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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藻管窥——中华传统诗歌创作漫谈(二稿)(一三)

一0、声律

 

冯梦龙《三笑》中记载一个小故事:一家请家教,老师好饮,女主人教下人斟酒时把酒瓶倾斜着倒,意思是告诉客人酒不多了,意其自已提出来不要再饮了,但是老师不识相,女主人在内面大声叫“快不要请这位老师,他瓶侧(平仄)都不认识。”这个女主人够狡黠的,这里就提到一个音律上的平仄问题,一个西席(家教)如果连平仄都分不开,是没有资格执教的。

声律即诗的音韵节奏,特别是诗从歌里面脱离出来以后,声韵节奏就取代声乐在诗歌吟诵事起作用。在传统诗歌当中,声律主要指除节奏感之外的语调和排列规则,具体来说指四声,由四声衍生出来的平仄和粘、对以及声韵,四声以及平仄,由平仄所引出的粘、对,因为是基本常识,大家都很熟悉了,这里不讨论。重点说说声韵,韵是声律的主要因素之一,无诗不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韵有明暗。所谓明韵,韵在句尾,多是逢双押韵,这是最常见的用韵方法。还有押在相应的节奏点者。如《诗经》就有大量的这样的例证。《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其中的“累”“绥”,“荒”“将”,“萦”“成”为韵,都不在句尾。最典型的要数《干旄》: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纰之,良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丝祝之,良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其中“旄”“郊”相押,“纰”“四”“畀”相押;“旟”“都”相押,“组”“五”“予”相押;“旌”“城”相押,“祝”“六”“告”相押,在这里“告”读“谷”。说明,这些诗都有个特点,末尾借助了语气助词,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押在句尾。我们把这种情况叫暗韵。还有的诗韵不那么明显,但可以感受到一种明显的节奏感,一组一组构成往复回环,这也是一种韵律。须要指出的是,古人用韵时是不避重的,如《诗经·小雅·小宛》:“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i]《诗经小雅小弁》:“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ii]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语音是有变化的。比如我们读《诗经》和《尚书》待等先秦经典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韵明显不协,比如《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这里“叔于田”不是“叔”在田里劳动,是“畋猎”的意思,指在山上找猎。古人把打猎和捕鱼并提,合称“畋渔”,“渔”以前写成“左鱼右攵”。这里“田”“人”押韵, “田”宋贤前人认为读“池因反”,这样就押上了韵。《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这里“苏”“华”“且”押韵,如果我们读起来,“华”字不叶,为什么呢?宋贤认为“华”读“芳无反”成了“芙蓉”的“芙”。《绸木》:“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这里“薪”“天”“人”押,在我们读来,“天”无论如何也不协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前贤认为“天”在这里读成“铁因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南北朝人认为读先秦经典当有韵文时要变音,于是提出了反切说,以协韵。但是后来明朝人陈第在《毛诗古音考》中提出了语言演变说,认为这所谓的叶韵反切,实际上就是古时读音。造成这种语音变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战争、饥荒等等灾难导致的民族迁涉、民族融合,民族在融合过程中语言产生冲突妥协变化,最后形成新的语音系统,其实到如今这种变化还在不停地进行着,一方面继承,一方面创新。全国大量存在的方言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王世贞《宛委余编》载:“沈休文(沈约)始为四声,梁高祖(萧衍)雅不好之,问於周舍,舍对天子圣哲四字,於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为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说明同一个词,各地的语音是不同的。接着说“支脂鱼虞其不为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意思是说北方人支脂不分,脂之有别;南人脂之不分,支脂有别。“先仙尤侯,俱论是切”意思是,先与仙,尤与侯则混而不分。再下面说:“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江东和河北韵类的差别当然不止两三项。总体来说韵要根据实际情况,要根据时代变化。

 

为了解决写诗中语音的不同,必须进行统一的规范,特别是国家进行科举考试的时候,更得统一,不然就会形成各自为政,这样就产生了韵书。韵书是把字按音韵学原理进行归类。有的是学者自己修订的,有的是国家正规颁行的。由国家统一颁布实施的叫官韵。其实韵书不但用于检韵,其实是我们现在说的《字典》和《词典》。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种韵书是三国时期魏人李登编的《声类》。按我国古代音乐上用的术语,即“宫、商、角、徵、羽”五音编排,不分韵部。后来有晋人吕静的《韵集》、夏侯该《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唐人孙愐著成《唐韵》、宋代陈彭年、丘雍等的《广韵》和丁度和宋祁等的《集韵》、刘渊的《礼部韵略》、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元代黄公绍的《古今韵会》、熊忠嫌的《古今韵会举要》、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人乐韶宋濂的《洪武正韵》、兰茂的《韵略易通》、清朝的《佩文韵府》、李光地等的《音韵阐徵》、戈载的《词林正韵》等等。除早期的韵书是根据五音编排的的外,后面的多是根据平、上、去、入分韵部排列,到唐宋以后平分阴、阳,到了元代,因为中原音韵的变化,特别是戏曲的兴起,开始了入派四声。明以后韵开始分南音、北音,主要是在入声字的使用上。这个争论到现在更激烈了。一是主张普通话韵,一是坚持平水韵,看上去是传统与现实之争,实则是南、北之争,中央王朝官话与南方(主要是闽、粤)方言相争。在以上所列举的韵书中,《平水韵》影响最深远,从产生到现在,七百五十多年间,几乎都被文人奉不圭臬。《平水韵》把前人众多的韵部归并为107部,据学者考证,平水人刘渊的韵书实际亡失了,而现在通行的106韵,其实是金代平水书籍王文郁所写的《平水韵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但是平水韵现在看来也不是没有缺点,随着语音的变化,现在很多韵部就无法通押了,如“原”与“昏”在同一韵部,但如何读也不协韵。清朝有一个叫高心夔的进士,在两次例行考绩中,都因为限押十三元,但用了别一韵部的字,被列入四等,不及格。近代大师王闿运就作了副“二年双四等,该死十三元”的对联来调侃他。另外影响直追《平水韵》就算清人戈载的《词林正韵》。现在用词韵写诗,几乎成了传统诗词界的一个共同趋势了。而其中最繁富的韵书要算清康熙年间撰成《佩文韵府》,动员七十余人,历时八年,共一百零六卷,一万八千余页。本书依诗韵分卷:以韵统字,以字统事。每字之下,列有韵藻、对语及摘句。

前几年中华诗词学会组织人新编了《中华新韵》,把诗韵并成十四部,基本上是按现代普通话进行分类的,所以又叫《新十四韵》,也有人在用。但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入声字怎么办?在填词的时候,有的词牌就规定押入声。南方方言中也大量保留着入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个问题只好留给学界去解决。今人填词要用到入声字怎么办?如何区分入声字?这个问题在南方的人相对好办一些,广大北方地方的诗友就很麻烦了,有人总结了一个区分入声字的方法,我把他附在后面供大家参考。另一个笨办法,就是记住入声字表或必要是去查韵书。

这里简要地谈一下自己选韵的体会,韵要为自己所表达的诗意服务,不能一味求稳、求险,有的人为了为难别人,专用险韵做诗向人索和,如限平水韵“江”“佳”等。大家都读过李清照的“扶头酒醒,险韵诗成”,做诗一般不宜选险韵、窄韵,因为字数少,表达意思时选字较难,有人认为,东韵冬韵、阳韵、音质响亮,类似现代人说的暖色调。八庚、十一真等韵清新飘逸,是诗人们喜欢用的一类,而四支、二十四盐等称哑韵,一般不适宜喜庆热烈的场景,险韵窄韵作诗选韵时避开为妙,毕竟字数太少,表达意思较难,特别是写七律排律时。

 

双声叠韵

双声即声同字叠,关于“双声”,前人认为一个字的“反切”之上一字与所切之字,必为双声。用现代的

话说,就是汉语拼音的声母,与此声母拼音所得的字,就是双声。也就是同声母的字,可以构成双声。如肺腑、慷慨、淋漓、坎坷、尴尬、忐忑、踌躇、恍惚、惆怅、懵懂、蹉跎、徜徉、彷徨、徘徊、疼痛、肮脏、猖狂、魑魅、魍魉等等。

而叠韵杂在一起就不和谐,关于“叠韵”,按照前人的说法,“反切”之下一字与所切之字,必为叠韵。用现代语言解释,汉语拼音的韵母与用此韵母拼音所得的字,就是叠韵。也就是同韵母的字可以构成叠韵。如蹁跹、侏儒、童蒙、崆峒、巃嵸、螳螂、滴沥等。所以现代人写诗讲究避免韵字入诗。

 

为什么会产生声律

写诗如果不讲究音律为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诗没有押韵的情况。《太平广记》载,唐冀州参军曲崇裕《送司功入京》诗:“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这怎么读呀?没韵就没味。当时司士就问,大才子,你的诗是谁教的呀?他说是某某,司士说:“怪不得,师明弟子哲。”宋人丁用晦在《芝田录》载,史思明曾作樱桃诗寄他儿子伪怀王:“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手下人说,圣作诚高妙,但是如果将三四句换个位置就更协韵了。史思明大怒:“我儿子岂可居周贽之下!”如此昏庸无道,后来被他这个伪怀王儿子杀掉也是活该。平心而论,这首诗如果按他手下人的意见调换一下,不失一首文从字顺的打油诗。我们认为,首先你写出来的东西不和美,无法让人朗诵,朗诵起来也让人难受,再说,我们前面讲过,中国传统诗歌,就是韵文。是韵文不讲究音律,恐怕变成了另一种文体,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所以写诗必须讲求声律,声音有高低长短,有缓有促,如果全用低而促的字组成句子,发音必断;如果全用高长的音必定不能自止,这就是所以平仄相间的道理,很少有人写诗全用平声或全用仄声,在一句当中,不然就吟不下去,读了让人吃力。刘勰认为不协律的诗句是结巴诗“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有人更讥笑为“叩缶”,指敲瓦片,卟卟作声,而不响亮。协律的句子,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南朝梁沈约曾用谢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形容。“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平仄相间谓之和,两字一音节。循环用韵可达到回环应节的效果,也就是节奏。“凡切韵之动,势如转圜;论音之作,甚于枘方”。这就产生了诗词的格律。我们在前面谈过近体诗产生是因为齐、梁、陈时诗中对仗的兴起、排比的需要,后来渐渐固定下来,但是我们知道,不论齐梁陈也好,后来的唐宋也好,创作实践中形式并不全是固定的,但后人特别是现代人强调得这么严呢?比如平仄粘对孤平三平尾等等,下面人们还会陆续谈到。经我反复思考觉得有下面几个原因,一、所谓的格律,是典型的先有实践再有理论的,如要求近体诗中两联对仗,其实在齐梁唐宋,都存在首联尾联对仗的,也有全用对仗义的,也有只对一联的,但为什么就强调中两联对仗是“正格”呢?这就好比我们南方人的身高,男生大多数在170厘米左右,正因为有个大多数,于是就有了160厘米以下或180厘米以上就失之过矮过高了。难道180厘米以上160厘米以下的就不是南方男生吗?这其实只是个多数的问题。换句话表达就是,格律非发明则对前人的总结。二、格律的产生是音韵学上的必然,上面讲了这方面的意思,我们再重复一些,我们反复强调诗歌的音乐性,这两者就好象地球与月亮,一个要吸引一个要逃脱,当诗作为一种文体挣脱了音乐而单独存在以后,就产生了对音乐的要求,特别是当朗诵时,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上面说过因为声音高低长短构成的抑扬顿挫就必然成为诗歌的要素,产生格律就自然而然了。但为什么会有诸多禁忌呢?比如说孤平和三平尾,其实这都是因为诵读的时候出了问题,比如我的名字叫李汝启,三个字全仄,不好念也不好听,我们当地曾有个县委书记的名字叫“潘先贤”,你试着念念他的名字看,他不单单是三平不好念,更重要的是他三个字都是同一韵的韵字,我们叫犯韵了。又听懂音乐的专家说“东方红”三个字唱的时候,“红”字必须变音,否则无法唱,不知是不是?所以在唐宋人的诗中就不会出现三平尾,倒不是谁规定了不能用,同理,没听说三仄尾是大忌,因为三仄尾虽不合律的所谓“正格”,但在韵律上不会有大的问题。原因之三,就是后来的人因“因循”产生的惰性了,我们说,什么事都容易走向极端,自宋以来,声律渐严,有如禁制,不可越雷池半步。特别到了现在,到了网络诗坛,好象成了律令。有些人只知有近体(律绝)诗,不知其他。钟嵘说得好:“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古人诗即歌,所以自然合乐。但是“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声律耶?”钟嵘更直接批评沈约“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要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驾。故多拘忌,伤其真美。”(《诗品》)宋大家杨万里认为:“从来天份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为性灵,非天才不办。”袁枚认为:“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禹之歌,不同于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袁枚还说的: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泊;既凑泊,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小石源说:“忘韵,诗之适也。”清词八大家的文廷式也说:“迩来(清)作者虽众,然论韵遵律,辄胜前人。”(《云起轩词自序》)我以为,今人更胜清人,一首诗词,余事不管,先究格律,何也,正如杨万里所说,这个容易追究,也好追究,指出来你也无话可说,其他的没有一个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强。

汉乐府多于古诗,六朝各半,盛唐前古体这下三之一。中、晚唐而下,特别到到了宋、元,律诗日盛,古体寥寥,乐府更是式微!时至今日,网络但知有律绝,不知有其它。

其实对格律的反动,从严谨的格律一产生起就伴生了,四声八病说使格律达到了极致,杜甫的拗救,黄庭坚在继承的基础上更是大胆突破,后来清诸大家如王士祯、黄遵宪、文廷式都作了进一步的解放。我们难道还要开着历史的倒车去神晤沈约?我们看一首唐高宗时丞相上官仪的口占诗:“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这里粘对都没有讲究,但我们说,这不失为一首好诗。老杜是以“诗律细”闻名的,但是就是他的作品也有不完全符合“格律下棋体”的,如《望岳》:

西岳危棱竦处尊,诸峰罗立如儿孙。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

二、三失粘,中两联对仗不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也是唐朝和尚寒山说: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又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我美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这两首诗是寒山子的诗论,它们也反映出这是中唐时期的诗。他反对做诗要讲究四声八病,要有郑笺、毛传才使人懂得。他的诗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但仍然是合于典雅的。重视声病,做诗要协宫商,正是中唐时期盛行的诗家理论,以皎然的《诗式》为代表的许多诗学理论著作,也兴起于中唐时期,而寒山子的诗是正是这个时期的复古派。

曹夫子借黛玉之口对诗律的看法作了回答:“……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先贤何其旷达?所经我们的观点是,既要讲声律,因为声律可以增强诗歌的音乐美,音乐美本就是诗的要素之一;但我们反对死守格律,唯格律论,诗要重意尚美。孟圣说:“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真千古谈诗之妙诠也。同样是钟嵘”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洁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i]小宛(《诗经·小雅》)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穀似之。题彼脊令,载飞载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交交桑扈,率场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ii]小弁(《诗经·小雅》)

弁彼鸴斯,归飞提提。民莫不穀,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维其忍之。心之忧矣,涕既陨之。君子信谗,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扡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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