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周二，音乐科代表送过来一个手机。
“老师，这是音乐老师没收的，您给我签个字，我带给音乐老师。”胖乎乎的科代表递过来手机后，又递来一张纸。
“为什么还要签字呀？”有些疑惑，这个小家伙又搞什么鬼呢。
“签了字就证明手机交到您的手里了，音乐老师说让邵明文找你要手机。”办事很有程序感，真有点“职业班干”的素质。
“邵明文的手机是因为什么被没收的呀？”签完字，我顺便问了一句。
“我还真不知道，反正音乐老师让我把手机送给您，我就送来了。”边走边说，一点儿也没有要认真回答的意思。懂得他的心思，一边是同学，一边是老师，他是能不多说就不多说。
没办法，只好找班长问情况。
原来，音乐课快下课的时候，老师想确认一下下课时间，便问学生几点钟了。邵明文忘乎所以地拿出手机，报出了准确的时间，但是也暴露了自己的手机。学生不准带手机进校园，这是学校的规定。虽然要求的很严，但还是免不了有学生“偷偷摸摸“地带进来。对这项规定，我持半否定状态，只要不影响上课，带手机也未必是坏事。所以，只要学生不在课堂上玩手机，我一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看不见。
这个邵明文有手机我是知道的，他的家长也知道，和家长交流的时候，家长说自己工作时间不规律，给孩子带手机也是为了方便和孩子的联系。便与他约法三章，不准在课堂上玩手机，不准用手机做不该做的事情。
他答应的很诚恳，比信誓旦旦更让人相信。但就在两周之后，他在美术课上玩手机还是被“抓”了现行。当时，手机也是被送到我的手里，也是课代表送来的。只不过，他是紧随其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就到办公室来要手机。讲了一大堆理由，许了一大堆保证，只希望老师能够给他一次机会，要是再出现这种情况，自己就绝对不来要手机了。
这个小家伙，小错不断，大错也犯，但也做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事：比如，毛遂自荐地帮助班长管理课间秩序，效果还挺好；课间跑操，在他的带领下跑的有模有样，惹得检评老师直夸我们班班风好；整理自行车区，和朱晓东两个人风雨无阻，日久天长……看来，他是可以改变的，只是还需要时间和耐心。
当时，我很豪爽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列举了他做过的好事，希望他能遵守自己的诺言。
而这一次，情况有点特殊，他不是自己主动玩手机，而是为了回答老师的问题。如果他来要手机，我还是打算还给他，并准备好了一脑子铺陈和引导的语言。
可是，整个课间，他没有来。下午放学，仍没有来。第二天早晨问班长，班长说，他不好意思问老师要了，自己答应过老师不玩手机的。
“不管如何，手机是被老师没收的，咋好意思再来要呢！”这是他的原话，班长说。
呵，知道不好意思了，心里莫名地有些小小的激动。决定再等。
直到今天，他还是没有来要手机，看来他是真的“不好意思”了，便让班长通知他来领手机，并让班长转告他，老师觉得这一次他的责任不大。
但，他仍然没来。无奈，只好亲自把他“请”到办公室。四目相对，没有说话。摸出手机递到他的手里，他也只是说了一句，谢谢老师！
走出办公室，又折回来，解释说：“老师，这次真的不是我玩手机。”
我摆摆手说：“不用解释，老师相信你。”
两个多月前开始的等待，最近几天的等候，其实已经有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收获。因为，我始终相信，任何的守候，都不会是一无所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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