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对杜甫的继承与创新

吴国富

内容提要    黄庭坚学习杜甫，既有继承也有创新，继承在于句法，创新在于风格。比较明代复古诗人学习格调的理论与实践，黄的学习是得当的，也是成功的。

关键词    黄庭坚 学习杜甫 句法风格 继承与创新 复古主张


    黄庭坚学习杜甫，黄诗与杜诗存在渊源关系，但又有区别，自成一体。关于这一点，历代学者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黄庭坚学杜而不得法，他的学习是失败的；有人认为黄善于学杜，他的学习是成功的。综合分析各种见解，比较后代学杜的理论实践，可以肯定，黄庭坚学习杜甫是以继承求创新，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一、黄庭坚对杜甫的继承

    黄庭坚以杜甫为学习对象，用心琢磨杜甫诗歌的创作方法，但他在杜诗中究竟学到了什么，历代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黄庭坚学到了杜甫诗歌的“意”、“意境”或者“风骨”。如宋朝晦斋《简斋诗集引》说：“诗至老杜深矣。东坡苏公、山谷黄公奋乎数世之下，复出力振之，而诗之正统不坠。……山谷措意也深，故游泳（涵）味之余，而索之益远。大抵同出老杜，而自成一家。”[1]他说“山谷措意也深”，与杜诗一样，具有深厚的情感内容。清朝沈德潜《说诗晬语》云：“西江派黄鲁直太生，陈无己太直，皆学杜而未哜其脔者，然神理未浃，风骨犹存。”说黄庭坚学杜不到家，但尚能学到杜甫的“风骨”。翁方纲《黄诗钞》引渔洋语云：“山谷用昆体工夫，而直造老杜浑成之境，禅家所谓更高一着也。”王士祯《池北偶谈》也说“鲁直得杜意”。所谓的“意”与“浑成之境”，就是诗歌的意境。

    另一种意见认为，黄庭坚学到了杜甫诗歌的章法、句法。陈长方《步里客谈》云：“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也。黄鲁直作《水仙花》诗，亦用此体，云：‘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指黄庭坚学到了杜诗句意跳跃的特点。胡仔《苕溪渔隐诗话》引《禁脔》云：“鲁直换字对句法，如‘至尽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苕溪渔隐曰：“此体本出于老杜。”又曰：“古诗不拘声律，自唐至今诗人皆然，初不待破弃声律，老杜自有此体，如《绝句漫兴》，皆不拘声律，浑然成章，新奇可爱，故鲁直效之作《病起荆州江亭即事》之类是也。”指黄学到了杜诗的声律变化方法。方东树《昭昧詹言》云：“山谷学杜、韩，一字一步不敢滑，而于中又具参差章法之妙。”指黄庭坚学到了杜诗的章法。王德明《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发展》一书认为，黄庭坚说的“句法”，包括拟人一类的修辞手法、诗句安排节奏的方法、对仗方法、声律的变化方法、诗句的语言风格等[2]。这些句法多半是从杜诗中总结归纳出来的。黄庭坚认为杜诗的句法是学诗的津梁，学到了它，成为创作高手也就不难。所以他在《答王子飞书》中说：“（陈师道）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黄庭坚将句法视为一种认识诗歌的新角度、进行诗歌批评的新尺度，使他的句法论超越了一些以启蒙为主要目的的诗学著作，更具理论色彩。

    考求黄庭坚对杜甫的继承之处，不妨参考山谷本人的论述。《潘子真诗话》记载：“山谷常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说明黄山谷非常敬佩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但黄庭坚并没有在诗中着力表现这些内容。张戒《岁寒堂诗话》记载作者问吕居仁曰：“至于子美‘客从南溟来、朝行青泥上’、《壮游》、《北征》，鲁直能之乎？如‘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却见骨，天地终无情’，此等句，鲁直能到乎？居仁沉吟久之，曰：‘子美诗有可学者，有不可学者。’余曰：‘然则未可谓之得髓矣。’”这种评论，意在批评黄没有学到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但恰好可以看出杜甫的思想情怀不是山谷的学习重点。人格修养、思想感情、精神境界是构成杜诗风格、意境与风骨的主要成分，黄庭坚不以它们为学习重点，也可以说明他并不着重继承杜甫诗歌的风格、意境以及风骨。

    根据黄庭坚本人的论述，他对杜甫的继承主要在于句法。《冷斋夜话》卷一记载：“山谷云：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这段话说明黄庭坚学少陵，就是想尽量做到“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用有限的诗句，表达更多的意义。他学的是表达方法，不是诗歌内容。李颀《古今诗话》引《名贤诗话》云：“黄鲁直自黔南归，诗变前体。且云：须要唐律中作活计，乃可言诗。以少陵渊蓄云萃，变态百出，虽数十百韵，格律益严。盖操制诗家法度如此。”黄庭坚深知杜甫诗歌变态百出，力图在学习中实现自我的变化，而不是死守成法。《王直方诗话》记载：“山谷尝谓余曰：凡作赋要须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师，略依仿其步骤，乃有古风。老杜《咏吴生画》云：‘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盖古人于能事，不独求夸前辈，要须前辈中擅场耳。”说明山谷学杜的目的，不是成为杜甫第二，而是别成一家，因为杜甫就是以学习前人、努力创新而获得成功的。

    除了学习的总体原则，黄庭坚也有一些学习的细节论述。《潜溪诗眼》记载：“山谷尝言少时曾诵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孙莘老问云：‘此何人诗？’对曰：‘老杜。’莘老云：‘杜诗不如此。’后山谷语傅师云：‘庭坚因莘老之言，遂晓老杜诗高雅大体。’傅师云：‘若薛能诗正俗所谓欺世耳。’”应指薛能诗两句只说一意，内涵单薄而且浅俗，与杜甫诗歌很不相同。《后山诗话》记载：“黄鲁直谓白乐天‘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不如杜子美‘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也。”应指杜诗意义更深隐。《王直方诗话》记载：“山谷对余言，谢处厚七言绝类老杜，但人少知之耳。如‘倒著衣裳迎户外，尽呼儿女拜灯前’，编之杜集无愧也。”应指谢诗组合典故，表现力甚强，深得杜诗精髓。《王直方诗话》又记载：“山谷谓洪龟父云：‘甥最爱老舅诗中何等篇？’龟父举‘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及‘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以为绝类工部。山谷云： ‘得之矣。’”这两句诗的拗律以及意义构成类似杜甫，为山谷的得意之句。

    综合各种资料，黄庭坚对杜甫的继承主要在于句法。他在杜甫诗中琢磨出许多句法，似乎过于琐屑，但这对诗歌创作的帮助很大。没有学习和继承，就不会有很大的成就，这是一条被文学史证明了的规律。因此，黄庭坚学习杜甫诗歌的句法，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黄庭坚在学习杜甫中的创新

    通观历代诗话，认为黄诗与杜诗不同的意见更多。这些意见，可以分成褒贬两类。

    贬低黄诗者认为，黄诗没有杜甫诗歌的浑厚风格。王若虚《滹南诗话》引史舜元语云：“鲁直雄豪奇险，善为新样，固有过人者，然于少陵初无关涉，前辈以为得法者，皆未能深见耳。”认为黄庭坚喜欢翻新，但他的诗歌与杜诗毫不相同。明朝复古思想盛行，贬低黄山谷者甚多。何景明《读精华录》云：“山谷诗自宋以来论者皆谓似杜子美，固予所未喻也。”王世贞《艺苑卮言·涪翁杂贴》云：“鲁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从老杜歌行中来。……但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耳。”胡应麟《诗薮》云：“宋黄陈首倡杜学，然黄律诗徒得杜声调之偏者，其语未尝有杜也。”又云：“宋人用史语，如山谷 ‘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源流亦本少陵，……然工拙顿自千里者，有斧凿之功，无熔炼之妙。”又引李献吉语云：“黄陈师法杜甫，号大家，今其诗传者不香色流动，如入神庙坐、土木骸即冠服人，等谓之人，可乎？”都认为黄只学到了杜甫的句法、声律等属于皮毛的东西，根本没有学到杜甫的精髓。清周亮工《书影》引钱牧斋曰：“余尝谓自宋以来，学杜诗者莫不善于黄鲁直；评杜诗者，莫不善于刘辰翁。鲁直之学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络，所谓前辈飞腾、余波绮丽者；而拟议其横空排奡，奇句硬语，以为得杜衣钵，此所谓旁门小径也。……弘正之学杜者，生吞活剥，以撏扯为家常，此鲁直之隔日疟也，其黠者又反唇于西江矣。”既否定了黄庭坚的学杜，也否定了前后七子的学杜。

    褒扬黄诗者认为，黄诗出于杜诗，但与杜诗不同，能自成一风格。陈师道《答秦觏书》云：“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杜少陵，其学少陵而不为者也。故其诗近之，而其近则未已也。”说黄从杜那里学到方法，黄诗近似杜诗，但黄诗又不止于近似杜诗而已。刘埙《隐居通议》卷六云： “黄陈诗似少陵，似而又不似者也。”观点相似。戴表元《洪潜甫诗序》说：“豫章黄鲁直出，又一变而为雄厚；……然及其久也，人又知为鲁直，而不知为唐。” 指出黄诗自成一体，与杜诗乃至唐诗殊异。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云：“元撏之间，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竞以己意相高，而诸作又废矣。”略有不满之意，但也指出了黄诗的创造性。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六引黄容《江雨轩诗序》云：“至宋苏文忠公与先文节公，独宗少陵、谪仙二家之妙，虽不拘拘其似，而其意远义赅，是有苏、黄并李、杜之称。”他说的是绝句，却也能说明黄庭坚学杜的总体成就。

    清人袁枚论诗主变，由此肯定了黄山谷的变化。《与稚存论诗书》云：“古之学杜者，无虑数千百家，其传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宋之半山、山谷、后村、放翁，谁非学杜者？今观其诗，皆不类杜。”学杜而皆不似杜，这是必然的。方东树《昭昧詹言》对此论述更加详细。他说：“山谷之似杜、韩，在句格，至纵横变化则无之。”说明黄诗与杜诗的同只在于句法。但他又说：“山谷不能出杜境界，却有自家面目。”学习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形成自家面目。方东树对前人的批评也进行了分析，他说：“钱牧斋讥山谷为不善学杜，以为未能得杜真气脉，其言似也。但杜之真气脉，钱亦未能知耳。观于空同之生吞活剥，方知山谷真为善学，钱不足以知之。但山谷所得于杜，专取其苦涩惨淡、律脉严峭一种，以易夫向来一切意浮功浅、皮傅无真意者耳，其于巨刃摩天、乾坤摆荡者，实未能也。然此种自是不容轻学。意山谷未必不知，但以各有性情学问力量，不欲随人作计，而假象客气，而反后之耳。不然，如空同似得杜真气脉者，而何以又失之耶？平心而论，山谷之学杜、韩，所得甚深，非空同、牧斋之模取声音笑貌者所及知也。”他认为明代前后七子学杜只是优孟衣冠，而杜甫的“真气脉”也就是风格、意境，都是不可学的，黄山谷不想制造杜甫诗歌的仿制品，才是真正善学杜甫的人。方氏就这一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入思深，造句奇崛，笔势健，足以药熟滑，山谷之长也。又须知其从杜公来，却变成一副面目，波澜莫二，所以能成一作手；乃知空同优孟衣冠也。”又云：“山谷之学杜韩在于解创意造言不似之，政以离而去之为难能。空同、牧斋于此尚未解，又方以似之为能，是尚不足以知山谷，又安知杜韩！”方东树认为，杜甫的精髓就在于不模仿前人，自创艺术，自成一家，而真正善于学习的黄庭坚，就学到了杜甫不模仿前人的精神。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不过他将学习杜甫的独创精神与学习杜甫的诗歌艺术混为一谈，则未必妥当。应当说，自成一家是一种抽象的艺术精神，与具体的学习内容有别。黄庭坚在学习杜甫的时候，必然有一些具体的认同模仿，撇开这些具体的认同模仿来谈学习，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何况任何有成就的作家都具有独创精神。作为学习内容的句法，与具有创造性的黄诗，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文学现象。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论及黄庭坚对前人诗歌艺术的继承时认为，黄庭坚学习杜甫，就重在从杜诗中得到某种启发而有助于自己的创新，所以黄诗是黄诗，并不类似杜诗。有些人因此而认为黄庭坚的学杜是失败的，比如胡应麟、钱谦益就这样认为；而事实上黄庭坚是有意识地“求与人远”的，不少前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如陈师道、元人刘埙、清人方东树等持这种看法。我们同意后一种看法，并且认为黄庭坚这样学习前人是正确的。学习前人是为了提高自己，借鉴遗产是为了推陈出新，学杜而不似杜，正是其成功之处。至于明代七子优孟衣冠的“瞎盛唐”诗，就不值一提了[3]。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黄庭坚在学习杜甫时的创新，源于他对杜甫诗歌的正确认识。《后山诗话》记载黄鲁直云：“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所以不工耳。”这说明山谷对杜甫的学习是有选择性的，并没有盲目照搬杜甫的创作方法。又《潜溪诗眼》记载：“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谓《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黄庭坚能够区分杜甫诗歌的艺术与内容，学什么、不学什么也是很明确的。《潜溪诗眼》云：“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山谷云不如 ‘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此专论句法，不论义理，盖七言诗四字三字作两节也。”可见黄所学只是句法，与义理无关。从唐到宋，“文以载道”的主张占了上风，对诗歌艺术的关注常常受到指责，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艺术与伦理道德是相容的，不是对立的，提高道德修养与追求诗歌艺术可以同时进行，因此而废彼，因彼而废此，都是不正确的做法。黄庭坚专心学习杜甫的诗歌艺术，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并没有因此妨碍他学习前人的品德，他的人品一样得到时人与后人的崇敬。

三、黄庭坚与明人学杜的差异

    明代复古思潮兴盛，诗人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对杜甫诗歌非常崇拜。他们觉得黄诗不类杜诗，因此对黄庭坚学杜颇为不满。与黄庭坚不同，他们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学习杜甫诗歌。

    一种是学风格、风骨。学风格的论调从明初就开始出现了。高启《独庵集序》云：“诗之要，有曰格、意、曰趣而已。…… 夫自汉魏晋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失矣。”他说杜甫诗风格多样，乃是兼师众长、随事模拟的结果，而学习杜甫者，必然也要努力模拟他的风格。又胡应麟《诗薮》云：“初唐七古以才藻胜，盛唐以风神胜。”他说学五言律，“先取沈、宋、陈、杜、苏、李诸集，朝夕临摹，则风骨高华，句法宏赡，音节雄亮，比偶精严。”这种学习，就是对风骨的学习。

    一种是学声调。高棅《唐诗品汇》说：“排律之盛至少陵极矣。……其出入终始，排比声律，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所施而不可也。”指出了杜诗声律上的特点。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节与格律正相称。” 从格律求声调，是他学杜的方法。出于此，他也研究比较具体的句法，如探索虚字的应用，以求诗歌声律的悠扬委曲；探索仄韵的使用，以求声律的顿挫起伏，使用起句、结句、转语等方法，增加声律的魅力等。

    一种是综合两者的学习。师承李东阳的李梦阳，论诗亦谈格调，但综合了风格与声律的学习。《潜虬山人记》云：“夫诗歌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然后诗昌也。”他们努力学习盛唐诗歌，将格调与声律综合起来，这种意见也适用于学习杜甫。又《张公诗序》云：“夫诗发之情乎？声气其区乎？正变其时乎？”李梦阳认识到上述“七难”之根本在于情，也就是风格、声律莫不与诗人的情感有关系。因此，要学习杜甫的格调，就要学习杜甫的情怀。如魏守忠为李开先《田园四时行乐诗》作跋语转叙李开先的话说：“画宗马夏，诗宗李杜，人有恒言，而非通论也。…… 本木强之人，乃效李白之赏花酣酒；生太平之时，乃效杜之忧乱愁穷。其亦非本色、非真情甚至矣。”就指出了复古诗人的特点[4]。

    明人学杜时亦谈句法，但不单独谈论句法。他们是从学习风格、声调的目的出发去谈论句法的，学习句法是为了学到格调，与格调无关的句法并不谈论。李东阳讨论虚字的应用，仄韵的使用以及起句、结句、转语；李梦阳讲句浑，主张学习杜甫诗的词语，其特点正如杨慎《升庵诗话》所云：“近日诗流，试举其一二：不曰莺啼，而乃曰莺呼，不曰猿啸，而曰猿唳。……本不用兵，而曰戎马豺虎；本不年迈，而曰白发衰迟；未有兴亡之感，而曰姑苏麋鹿；寄云南官府，而曰百粤伏波。试问之，曰：‘不如此不似杜。’是可笑也。”发展到后来，讨论句法已经成为模拟剽窃的代名词。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似杜”，为了再现杜甫诗歌的风格与声调。

    复古诗人谈到性情的时候，往往因性情而废句法。如王世贞《艺苑卮言》云：“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掇关键，金石绮采，各极其造，字法也。”但是，他又在《五岳山房文稿序》中说：“尚法则为法用，裁而伤乎气，达意则为意用，纵而舍其津筏。”可见他谈论篇法、句法、字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达意，对句法本身的积极意义不够重视。如果这种性情是属于自己的性情，这样立论倒也有一定道理。可是他们所说的性情，往往只是模拟对象的性情而已。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稿》第十章《古典主义》论明代前七子云：“总归他们的主张和创作的风气看来，可以得出下列三事： 1、格调要古雅； 2、情思要雄健； 3、贵用实字，少用虚字。最好的诗句就是杜甫的‘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等句，都是格调古雅，情思雄健，使用实字（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好例。”[5]足见明人的格调、情思不由己出，是模拟的结果。

    明代复古诗人学习杜甫诗歌，明显与山谷不同。他们学风格、学风骨、学格调、学情思，这些是山谷所不学的内容。为什么不学习？因为它们是无法学到的。独特的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家庭出身、个人修养，是形成杜诗风格、风骨、情思与格调的主要条件；所谓的“忧国忧民”，是杜甫个人经历与独特历史、社会环境结合的产物，而所谓的“沉郁顿挫”，也就是无限国难家愁郁结心中难以排遣的结果。“风格即人”，每一个人的风格、情感都是独特而难以再现的，所以学习风格只能是徒劳无功的努力。另外，明人所谓的声调格律，其实不是单纯语言学中的声调格律，而是通过诗人艺术构思之后、形成艺术品部件的声律格调，它们浸透了诗人的感情、思想、也是不可再现的。如果企图将这些零件拆下来为己所用，则不但表现不了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也会使模仿对象变得支离破碎。由此看来，明人在模仿格调的前提下谈论句法，并没有掌握句法的真正意义。

    相比之下，黄庭坚学习杜甫，就是合乎创作规律的学习，是琢磨艺术创作途径而非复制艺术品的学习，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创造更多成就的学习。历史上成功的学习都是这样的，如曹操学习《诗经》，并不模仿《诗经》的情调与风格，只从艺术层面进行学习；杜甫学习六朝诗歌，所学的只是格律、造句艺术等，他的忧国忧民也不是学习六朝诗歌得到的结果。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待杜甫诗歌，就不会陷入复古诗人的窠臼，将杜甫诗歌当成一个凝固的、不可变更的对象来学习；黄庭坚就是如此。如果从僵化的眼光看待杜甫诗歌，则会把它看成不可变更的艺术模范，任何对他的发展与变化都是不可容忍的；复古诗派就是如此。同样，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黄庭坚，会发现他走的道路正确的，符合继承与发展这一艺术规律；而用僵化的眼光看待他的成就，则会把他探索出来的艺术方法当成固定的模式，从而把他纳入形式主义的范畴。其实，黄庭坚学习杜甫给我们的启示应该是：每个诗人都必须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努力探索前人遗产中适合自己创作、可以促成自己创新的方法，而不是像复古诗人那样，亦步亦趋地模仿杜甫，也不像江西诗派某些末流作家那样，照搬黄庭坚琢磨出来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傅璇琮.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M].上卷，中华书局，1978.本文未注明的资料出处同此书.
[2] 王德明.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发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74-83.
[3]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M].齐鲁书社，1986.
[4] 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55-88， 155-282.
[5] 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稿[M].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8. 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