廊檐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能够在这样的大酒楼里挂牌上岗的歌妓还是有些档次的。另外一些下等私妓，只能“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这样的妓女被叫做“札客”或“打酒坐”。[13]南宋临安城里像“熙春”、“三元”、“赏心”这样的大酒楼，也是“每楼各分小阁十余”，供酒客与歌妓使用；另有数十个“时妆服”的歌妓凭槛招邀，吸引顾客，这些则被称之为“卖客”。[14]

除了活动空间不同，这些市井歌妓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与官妓、家妓也有所差异。官妓、家妓的服务对象相对固定，而市井妓的服务对象则要复杂得多。据《癸辛杂识》载：“淳佑间吴妓徐兰擅名一时。吴兴乌墩镇有沈承务者，家巨富，慕其名，遂驾大舟往游焉。”又《玉照新志》载：“元符中，饶州举子张张游太学，与东曲妓杨六者情好甚密。”可以看出，市井妓为了生存不得不为文人、商人、太学生等社会各阶层提供服务。另外，南宋的朝廷御宴、官府公宴、富户宴乐、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等活动也常常招市井歌妓祗应，[3]为了不错过这些赚钱的机会，市井妓还设有“一等野猫、卜庆等十余人，专充告报”。[15]市井妓的服务内容中有一项与官妓、家妓是一样的，那就是歌舞侑觞。宋人有竞赌新声的风气和歌舞佐酒的习俗，所以市井歌妓必须以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曲词来吸引消费者。“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木兰花》)、“歌韵巧共泉声，间杂琮玉”(《六么令》)、“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琵琶仙》)，看看柳词中这些形象生动的歌舞描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文人们会对秦楼楚馆如此留连忘返了。同时，也正是这些落魄文人，或为了生计或为了娱乐，给市井歌妓们创作了大量的诸如《柳腰轻》、《佳人醉》、《红窗迥》这样的符合市民口味的流行歌曲。特别是柳永，他的曲子虽然“骫从俗”却是“天下咏之”，在当时的流行乐坛享有很高的声誉。据《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对于以歌舞为重要谋生手段的歌妓们来说，与柳永这样的文人打好关系可是抬高声价、招徕顾客的大事情，所以一有机会便“亲持犀管，旋迭香笺。要索新词”。[16]除了歌舞献艺之外，有的市井歌妓还向客人提供有偿的性服务，这一点与官妓、家妓很不一样。据《都城纪胜》载：“有‘茶饭店’、‘包子酒店’、‘散酒店’、‘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其它大酒店只伴坐而已，要买欢则多往其居。”长期混迹于柳陌花衢的柳三官人亦有“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画楼东畔住”(《木兰花》)的说法。另外像《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等宋人话本，不管故事真实与否，其中却也委实反映出了宋代私妓卖淫的社会情况。

历史风貌的丰富多彩，一经挖掘，往往令人倍感惊奇。如果我们以平常公允之心来检阅史料，就会发现，宋代歌妓所扮演的角色竟是如此多彩多姿。她们中有的是一唱倾城的“歌唱家”，有的是仪态万千的“舞蹈家”，有的是妩媚动人的“交际花”，还有的则是情怀温婉的女诗人或女词人，她们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对音乐文艺的创作与传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由于她们处在“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社会地位上，[17]所以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对她们真正寄予理解和同情之心，更不要说对她们价值的认可了。而后人也不管她们做过什么，只以自己所处时代的道德标准来理解宋代歌妓，所以她们也只能躲在历史大舞台的小角落里顾影自怜了。本文主要从宋代的正史、笔记、诗词与小说中大致勾勒出宋代歌妓的本来面貌，还原出她们的一些活动情况，以期给人们提供一个正确评价宋代歌妓的历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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