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德育，我们都以为是最重要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我上学的时候，学期末的成绩单上，排在第一科的永远是政治学科（现在不这么叫了）。即使是今天，“德育为先，育人为本”的口号也是喊得很响，绝没有人敢站出来公然反对。但私底下，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是没有人去看的。或者说，不屑地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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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区教研室正在轰轰烈烈地搞各学科的优质课评比。其中一位做评委的朋友在日志里写了这么一件事：比赛结束，他去向承办比赛学校的校长告别，校长给他讲了一个学生的抱怨。学生对校长说，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课下已经给我们讲了三四遍了，再把我们领到多媒体教室的舞台上表演一遍，您说这个讲课比赛有什么用？
学生说的没错，弄虚作假已经是各种课赛备受质疑的诟病。一个“身正为范”的老师，为了讲课比赛的一个证件，不惜抹掉对学生“诚实正直”的教诲，“教德悖德”地去做这些为学生所不齿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这样问：老师，你在教给孩子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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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我还在一所农村学校教学。那时候，每一个班主任要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控制学生辍学。教育局查的紧，而学生却一拨拨地纷纷逃离学校。每次上级来检查，班级实际人数与学籍数之间的差额就成了学校和班级最为头疼的事情。
那些还打算要毕业证的辍学生倒好对付，只要检查的一来，班主任便以毕业证为要挟，让他们回校应付检查。最难办的，是那些已经远赴他乡打工，或者不打算要毕业证的辍学生。无奈之下，各种办法便应运而生。先是让一些复读无学籍的学生冒名顶替辍学的，顶替者要背出被顶替者的父母姓名、工作单位等信息，全班同学都得紧急熟悉顶替与被顶替这之间的关系，以应对检查者的盘问。若是复读生不够用，则只好动用“绝招”来应对，那就是办理假的请假手续。当时，“请假法”的操作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规范，那就是要做到四个有：有位子、有本子、有条子、有名字。也就是说，要为被“请假”者准备好座位和课本、作业本等学习物品，还要有请假条，最关键的是在班级张贴的值日表上添上学生的名字。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即使是这样的周密安排，有时候也逃不过检查者的慧眼，各种纰漏有时候也会被上级领导慧眼识破。
有一次，一个很智慧的检查领导在审查一个“请假”学生资格时，突然摸出手机给学生家长打电话，以核实真假。学校领导自然是紧张，但班主任却好无惧色，笑眯眯地把号码递了过去。电话接通，丝毫不差，学生确实有病在家休养。领导走后，领导问缘由。班主任倒出实情，那电话号码是他早安排好的同事的。于是，教职工会议上，这位“工作细致”的班主任大受表扬，领导还号召所有的老师都要向这位班主任学习，不仅要 “创新工作”，还要学会未雨绸缪。
时至今日，虽然控辍工作已经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但领导们号召的这些“敬业精神”，在其他的工作中依然时不时地被“复新”，甚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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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德育领先”与“教学为中心”这两个教育理念开始有了冲突。几经碰撞，最终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协调办法：凡是口号或材料里的东西，都要让“德育领先”；凡是真正要落实的行动，自然以教学为中心。
在很多学校，政务处（也有叫政教处、德育处的）的职责早已从进行道德教育变成了维持学校秩序和环境卫生的部门。在政务处的实际工作中，“检查”是当仁不让的关键词：查卫生、查校服、查纪律、查课两操、查秩序、查发型……如此种种，整个就是校园警察的角色。
在很多学校，德育活动是不允许开展的，因为那需要“浪费”宝贵的学科上课时间。即使是上级安排的“必要”活动，也可以利用大课间的时间，组织学生摆个造型，拍张照片，写个总结便可以交差。更甚者，连这样的形式也不走，直接编个文字材料了事。
在很多学校，一切都是围着分数转的。教育教学被窄化成了教学，而教学又被进一步并强化为“教分”的活动。这样一来，德育的地位更是日趋走低。从口号里的领先，到服务于教学，直至不得不“服从”于教学。德育，成了一个很尴尬的角色。虽叫得很响，实则只是教学的保镖和随从。它唯一的作用，就是维持并确保“教分”活动继续下去，从而成为应试教育的帮凶。
德育是一种灵魂的教育，它需要从容的引发，纯净的守护和善良的激励。如果，这些担负着道德教育的责任的老师、班主任和学校，都已经选择了背叛或逃离。那么，谁还可以为德育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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