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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先进第十一)上

仍似我的《论语正裁》,“乡党”一章省略。古人以《论语》二十,十篇为上,十篇为下。“先进”一章为下篇开篇。“先进”一篇非常难解,但也活画了一个孔子。诸君莫作等闲看,其中所载孔子之用心极微妙。

 

论语(先进第十一)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此一章前人所注分歧甚多,吾从钱老先生:

先进后进:一说:先进指五帝,后进指三王,如《礼运》言大同,《表记》言四代优劣。然此义后起墨家道家始有,孔子时无有。一说:先进指殷以前,后进指周初。然孔子明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则此说亦未当。一说:先进谓文王武王时,后进指春秋之世。孔子殆不以春秋僭乱与周初文武相拟,亦未是。另一说:先进后进,犹言前辈后辈,皆指孔子弟子。先进如颜、闵、仲弓、子路、下章前三科诸人。后进如下章后一科,子游、子夏。本章乃孔子分别其门弟子先后不同。说最近是。今从之。

野人君子:野人,朴野之人。先进之于礼乐,文质得宜,犹存淳素之风。较之后辈,转若朴野。君子多文,后进讲明礼乐愈细密,文胜质,然非孔子心中所谓文质彬彬之君子。

如用之:孔子五十以前,有用世之志,当时诸弟子相从,所讲多重实用。自周游返鲁,已值晚年,用世之心稍淡,后进弟子于礼乐文章研讨益精,然渐有文胜之风。故孔子谓礼乐如复见用于世,吾当从先进诸弟子后。用之之字即指礼乐。

今按:《论语》分上下编,上编首《学而》篇,末《乡党》篇,多学而优则仕一边语。下编首《先进》篇,末《尧曰》篇,多士而优则学一边语。其余各篇大率皆然,读者试自参之。

又按:本篇多评门弟子贤否,编者首以此章,为其分别门弟子先后学风最扼要。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依钱先生之考,孔子此言明显是主张学生把“体仁”、“达仁”放在第一位。对于孔子,“礼乐”固然重要,但也是第二位的事情。先进强于后进正在此。我的《论语正裁》于此未详,特补之。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原来跟我一起去陈、蔡的弟子……“不及门”有二说,“这些都未及仕进之门”。另一说,此时孔子已七十,六十岁时随他去陈蔡的弟子,一时死散殆,“不及门”,有人去物非的感叹。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正义》考:“此章初无子曰者,是记者所书后从孔子印可,而录于《论语》之中也”。

本书对此节不多释。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十年前,我的《论语正裁》有论,录之于下。

王阳明解释:“若颜子胸中了然,如何得问难?故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

一个真明了“道”的人,只注目于生命本体,时时皆是“学而时习之”。其道德修养是副产品,是自然流露出来的,绝不会刻意去修养。如果刻意去修养,就会远离了“道”,而被外在的道德所缚。

颜回是真的没有什么可说、可问难的。他这种人不会虚伪得只讲歌功颂德的话,也不会故意做作去“问难”,以此讨好老师。

这也表现出,颜回与孔子相比仍有不足之处。正如他自己所说,孔子的行为对他来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他是极力在追踪孔子的思绪,每回看似追上了,其实都差半步。在高人面前,初明道之人常常觉得当下好似是懂了,但转瞬又觉未懂,想问也不知从何问起,只好坐下来舔着伤口,慢慢消化。有时需要把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听来的,综合在一起消化。在这种孜孜以求的状态下,只好自己先算自己的账,一刻也松不得,哪里有心思旁鹜。但内心里一直是喜悦的。不是真经历过的人,是无法理解这种心理状态的。自以为全明白了的人,才会在这种时候,海阔天空,胡说八道,以逞一时的口舌之能,以欺蒙愚妇愚民为能事。这样的君子最好不要去当,莫过是一团浮躁。

正因为颜回知孔子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孔子也知颜回到了真正的得力处,若再跃一级,便可能坐穿了牢底。这便有了下面的对话: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

曰:子在,回何敢死?

孔子在匡地逃难,颜回没有跟上,后来好不容易赶上来了,孔子惊喜地说:“我以为你(蒙难)死了呢!”颜回回答:“老师还活着,我怎么敢死?”

李卓吾(明代思想家李贽)在颜回的话后面批曰:“生死在手”,又批曰:“(此话)谁人说得出?”

后人能说颜回这样的话的,还是大有人在,不过大半是虚言套语,颜回则是出于真情。李卓吾在此批曰:“生死在手”,这不仅是过誉了,且是套了佛家的观念。起码当时的颜回尚未到此境界。真到了的人也不必如此说。话说回来,儒家如果真到了这个境界,《论语》这部书便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颜回说这番话的实际含义应是:我还未学到家呢!我这一生只见到你一位明道的,我这一生一定要把你的东西学到手,你还在,我怎么会死呢?

儒家弟子到这里便基本是走到头了。

这里便可以一提李卓吾的另一段话:“子在回又死,何故?何故?”这可是需要人们跳出《论语》好好思考的一个重要提问。

依我看,下面语录应是集中回答了李卓吾提问的内容。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上述语录是我集中起来的,现白话翻译如后:

○颜回去世了,孔子说:“啊!是上天惩罚我,是上天惩罚我。”

○颜回去世了,孔子哭得很悲伤,随从的人说:“老师太悲伤了。”孔子说:“我太悲伤了吗?不为这样的人悲伤,还为谁?”

○季康子问道:“门徒中哪个好学?”孔子答道:“有个叫颜回的好学,不幸短命死去,现今没有了。”

○颜回去世了,颜路要求用孔子车子来为颜回置办椁。孔子说:“无论有无才能,就说各人自己的儿子吧。即使孔鲤去世,有棺而没有椁,我也不能徒步行走来为他置办椁。因为我曾经当过大夫,不可以徒步行走。”

最后一节我们尊钱穆先生之解,我以为很到位。

门人欲厚葬:丧具当称家之有无,家贫葬厚,非礼。所谓厚,亦指逾其家之财力言。门人,指孔子之门人。

予不得视犹子也:孔子谓不能以葬伯鱼之礼,止其门人之厚葬颜子。

夫二三子:夫,犹彼。指门人言。颜子贫窭,若称其家财而葬,恐惟有敛手足形,蔂梩掩之而已。孔子门人于颜子皆所尊亲,朋友有通财之义,故请于孔子而欲厚葬之。孔子不可其请,孔子之亲颜子,一如伯鱼。而门人终厚葬之,此亦门人亲颜子之意,孔子所不得而止。仲尼不为已甚,若孔子固不许门人之厚葬颜子,斯已甚矣,孔子不为也。然使起颜子于地下,将乐与孔子同意,孔子深知之,故本章所言,若对颜子有余疚。观此四章,孔门师弟子对颜子之丧知情义备至,真千古如见矣。

或曰:颜渊死凡四章,以次第言,当是天丧第一,哭之恸第二,请车第三,厚葬第四,而特记请车在前,因若连记请车厚葬,使人疑孔子不予车,即为禁厚葬,故进请车章在前,使人分别求之。

又按: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其言很实在。

钱先生的解已经很好了。《论语》于颜渊之死大动干戈,很有深义。孔子提倡血亲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同时也相信个人的宿命,却又不丢失处处明明德的原则。生活中我们能如此把握吗?

子曰:“孝哉闵子骞!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说苑》:“闵子骞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复有二子,子骞为其父御车,失辔,父持其手,(子骞)衣甚单。父则归呼其后母儿,持其手,衣甚厚温。即请其妇曰:吾所以娶汝,乃为吾子,今汝欺我,去无留。子骞曰:母在一子单,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子骞,一言母还,再言三子温。”

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间,如“禹吾无间然矣”之间,非议义。此句有两解。一说:闵子之父母兄弟皆称闵子之孝,而人无异词。又一说:谓人无非间之言及其父母昆弟。

孔子说:“闵子骞真孝顺呀!人们对于他的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任何异议。”

 孔子之时,血亲为中心的人本文化已经如此深入人心,鬼神无遁逃也。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文重复于“公冶长”一文。

“白圭”,《诗经》一章,“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南容一再颂此诗以自警。孔子认为可以以兄之女妻之。

此章人多解为:足见南容之谨言慎行不会出事,所以孔子以兄女妻之。我以为应再思,恐不是那么简单,但因又没有更多的依据,只好阙疑。如果真要深究,李泽厚先生提倡的审美主体论,恐怕更合孔子择婿的本意。

只是提示诸位,孔子本人并不是这样谨言慎行之人,我反觉得他像是一个倔老头。该说的绝对要说,从不隐晦。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大概是排行老三吧?不然此处怎么称“季”?

子路问如何事奉鬼神。孔子说:“不能事奉人,怎能事奉鬼?”“胆敢请问什么是死?”孔子说:“不懂得生,怎懂得死。”

李泽厚先生言:

此章极有名,解说丰硕。总之,足显中国之实用理性,不作无益无用之思辨和讨论。所谓“无益、无用”指与人事关系而言。重在此人生此人世,即我所谓“一个世界”观是也。联系“不语怪力乱神”、“祭如在”、“敬鬼神而远之”等章节,孔子对超乎此世此生的问题、对象、采取颇为一贯的“存而不论”的实用态度,既不肯定,也未否定。

董注:恐不止如此简单,即便承认鬼的存在,也是“一个世界”呀!我与鬼神本来同在,只是我不崇于鬼神罢了。孔子只是“不语”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后来子路果然是被人杀死的。

钱先生注:

闵子:或说此下当脱一骞字。

訚訚如:中正貌。

行行如:刚强貌。

侃侃如:和乐貌。

子乐:乐得英才而教育之,使各尽其性。或说:此乐字当是曰字误。或说:乐下当有曰字。或说:乐下脱子曰二字,或子曰下当别为一章。今按:皇侃义疏本乐下有曰字,当从之。

董注:皇侃意错。“若由也”一句应另一节。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此节关乎复杂史实,尊钱先生注:

为长府:藏货财之所曰府。鲁昭公居长府伐季氏,事见《左传》。为,改作。

仍旧贯:仍,因义。贯,犹事也。仍旧贯,犹云照旧制。改作与修新不同。仍旧制,可加修新,不烦改作。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人犹言彼人,指闵子骞。中谓当理。

本章有两解。一说:鲁昭公伐季氏,谋居于长府,欲借其货财结士心,因谋改作以强戒备。称鲁人,盖讳言之。时公府弱,季氏得民心,闵子意讽公无轻举。如之何者,谓昭公照旧行事,季氏亦无奈公何。又一说:鲁人指三家,昭公居长府以攻季氏,三家共逐公,逊于齐。三家欲改作长府,当在昭公卒后定哀之际。盖鲁人之见长府,犹如见昭公,故三家欲改作之以毁其迹。闵子当时无谏诤之责,乃以微言讽之,长府之旧贯尚当仍,况君臣之旧贯乎。故孔子深赏其言。今按:闵子少孔子十五岁,生在昭公之六年,昭公见逐,闵子止二十岁,依后说为是。《左传》定公元年,昭公之丧至自乾侯,季孙使役如阚公氏,将沟焉,是其余怒未息也。若欲改作长府在其时,则闵子已二十八岁矣。于情事为合。

鲁人计划要改作长府。闵子骞说:“照旧样子,不好吗?何必改作呀!”先生说:“此人只要不开口,一开口,说话必中肯的。”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子路性刚勇,其鼓瑟声亦然,夫子戒之,盖亦有由也不得其死之忧。

升堂入室:升堂入室,喻入道深浅。子路可使从政,特未达礼乐德性之奥耳。

这两段语录,不可轻看。这便是《中庸》一再讲的“存养”之功。这是“致良知”前的一种基本训练,也可谓是致良知前的一种准备。

“致良知”的核心是,在具体事件的思维中“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前文我们已经明言“意、必、固、我”的基本特征。如果依了孔子的上述教导,事实上便是否定了人类一切自以为是的思维,当然也包括今天通行于世界的“逻辑理性”。“逻辑理性”最多是交流沟通的工具,不能作为人类达于智慧的主体思维方式。“四勿”口诀本质上是要求人们不要用自己的意识去干扰被知“心相”的自由运转,让“心相”自己作出自己的结论。凡是这样的结论主要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动物性功利,而是促进人们“明明德”,当然其中也不会少了“功利”。

这是人类要想走出自己的动物性,不陷入“丛林法则”的唯一途径。基督文化的失误正在于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虽然其体系包含了这个内容,却没有教育自己的信徒作这方面的努力。结果是基督文化流传了两千年,也没有使人类走出“丛林”法则。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常生活一定要有“存养”之功,即对任何小事也不要轻易放过,都要有意识纠正自己“意”、“必”、“固”、“我”的思维陋习。

什么是“存养”之功呢?且看李泽厚先生的提示,关于闵子骞这段语录,李评:

是对具体问题所作的评议,后人以之为节俭的普遍原则,未必正确。

后人读《论语》总想从字里行间提炼出什么道德主体、道德格言、道德原则,事实上是完全不了解孔子的所谓“存养”之功,未必全是关于道德的。大半只是指此时此地此事,闵子骞的见解虽然是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正确,后人也不必画蛇添足,再去提炼出什么道德格言、信条,只要一提炼,便就是“知见立知,无明之本”啊!

关于子路一句,则是对门人的纠偏。我孔某人贬了子路一句,你们就从此不敬子路了?!需知子路虽未入室,却是登堂了,你们为什么不尊重他呢?这两段语录的真注解是下一段语录。

弟子们,你们“过犹不及”呀!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此节钱穆先生解得好,孔子是对症下药

师与商:师,子张。商,子夏。

师也过,商也不及:譬之于射,过与不及,皆未至于鹄的。子张才高意广,所失常在于过之。子夏笃信谨守,所失常在于不及。此皆材质有偏,而学问之功有所未至。

师愈与:愈,胜义。子贡疑过者胜于不及,故疑师应贤乎商。

过犹不及:射皆未及鹄,即是皆有差失,更无所谓孰胜。

今按:本章不当以《中庸》“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为释。子张既非贤于子夏,子贡亦非视子夏为不肖,且亦不能谓贤犹不肖。《论语》、《中庸》多有不当合说者,据此章可见。

又按:《礼记》载子张、子夏各除丧见孔子、子张哀痛已竭,弹琴成声,曰:“不敢不及。”子夏哀痛未忘,弹琴不成声,曰:“不敢过。”与本章所言若相似而又相背。本章言子张之失常在过之,而《戴记》言其不敢不及。本章言子夏之失常在不及,而《戴记》言其不敢过。若以丧尚哀戚言,则是子夏过之而子张不及矣。故知《戴记》与《论语》亦有不当牵连合说者。读书贵能会通,然亦贵能分别言之,如此等处皆是。

看来,我们的见解是正确的,不能在具体事中乱提炼道德教条。

子贡问道:“师与商孰贤呀?”先生说:“师呀!常是过了,商呀!又常是不及了。”子贡说:“那么该是师胜了些?”先生说:“过和不及,(都是没有到位)还是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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