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可以指杜诗在诗歌艺术方面的集大成

杜诗论述

 

孙桂平

    杜诗学者讨论“诗史”，往往从孟棨开始，《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1]“诗史”之指称杜诗，经宋代学者的阐发，被广泛接受。[2]但明、清的学者，如杨慎与王夫之等，也曾对以“诗史”称杜诗的合理性予以否定。[3]大致而言，“诗史”的内涵，在《本事诗》里很简单，但经后代学者不断辨正和阐释，已成为含义丰富的诗学批评术语。至今，学界对以“诗史”称杜诗则无大的疑义。[4]“诗史”的诸多含义，有些已经可以确定，[5]可以置而不论。有些学界已经认识到但阐释得尚不够明确，比如“诗史”还可以指杜诗在诗歌艺术方面的集大成。

     杜诗在艺术上的集大成性质，古人论之甚详。唐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6]宋秦观《论韩愈》一文阐释得更为明确：“于是杜子美者，穷高格之妙，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7]而程千帆、莫砺锋《杜诗集大成说》对此有完整充分的论述。[8]可以说，杜诗是之前诗歌艺术的集大成，将之前的诗歌发展史作了共时态地浓缩。释普闻就从这个角度定义“诗史”，《诗论》云：“老杜之诗，备于众体，是为‘诗史’。”[9]虽然这种解释因为与孟棨所谓的“诗史”之含义相去甚远而不大为人推许，但若揆诸诗歌发展史，则完全可以成立。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已经可以证明“杜诗因备于众体而为‘诗史’”的合理性，兹略为申论使之明确化。

    一、杜诗是对风雅比兴的回归。元稹《序》所谓的《风》、《骚》传统，其实可以用“风雅比兴”概括，这是先秦诗歌的艺术特征。[10]汉代经学发达，笺注将经义阐释得明白而周详，具有强大的释义功能。汉代知识分子基本上先通经而后致用，普遍受到经学释义思维的影响，于是《诗》、《骚》比兴寄托的讽喻手法就难免式微。东汉末年经学衰微，五言诗接续《风》、《骚》传统，形成了“建安风骨”。所谓“骨”，可以指诗作具有切合现实的政治关怀，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驾出北郭门行》。[11]所谓“风”，主要指诗作具有比兴喻托的立义宗旨。如曹植《野田黄雀行》、刘桢《赠从弟》、《七哀诗》(明月照高楼)。[12]“建安风骨”在阮籍《咏怀诗》里尚见余韵，但很快没落，直到初唐，诗人们才重新回顾其要义，陈子昂《修竹篇序》云：“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13]一旦诗人们重视“建安风骨”，很快就在唐诗中恢复了“风骨”传统。大概到殷编选《河岳英灵集》时，风骨已经成为唐诗成熟的标志之一，如《〈河岳英灵集〉序》评价当时诗人：“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14]

    杜诗是兼备风骨而能归于“风雅比兴”的。如《兵车行》、《悲陈陶》、“三吏”等，就继承了建安诗人直面苦难的现实精神，蕴涵着深沉的政治情怀。如《佳人》的写作意图，清人黄生评曰：“偶有此人，有此事，适切放臣之感，故作此诗。”[15]就指出了《佳人》良得《离骚》寓托之意。如《丽人行》，题目取自首二句中的“丽人”二字，仿佛《诗》篇立题惯例。尾四句云：“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意在讽刺。“杨花覆蘋”暗用北魏胡太后与杨白花私通故事，“青鸟红巾”常指男女之间秘密地互通消息，均隐指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兄妹间的暧昧关系。[16]这样的写法，可以说是对《诗》“雄狐之刺”的继承与发展。

    二、杜诗是对言志、缘情、写意的综合。唐以前，对诗歌功能的认识发生过两次大的转变。《毛诗序》所谓的“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以四言为主的《诗》篇大多就是“言志”之作。五言兴起后，西晋陆机以“缘情”之论，为五言诗找出了区别于四言的特点。但东晋、刘宋之际的诗人，又以玄言入诗为五言在“缘情”之外拓出“写意”一途，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田园诗，其实都是“写意”的路子。这里所谓的 “志”，指个人的政治原则和伦理道德。所谓的“情”，指个人与他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所谓的“意”，指个人避开政治原则、伦理道德和人际情感而对宇宙人生作哲理层面的体味。可以说，到南朝刘宋年间，诗歌已经成功地拓开了言志、缘情、写意三个领域。

    杜诗在言志、缘情、写意三个方面均有不少经典之作，唐代其他诗人似乎未能臻此境界。杜诗言志的代表作，如《望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关于《望岳》，浦起龙《读杜心解》评云：“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17]这确是的论。诗作虽然没有直接言志，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两句，隐约透露了诗人志在天下的抱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末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诗详注》评云：“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18]指出全诗主旨在言志。写情的代表作，如《月夜》、《梦李白二首》。关于《月夜》，王嗣《杜臆》评尾句“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云：“想到聚首时，对月舒愁之状，词旨婉切，见此老钟情之至”，[19]就明示其情感深婉真挚的可贵。关于《梦李白二首》，《杜诗详注》评其一云：“及败而白遂系狱，殆所遭时势之不幸耳。少陵系念，亦曲谅其苦心，而深为之悲痛耳。”评其二云：“此章说梦处，宛如目击。形愈疏而情愈笃，千古交情，惟此为至。然非公至性，不能有此至情。非公至文，亦不能写此至性。”[20]仇评揭示了杜甫对友情极为专注，而杜诗又善写友情。写意的代表作，如《江亭》、《登高》。关于《江亭》，《杜诗详注》评云：“上四江亭之景，下乃对景感怀。水流不滞，心亦从此无竞。闲云自在，意亦与之俱迟。二句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21]仇评阐幽析微，极得诗之妙意。关于《登高》，罗大经评颈联云：“万里，地辽远也。秋，时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有八意。”[22]这透彻地说明了《登高》的写意之胜。

     三、杜诗是对格律诗的成功实践。音韵学之兴约始于建安前后，以三国时期李登《声类》的出现为标志。[23]音韵学之于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在诗人能自觉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评曹植、王粲等云：“音律调韵，取高前式”，[24]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西晋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作诗，之所以多用排偶，句子对仗工整，文辞艳丽，其实也是语言音乐性的要求，《〈河岳英灵集〉序》言唐诗声律之美，特地以太康作比较，云“论宫商则太康不逮”，也能证明太康诗歌在声律上的巨大成就。至南北朝，文人好作双声叠韵语，《南史》、《北齐书》相关的记载可以为证。[25]而沈约、谢朓等将音韵学知识系统地用于诗歌，创立“永明体”，讲究四声八病，追求声韵之美，这是格律诗的先声。至初唐，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之说，沈佺期、宋之问约句准篇、回忌声病，律诗最终得以定型。

    杜甫律诗，就是律诗定型后在创作实践上的颠峰。关于杜甫律诗的成就，学界已有定论，概而言之有以下几点：[26] 1，杜甫对于格律的运用不仅是遵循规则，而且有所创造，其“诗律细”的程度巳超越了格律的要求，常常达到是律诗而使人忘其为律诗的浑融境界。 2，杜甫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和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 3，杜甫成功地发展了以律诗联章的新形式。五七言律诗是有唐“一代之胜”，体现出唐诗对前代诗歌的超越，也深远地影响着唐以后的历代诗坛。杜甫律诗多而精，代表着唐代律诗艺术的最高成就，有着“综往艺”的性质，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音乐性经过长期的发展终于得到了确定而完美的归宿。

    杜甫的律诗的成就，又与其祖父有关，[27]其祖父杜审言以诗文著名，对初唐近体诗的发展贡献颇大，他首先创作出了格律规范、声情并茂的律诗，如《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28]。杜甫颇以祖父为荣，他的《进鵰赋表》云：“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赠蜀僧闾丘师兄》云：“吾祖诗冠古”，《宗武生日》云：“诗是吾家事。”可以说，祖父杜审言的诗才与诗名是杜甫作诗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动力，而对诗歌创作技艺孜孜不倦的追求，也就成为杜甫生命的基本归宿。不过，作为杜氏祖孙诗歌创作技艺一脉相承标志的，是律诗的创作：如杜甫的五言排律和律诗联章就是受祖父杜审言的直接影响而成就斐然的。因此，杜甫的律诗蕴涵有“述祖德”的精神，是他家族文化的升华。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杜甫以诗歌创作的形式总结了以往诗歌发展诸多方面的成就，因此杜诗别有天地，是包含着诗歌发展史的。而从《戏为六绝句》和杜诗对古诗的评论看，杜甫对诗歌史也确实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杜诗因此是个标志，标志着唐诗在致力创新的同时，[29]仍然实现了对诗歌传统的完美复归。这，自然可以是杜诗被称为“诗史”的重要理由。



注释：

[1]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下同)第15页。

[2] 如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见《历代诗话续编》第167页。)黄彻《巩石溪诗话》卷一云：“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送李校书》云：‘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又《戏赠友》二首：‘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史笔森严，未易及也。”(见《历代诗话续编》第167页。)

[3]〔明〕杨慎《升庵诗话·诗史》：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8页。)　〔清〕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姜斋诗话笺注》卷一《诗译》之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24页。

[4] 参莫砺锋先生《中国思想家评传·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6页。

[5] 如袁行霈、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卷对“诗史”是这样描述的：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按，指安史之乱)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6]〔唐〕元稹《元稹集》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1页。
[7]〔宋〕秦观《淮海集》卷二十二，徐培均笺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8]《程千帆全集》第九卷《被开拓的诗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3-22页。
[9] 释普闻《诗论》，载〔元〕陶宗仪所编《说郛》卷七十九下，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80册第417页下栏。

[10]《诗经》对后代诗歌创作影响至深，主要是《国风》和《小雅》。《史记·屈贾列传》引刘安评语云：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版第2482页。)因此《离骚》可以看作是《国风》和《小雅》的变体。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其实可以看作是比兴的深化与拓展。

[11]这一点，笔者的理解与《文心雕龙》从形式风格上理解“骨”的内涵，有所不同。因为这不是本文的关键问题，理解的差异基本上不影响本文的结论，故仅在此作简单交代，而不予辨析。

[12]〔元〕刘履《风雅翼·选诗补注》卷二评《赠从弟》三首云：“初言蘋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末章复以仪凤期之，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0册第41页)评《七哀诗》(明月照高楼)云：“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同前第21页)就是从比兴寄托的角度探索其立义宗旨的。

[13]〔唐〕陈子昂，《陈子昂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页。
[14]〔唐〕殷璠，《唐人选唐诗·河岳英灵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1页。

[15]〔清〕仇兆鳌《杜诗详注》按云：“天宝乱后，当是实有是人，故形容曲尽其情。旧谓托弃妇以比逐臣，伤新进猖狂、老成凋谢而作，恐悬空撰意，不能淋漓恺至如此”。(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555页，下引《杜诗详注》的材料，版本同此，不另注明。)与黄生说不同。笔者仍以黄生说为是。

[16] 参《杜诗详注》第160-162页。
[17]〔清〕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第2页。
[18]《杜诗详注》第833页。
[19]《杜诗详注》第309页转引。

[20] 参《杜诗详注》第555-559页。
[21]《杜诗详注》第801页。
[22]〔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一联八意”条，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215页。
[23] 该书已不存，相关情况可参吴礼权《关于<声类>的性质与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6期。
[24]〔齐〕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第1779页。

[25]《南史》卷二十《谢庄传》载：“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碻磝为叠韵。”卷三十六《羊戎传》云：“戎少有才气，而轻薄少行检。语好为双声。江夏王义恭尝设斋，使戎布床。须臾王出，以床狭，乃自开床。戎曰：‘官家恨狭，更广八分。’王笑曰：‘卿岂惟善双声，乃辨士也。’文帝好与玄保棋。尝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沟清泚，铜池摇飏，既佳光景，当得剧棋。’”(〔梁〕萧子显，《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6月版第554页、第934页。)《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云：“收之外兄博陵崔岩，尝以双声嘲收曰：‘愚魏衰收。’答曰：‘颜岩腥瘦，是谁所生，羊颐狗颊，头团鼻平，饭房笭笼，著孔嘲玎。’”(〔唐〕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11月版第495页。)

[26] 此系总结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之《诗律：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以及罗宗强主编《中国文学史》之《杜甫的律诗》而成。

[27] 关于这一点，可参陈贻焮《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之《祖父的文学》和莫砺锋先生《杜甫评传》之《家庭传统之二：诗是吾家事》。
[28]《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或作韦应物诗，此从莫砺锋先生定为杜审言诗。参莫砺锋先生《杜甫评传》页24注[2]。

[29]〔北宋〕王禹偁《日长简仲咸》诗有句云：“子美集开诗世界”，隐约指出了杜诗的创新性。〔近代〕胡小石对杜诗的创新性则有明确论述，《中国文学史》之《杜甫与李白》(上海·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民国十九年三月版第222页)云：杜甫“正是一位诗国的革命家”。



作者：孙桂平，南京大学博士生，集美大学中文系讲师。

原载：《杜甫研究学刊》二○○六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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