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五年(789年)，董晋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因另一宰相窦参正得宠于唐德宗，大权独揽，董晋但奉职而已。窦参专政，引起了唐德宗的猜忌。唐德宗向董晋询问窦参的过失，董晋如实作了回答，唐德宗于是罢免了窦参。董晋心感到惶恐，上疏辞职，贞元九年（793年)，董晋被起用为礼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东都留守。
董晋在宣武任职5年死去，终年76岁，死后赠太傅，谥曰恭惠。董晋死后不到10天，宣武即发生兵乱，杀陆长源和盂叔度。 纵观董晋一生，其才能表现是多方面的：他出使回纥不辱使命；在韩滉权盛时，挺身而出为元琇辨解；在四镇之乱时游说李怀光不叛朝廷；在宣武时，平息邓惟恭之乱，井抚御其骄兵悍将，其中后两点最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安定。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赵憬（736年-796年10月3日），字退翁，渭州陇西人。曾祖仁本，仕为吏部侍郎、同东西台三品。憬志行峻洁，不自炫贾。宝应中，方营泰、建二陵，用度广，又吐蕃盗边，天下荐饥，憬褐衣上疏，请杀礼从俭，士林叹美。试江夏尉，佐诸使府，进太子舍人。母丧免，有芝生壤树。建中初，擢水部员外郎。湖南观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召还，阖门不与人交。李泌荐之，对殿中，占奏明辩，通古今，德宗钦悦，拜给事中。
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纥，诏关播为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异时使者多私赍，以市马规利入，独憬不然。使未还，尚书左丞缺，帝曰：“赵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岁终，请如至德故事课殿最，憬自言荐果州刺史韦证，以贪败，请降考。校考使刘滋谓憬知过，更以考升。
窦参当国，欲抑为刺史，帝不许。参罢，进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陆贽同辅政。贽于裁决少所让，又徙憬门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职，数称疾。时杜黄裳遭奄人谗诋，穆赞、韦武、李宣、卢云等为裴延龄构摈，势危甚，憬救护申解，皆得免。初，贽约共执退延龄，既对，贽极言其奸，帝色变，憬不为助，遂罢贽，乃始当国。
憬精治道，常以国本在选贤、节用、薄赋敛、宽刑罚，恳恳为天子言之。又陈前世损益、当时之变，献《审官六议》。一议相臣，曰：“中外知其贤者用之，能者任之，责材之备，为不可得。”二议庶官，曰：“臣尝谓拔十得五，贤愚犹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广任用，明殿最，举大节，略小瑕，随能试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议京司阙官，曰：“今要官阙多，闲官员多。要官以材行，闲官以恩泽，是选拔少，优容众也。宜补缺员，以育人材。”四议考课，曰：“今内庶僚，外刺史，课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谓黜陟宜责岁限，若任要重未当迁者，加爵或秩。其馀进退，宜示迟速之常。若课在中、考如限者，平转而历试之，即无苟且之心、滞淹之虑。”五议遗滞，曰：“陛下委宰辅举才，不遍知也，则访之庶僚；又不遍知也，访之众人，众声嚣然，十誉之未信，一毁之可疑。臣谓宜采士论，以誉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弃。”六议籓府官属，曰：“诸使辟署，务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试，则引而置之朝，无俾久滞。”帝皆然之，下诏褒答。辅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息上卒时稿奏，帝悼惜之。赠太子太傅，谥曰贞宪。
陆贽供职翰林院，受到德宗的亲近信任。在艰难的日子里，虽然有宰相，但是无论大事小事，德宗一定要与陆贽商量，所以当时人们把他叫做内宰相。德宗无论到哪里去，也一定要有陆贽伴随。由于梁州、洋州道路险恶难行，德宗曾经与陆贽失散。过了一夜，陆贽还没有到来，德宗担惊发愁流眼泪，征召能够找到陆贽的人，赏赐一千金。过了许久，陆贽才到，德宗非常高兴，太子以下的人们都来祝贺。然而，陆贽常常直言谏诤，有违德宗的意旨。卢杞虽被贬官，但德宗内心中还是庇护他。陆贽极力陈诉卢杞的邪恶导致了变乱，德宗虽然表面上同意，心中却很不高兴。所以，刘从一、姜公辅都从低的职位进用为宰相，陆贽得到德宗的恩宠和知遇虽然隆盛，却没有出任宰相。
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于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那么怎样才能“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刻地向唐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使“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其欲恶”。所谓“同其欲恶”不过是相对而言，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这就必须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大局出发，适当地考虑一些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以便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尽可能地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破坏统一的割据势力。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到唐德宗时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河南、河北、淮西早已拥兵自守，不听朝廷号令。泾原兵变后，京畿地区也为割据势力所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有的已经世袭，他们可以“自置文武将吏，私贡赋”，并可以大量召募军队，拥有很大权力，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决定，“天子不能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保持独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显然李唐皇朝要想恢复昔日的统治，消灭藩镇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陆贽是一个博通古今，明于治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吸取了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深刻地指出：“立国之安危在势。”认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这就必须要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实力，削弱地方势力，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为此他对唐朝前期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谈到在唐太宗时，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内重外轻，“举天下不敌关中”，处于“居重驭轻”的有利地位，因而能够保持安定统一的局面。可是后来“承平渐久”，内陆武备放松，地方的节度使权力日益扩大，关中实力日益削弱，外重内轻，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结果“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发动叛乱，两京不守。这就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居重以驭轻，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的道理。否则“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就会酿成大乱。他告诫唐德宗要“追鉴往事”，并申明：“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因而提出了“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的方针。要求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渐削弱藩镇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陆贽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陆贽认为能否正确地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要想使唐朝有所振作，不整顿吏治、广开才路是不会取得什么成效的。而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贤任能，又缺乏知人之明，“累叹乏才，惘然恍见于色”。又往往对臣下吹毛求疵，求全责备。针对唐德宗的用人弊病，陆贽在《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中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人才之多寡和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说“汉高禀大度，故其时多魁杰不羁之才，汉宣精吏能故其时萃循良核实之能”。并向德宗指出：“朝之乏人，其患有七”：第一，人才之进用与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适为准，而由推荐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宠信来决定；第二，听信谗言而不加以任用；第三，求全责备，标准太高；弟四，对于有“过错”的人，因痛恨太甚而不复用；第五，考察不当，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第六，根据一个人一言一事来决定用与否，不是全面地看一个人；第七，援引旧例使用朝官阙员，而有才干的人不得升迁。为了能够合理地使用人才，发现人才，提高吏治水平，他花了很大功夫对吏治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重要原则。
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唐太宗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 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说：“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把对于纳谏作用的认识，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陆贽对君主纳谏这个问题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从理论上作了比前人更为详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上书唐德宗，力陈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并进一步指出世界广大，社会复杂，“以一人之所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是不可能的。只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才能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权巩固。
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种弊病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臣下的三种弊病是：谄谀，顾望，畏懦。九弊之所以阻塞谏路是因为：上好胜就一定嫉恨直谏，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而真实情况就听不到了；骋辩给就必然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炫聪明就必然自以为是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见解就不能尽言；厉威严就一定不能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恣强愎就一定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这样下边畏懦的人避免进言得罪，而一些合情合理的意见就得不到发表。所以必须克服这九种弊病以广谏诤之路。要“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使臣下敢于尽言。认为谏者多，才能表明君主喜欢纳谏；谏者直，才能表明君主的优容大度；谏者冒犯而不罪责，才能表明君主的容忍宽恕。“惟恐谠言不至”，这样才能使谏路畅通无阻。
开元、天宝之际，西北边防仅设有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还担心权分力散。德宗时，又将朔方之地分由三个节度使统领，其余各镇军，将近四十多个，都由皇帝任命，并有宦官监军，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如同一国三公，十羊九牧，节制多门而人心不一。陆贽认为这样：“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建军如斯可谓力分于将多。”因而建议选择文武全备的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统管泾、陇、凤翔、长武城、山南西道等兵马；一人为朔方元帅统管鄜坊、邠宁、灵夏等所节度的兵马，一人为河东元帅统管河东、振武等所节度的兵马。三帅各到临边要害之州作为治所。不重要的节度随所便进行合并，只有元帅可置统军，其余全部罢免。只有这样才能使将帅专一，人心不分，号令一致，进退可齐，指挥如意，机不会失，气势自壮，无往而不胜。
当时边军行动，多由朝廷决定选派将帅，只求容易驾驭。“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度”。陆贽认为，两军相持，抓住战机，刻不容缓，“况乎千里之外，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要想使决策没有差错，就是圣贤也难以办到。因而强调：“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于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主张给将帅以自主权，可以便宜从事，才能使其充分发挥智谋，作出果敢决策，不失战机，取得胜利。当然这样的将帅必须称职。陆贽认为“选用将帅，必先考察行能”，使真正有军事才能、指挥能力的人担当重任。
由于没有严明的奖惩制度，有功不能赏，有罪不能罚。出现违反法纪现象，互相推委。遇敌失守，“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朝廷不追究是非曲直，漫不经心，置若罔闻。同时在军资供给方面，也极不合理。长期戍守边防的士兵，处在危难之地，服役劳苦，勇于杀敌，衣粮供给不足，常有冻馁之色；而不在边塞的关东士兵服役时间短暂，不耐劳苦，怯于作战，却衣粮供给丰厚，高于前者数倍，两者相比，差别悬殊。“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结果“怨生于不均”。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士气。陆贽认为：治理军队，必须要奖惩分明，“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勉励有功的将士，严惩邪恶不法之徒。同时又主张根据士卒劳役的轻重，贡献的大小，所处安危的情况，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合理分配给养，以避免“怨生于不均”，保证士卒之间的团结，提高军队的士气。
陆贽注重军事，尤其注重军粮的贮积、供给和运输。德宗时，军粮的供应非常紧张，费用很大，运粮的人又很辛劳，千里运粮，长途跋涉，运米一斛抵达边军，运费钱需五六千。一年四季，持续不断，“倾财用而竭物力”，仍然满足不了供应的需要。陆贽向德宗指出：“屯兵守土以备寇。戎至而无粮，守必不固。”当时吐蕃侵扰边地，朔方、五原相继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军粮，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敛导无方、筹划不当。所以他建议采取“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对于有力无资、愿意住在边地的士卒，贷其种食、工具、耕牛，就可以使戍卒忘归，贫人乐徙。既可以有足够的军粮，又可以充实边防。“无屯田课责之劳，而储蓄自广；无征役践更之扰，而守备益严。”如果能付诸实施，可以说是长久之计。陆贽又对于当时征调军粮不顾各地粮食的丰歉，不知各地谷价的贵贱，不能权衡轻重灵活变通，而一味地按照旧例从江淮运粮，深感筹划失当。如关辅一带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农桑；江淮一带谷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结果宜籴之处无钱，宜粜之处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以所余”。乖于事理，浪费又很大。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措施。在沿边各州连年丰收的情况下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所得费用先在关中进入和籴。根据当时的价格计算，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斗。然后将所余之钱以供边镇和籴。这样可以“不劳人，不加赋税，不费官钱”。惟于漕运一事，稍权轻重所宜，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可以使成百万石粮食“坐实边鄙”；又可以劝课农桑，赈济穷困之人。一举而两得，筹划颇为精细。
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家，陆贽的政治遭遇是很不理想的。他的政治才能没能得到充分的施展，这是有其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首先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他难以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取得显著成效。从整个历史趋势来看唐朝已经由盛而衰，安史之乱后的分裂混乱状态，到德宗时已持续了二三十年，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病入膏肓，积重难返，非一般改良所能解决。其次，唐德宗有时虽能采用陆贽的建议，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对于陆贽的许多重要主张“虽嘉之”而“不能用”，“爱重其言”而“不从”，有时“虽貌从”而“心颇不悦”，“所用才什一”。这样，尽管陆贽后来身居宰相之位，也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政治作用。第三，腐朽邪恶势力裴延龄等“以聚敛为长策”，虽然引起社会的不满，但“独幸于天子”，他们结党作恶，“朝廷无敢言其短”，而陆贽“独身当之”，与他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后来裴延龄等造谣中伤，以不实之词进行诬陷，结果唐德宗听信谗言，移陆贽为忠州别驾。陆贽直至去世，十年之内未能发挥政治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陆贽是唐代贤相，他的学养才能和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和后代称赞。权德舆比之为汉代的贾谊，苏轼认为他是“王佐”、“帝师”之才。有著述多种，流传至今的有《陆宣公集》。实际上，陆贽的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唐书》的论赞中说他的思想“可为后世法”。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的议论，达三十九篇之多，长者近千言，基本上把《陆宣公文集》的主要内容都概括了。像这样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在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中是罕见的，可见陆贽言论“资治”作用之大。苏轼则说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并把陆贽的奏议文集进呈给当朝皇帝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圣言幽远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而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治乱之龟鉴。”
南宋也有人把陆宣公的奏议进呈给皇帝，说：“斯皆治道之急务”，“无片言不合于理，靡一事或失于机，策之熟，见之明，若烛照”。希望皇帝把它“置坐之隅”，以引为鉴戒。直到明清，一些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对陆贽仍然颂声不绝。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唐室为之再安，皆敬舆悟主之功也”，范文澜《中国通史》称“陆贽是唐朝中期卓越的政治家”，这个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贾耽，出身于仕宦世家，先祖是长乐人。七代祖贾元楷因避葛荣之乱，迁居浮阳（今河北沧县）。祖父贾知义，沁州沁源（今山西沁源）主簿，赠扬州大都督。父贾炎之，燕居不仕，朝廷赠其尚书左仆射。贾耽妻苏氏先于他25年（即公元780年）去世。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他22岁时以两经登第（考中）走上仕途。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授贝州临清县尉，继而授绛州正平县尉。处理日常政务中，表现出“器重识高，涵泳万顷”的良好素质，颇得太原尹王思礼赏识，授度支判官。后转试大理司直监察殿中侍御史。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擢为检校缮部员外郎兼太原少尹、侍御史、北都副留守、检校礼部郎中。大历八年（公元773年）迁汾州刺史。在郡七年，政绩茂异。公元779年，提升为鸿胪卿兼左右威远营使，负责接待入朝使者和出使归臣的工作。同年十一月五日，以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观察度支营田等使，加朝议大夫，封广川男。时值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谋反，贾耽受命领麾下沿江东讨，协力群帅，平夷江汉，所向皆捷，荣立军功，给以加银并赐青光禄大夫的嘉奖。公元782年），任检校工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公元784年迁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东都留守、判东都尚书、东都畿汝州都防御观察等使。因德政兼优，得到德宗皇帝的信任，下诏特许贾耽在近郊狩猎。公元786年平讨李希烈有功，加东都畿唐、汝、邓都防御观察使。同年九月十一日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滑州刺史，充义成军节度，郑、滑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公元793年，贾耽以64岁高龄奉诣入觐，五月二十七日任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廷为之宝，廓为之重，天下以之信向，蛮夷以之怀来，加金紫光禄大夫”。而后转任左仆射，依前平章事，迁检校司空，封魏国公。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贾耽因健康原因，首次上表提出辞呈。表曰：“荏苒四年，昧于摄生，素有多病。眼有盲膜之疾，耳闻风雨之声。自赵憬云亡，卢迈染患，忽忽惊悸。旧疹顿加，尸素之中，视听不逮。……省躬量力，诚所不任。非求退让之名，实为官谤所迫。伏希圣鉴俯察恳诚，无任惶迫切之至。”辞职未予恩准。
公元797年又以疾避相位，未允。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贾耽的健康每况愈下，病疾日益严重，于三月二十一日、二十七日、五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八月八日、十月一日，他接连六次上表，陈述“残年沈疗，渐不支持”，“顾兹朽质”，“枕席缠绵，形神消耗”，“大病之期，晦明难保”，“伏乞赐臣骸骨，收臣印绶”，“无任量力恳迫之至”。请求乞退的表文，情真意切。可是，顺宗皇帝还未批奏，贾耽就病逝于长安（今西安）光福里的私宅。居相位13年。册赠太傅，谥号“元靖”，葬于长安高阳原。贾耽生活在唐王朝由繁荣昌盛的顶峰走向跌坡的转折时期。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政治活动，长期在地方和中央任重要职务，目睹了国势衰落边疆多事的情景，深表忧虑。常说“率土山川，不忘寝寐”，盼望早日收复失地，恢复领土完整，怀抱强烈的爱国热忱。
贾耽一生为官四十七年，其中居相位十三年，事务繁忙，政绩茂异。与此同时，他根据国家的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结合政治、军事研究地理，考察地理。贾耽研究并绘制地图的目的很明确，是要像东汉伏波将军马援那样用米堆积立体地理模型供军事行动之用，像西汉萧何那样搜集秦国地图帮助刘邦夺天下。他羡慕前哲，绘制地图，要为唐朝的政治、军事服务。贾耽年轻时正值“安史之乱”，政治不稳定，人民赋税很重，生活困难，国力衰弱，没有足够的力量确保边疆安全，河西陇右（今河西走廊）一带被吐蕃所占。“职方失其图记，境土难以区分”，剑南西山三州七关军镇监牧三百所丧失，河西陇右州郡悉陷吐蕃。国家守于内陆，旧时镇戍，不可复知，贾耽对此深为焦虑，决心绘制陇右沦陷区的地图，以备政治军事所需。
为此，一方面他采掇舆议，进行广泛的调查采访，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收集“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瑶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
另一方面，“寻研史牒”，经常查阅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旧有图籍。对“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从而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积累起丰富的地理知识。贾耽对裴秀的“制图六体”非常推崇，认为“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要“夙尝师范”，加以学习和借鉴。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贾耽果真用裴秀的制图六原则绘制“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一轴，主要表现陇右兼及关中等毗邻边州一些地方的山川关隘、道路桥梁、军镇设置等内容。由于贾耽对搜集到的地理资料作了慎重的取舍，所以，“岐路之侦候交通，军镇之备御冲要，莫不匠意就实，依稀象真，”内容较为翔实。他在献图的表文中写道：“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就是说，图中难以用符号表示的地理内容，如政区面积、户口人数、山川源流等，他用文字注记详加说明，然后汇编成册，故名《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 《吐蕃黄河录》。图和说明一并奏之朝廷，希望作为收复失地，用兵经略的参考。德宗皇帝览后称善，特赐厩马一匹，银二百匹，银盘银瓶各一，以示奖励。
贾耽一生喜爱地理，尤勤于搜集地理方面的资料。从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至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他经过17年的充分准备，终于绘成名闻迩遐的《海内华夷图》，撰写了《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献给朝廷。他在表文中简要记述了绘图的目的、经过、内容及用途：“臣闻地以博厚载物，万国棋布；海以委输环外，百蛮绣错。中夏则五服、九州，殊俗则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毋丘出师，东铭不耐；甘英奉使，西抵条支(今伊朗、伊拉克境)；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乃大泽无涯，宾(今喀布尔河下游及克什米尔一带)则悬度作险。或道里回远，或名号改移，古来通儒，罕遍详究。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去兴元元年，伏奉进止，令臣修撰国图。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出镇东洛、东郡，间以众务，不遂专门，绩用尚亏，忧愧弥切。近乃力竭衰病，思殚所闻见，丛于丹青。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在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
将作监元亘当摄太尉享昭德皇后庙，以私忌日不受誓诫，为御史劾奏，诏尚书省与礼官、法官集议。迈奏状曰：“臣按《礼记》，大夫士将祭于公，既视濯而父母死，犹奉祭。又按唐礼，散斋有大功之丧，致斋有周亲丧，斋中疾病，即还家不奉祭事，皆无忌日不受誓诫之文。虽假宁令忌日给假一日，《春秋》之义，不以家事辞王事。今亘以假宁常式，而违摄祭新命，酌其轻重，誓诫则祀事之严，校其礼式，忌日乃寻常之制，详求典据，事缘荐献，不宜以忌日为辞。”由是亘坐罚俸。
卢迈九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岁余，迁中书侍郎。时大政决在陆贽、赵憬，迈谨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而友爱恭俭。迈从父弟，为剑南西川判官，卒于成都，归葬于洛阳，路由京师，迈奏请至城东哭于其柩，许之。近代宰臣多自以为崇重，三服之亲，或不过从而吊临；而迈独振薄俗，请临弟丧，士君子是之。十二年九月，迈于政事堂中风，肩舆而归，上表请罢官，不许，诏宰臣就第问疾。自是凡五上表，坚乞骸骨，诏曰：“卿操履贞方，器识淹茂，自居台辅，益见忠清。方藉谋猷，遽婴疾疹，岁月滋久，章表屡闻，陈请再三，捴谦难夺。且备养贤之礼，宜遂优闲之秩，告免之诚，虽为恳至，俯从来奏，良用怃然。”乃除太子宾客。贞元十四年卒，时年六十，赠太子太傅，赙以布帛。迈再娶无子，以从父弟子纪为嗣。
崔损（-803年11月27日），字至无，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后，名位卑替。损大历末进士擢第，登博学宏词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再授咸阳尉。外舅王翃为京兆尹，改大理评事，累迁兵部郎中。贞元十一年，迁右谏议大夫。会门下侍郎平章事赵憬卒，中书侍朗平章事卢迈风病请告，户部尚书裴延龄素与损善，乃荐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给事中赵宗儒同日知政事，并赐金紫。初，二相有故，旬日中外颙望名德，损比无声实，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龌龊谨慎，每延英论事，未尝有言。十四年秋，转门下侍郎平章事。是岁，以昭陵旧宫为野火所焚，所司请修奉。“昭陵旧宫在山上，置来岁久，曾经野火烧爇，摧毁略尽，其宫寻移在瑶台寺左侧。今属通年，欲议修置，缘供水稍远，百姓劳弊，今欲于见住行宫处修创，冀久远便人。又为移改旧制，恐礼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僚集议。”议者多云：“旧宫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迁移，只于山上重造，命损为八陵修奉使。于是献、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唯建陵仍旧，但修葺而已。所缘陵寝中床蓐帷幄一事以上，帝亲自阅视，然后授损送于陵所。
损以久疾在家，赐绢二百匹以为医药。南北两省清要，损皆历践之，在位无称于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祔；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加以过为恭逊，接见便僻，不止于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后，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数岁罪黜；损用此中上意，窃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议鄙其持禄取容，然怜而厚之。贞元十九年卒，赠太子太傅，赙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
郑余庆（748—820），字居业，荥阳人，为唐代宰相，著名散文家。 少年时期的郑余庆即善于作文，其书法亦遒劲有力。因学业卓著，唐代宗李豫大历十二年（777年），郑余庆考中进士，从而步入仕途生涯。 郑余庆最初在山南西（今陕西汉中）节度使严震幕府任职。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被召回京城长安，授予户部郎中、翰林学士等要职，不久又被任命为工部侍郎知吏部选，负责为朝廷选拔官员。因郑余庆办事公正廉明，众官员都很敬佩他。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刘禹锡曾说：“郑余庆铨选极公。被选之人，若得其任命，幸也。余同祖兄弟被选，本已授湖州县尉，后被郑余庆唤回并告知，若尔这般优者，全场不过五六人，不应草率相待，当重褒奖。如此方体现铨选之公也。”
当时，不满20岁的韩愈曾在京城长安投文于公卿显贵间，常遭冷落。郑余庆见到韩愈的文章后，慧眼识真金，不禁大加赞誉并向其他官员推荐。于是，韩愈开始声名鹊起。贞元十四年（798年），郑余庆官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因奏对直言被德宗贬为郴州司马。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805年），郑余庆任尚书左丞。同年八月，因顺宗患病，宦官俱文珍等勾结部分官僚和藩镇，逼其退位，并传位于太子李纯。
唐宪宗李纯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封郑余庆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的主书滑涣和宦官刘光琦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众臣皆惧之。郑余庆则大胆指责他们的不良行为。滑涣便把郑余庆贬为太子宾客。此间郑余庆结识了著名诗人孟郊，并推荐正陷于困境的孟郊任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使孟郊得以在洛阳立德坊定居。后来，滑涣等奸臣贪赃营私丑行东窗事发，滑涣被赐死。郑余庆升任国子监祭酒兼吏部尚书。后任尚书左仆射，主持制定典制。郑余庆起用韩愈、李？为副手，崔郾、陈佩、杨嗣复、庾敬休为判官。经过努力，郑余庆、韩愈等人终于在元和十三年（818年）制定了完备的典章制度——《格后敕》30卷。《格后敕》被后人称为“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不久，郑余庆被授予太子少师，加封为荥阳郡公兼国子监祭酒。元和十五年（820年），宪宗驾崩。唐穆宗李恒继任后，郑余庆被任命为检校司徒。同年，郑余庆因病去世，获穆宗赠太保，谥曰贞。
高郢(740-811)，字公楚，其先渤海蓚人。九岁通《春秋》，能属文。天宝末，盗据京邑，父伯祥先为好畤尉，抵贼禁，将加极刑。郢时年十五，被发解衣，请代其父，贼党义之，乃俱释。后举进士擢第，应制举，登茂才异行科，授华阴尉。尝以鲁不合用天子礼乐，乃引《公羊传》，著《鲁议》，见称于时，由是授咸阳尉。郭子仪节制朔方，辟为掌书记。子仪尝怒从事张昙，奏杀之；郢极言争救，忤子仪旨，奏贬猗氏丞。李怀光节制邠宁，奏为从事，累转副元帅判官、检校礼部郎中。怀光背叛，将归河中，郢言：“西迎大驾，岂非忠乎！”怀光忿而不听。及归镇，又欲悉众而西。时浑瑊军孤，群帅未集，郢与李鄘誓死驻之。属怀光长
子琟候郢，郢乃谕以逆顺曰：“人臣所宜效顺。且自天宝以来阻兵者，今复谁在？况国家自有天命，非独人力。今若恃众西向，自绝于天，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知三军不有奔溃者乎？”李琟震惧，流泪气索。明年春，郢与都知兵马使吕鸣岳、都虞候张延英同谋间道上表；及受密诏，事泄，二将立死。怀光乃大集将卒，白刃盈庭，引郢诘之。郢挺然抗辞，无所惭隐，愤气感发，观者泪下，怀光惭沮而止。德宗还京，命谏议大夫孔巢父、中人啖守盈赴河中宣慰怀光，授以太保；而怀光怒，激其亲兵诟詈，杀守盈及巢父。巢父之被刃也，委于地，郢就而抚之。乃怀光被诛，马燧辟郢为掌书记。未几，征拜主客员外，迁刑部郎中，改中书舍人。凡九岁，拜礼部侍郎。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每岁冬，州府荐送后，唯追奉宴集，罕肄其业。郢性刚正，尤嫉其风，既领职，拒绝请托，虽同列通熟，无敢言者。志在经艺，专考程试。凡掌贡部三岁，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拜太常卿。贞元十九年冬，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顺宗即位，转刑部尚书，为韦执谊等所惮。寻罢知政事，以本官判吏部尚书事。明年，出镇华州。元和元年冬，复拜太常卿，寻除御史大夫。数月，转兵部尚书。逾月，再表乞骸，不许。又上言曰：“臣闻劳生佚老，天理自然，蠕动翾飞，日入皆息。自非贡禹之守经据古，赵喜之正身匪懈，韩暨之志节高洁，山涛之道德模表，纵过常期，讵为贪冒。其有当仁不让，急病忘身，岂止君命，犹宜身举。臣郢不才，久辱高位，无任由衷沥恳之至。”乃授尚书右仆射致仕。六年七月卒，年七十二。赠太子太保，谥曰贞。
郑珣瑜生于唐朝的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由于父亲早亡，郑珣瑜幼年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唐朝天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他在家一边耕田，一边发奋读书，还要孝敬奉养母亲。功夫不负有心人，郑珣瑜学有所成，步入了仕途。为官之后，他刚直不阿，清正廉洁，而且直言善谏，是有名的清廉大臣。唐朝大历年间，唐代宗下诏，命他主持文科高第科举考试，并授予他大理评事一职。他曾经在京城任吏部侍郎，后来到故乡河南任职，做了河南尹。他为人正直，不论在哪里为官，都懂得体恤民情，因此深受百姓的爱戴和敬仰，后又升迁为门下侍郎（皇帝侍从，地位接近宰相），并很快做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据史籍记载，郑珣瑜接到任河南尹的诏命，准备上任时，正赶上唐德宗过生日。当时，满朝文武大臣纷纷给皇帝献礼，祝贺生日。郑珣瑜的下属也劝他备礼祝寿，他却说：“还没到任就给皇上送礼祝寿，这不合情理，我不能这样做！”在河南任职期间，他办事公道，并大力减轻农民的赋税，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当时有一个将军韩全义曾写信给他，想多得到一些军饷，郑珣瑜说：“国家没有安排，军饷按照国家的标准全额拨付，一点也不能多给！”回京出任宰相时，京兆尹李实派下属给他送来金银珠宝，想贿赂他，他气愤地对李实说：“国家拨付给各级官府的钱财都有定数，你的这些金银珠宝是从哪里来的？”李实无言以对。唐德宗驾崩后，唐顺宗李诵即位，起用王叔文为首辅宰相，总揽大权，郑珣瑜和王叔文的政见不同，一气之下，他辞去宰相一职，回到家乡郑州，闭门不出。68岁时，郑珣瑜因病去世。
齐映为瀛州高阳人（今属河北省），唐代大臣。22岁高中状元后，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判官等职，为人豪爽，为官清廉，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后被贬职，卒年仅48岁[唐]皎弟。举进士，中博学宠词，贞元二年（七八六）以舍人同中书六下平章事，俄改中书侍郎，封河间县男。谥曰忠。性雅正好学，善山水，与兄齐名。
浑瑊(736～800)，中国唐朝名将。本名进，铁勒族浑部，，匈奴族，皋兰州(今宁夏青铜峡南)人。浑释之（朔方军军官）之子。先世为匈奴铁勒族浑部，世代为将领。十余岁入朔方军，在唐代宗时期，浑瑊跟从郭子仪击退吐蕃贵族的侵扰，升至左金吾卫大将军。曾任中郎将、 左厢兵马使、 大都护、节度使、左金吾卫大将军等职。善骑射，屡立战功，以忠勇著称。在唐平安史之乱中，先后随李光弼、郭子仪、仆固怀恩)出战河北，收复两京，讨史朝义。唐永泰年间，吐蕃10万大军攻唐，他戍奉天（今陕西乾县），率 200骁骑领先冲入吐蕃营,生擒蕃将，勇冠诸军。经多次激战，斩5000余人。大历年间，屡破吐蕃兵进扰。后又击退回纥军对太原（今太原西南）的进攻，升检校工部尚书、单于大都护等职。建中四年(783),泾原叛军占据长安（今西安），德宗李适逃入奉天，朱泚亲自领兵攻逼奉天，遭到浑瑊、汾宁留后韩游瓌等部的坚决抵抗，叛兵大败。死者万余人。浑瑊领兵数千坚守危城，凿地道，烧云梯，击退数万叛军的围攻，保住了奉天。不久，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也叛变，浑瑊护卫德宗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兴元元年(784)，浑瑊任行营兵马副元帅，率军出斜谷，在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 击败叛军一部，进屯奉天，然后协同李晟所领的神策军共歼叛军，攻克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因功晋升侍中，封咸宁郡王。不久，又任朔方行营副元帅，参加讨伐李怀光,平定河中（今山西永济西）。加检校司空,出镇河中。浑瑊功高不骄,深受德宗信任。贞元三年(787)，奉命与吐蕃相尚结赞会盟，因无戒备为吐蕃军所劫，只身逃归，入朝请罪。德宗不予追究，令还河中，史称平凉劫盟。后镇守奉天，修筑盐州城，因功升至检校司徒兼中书令。浑瑊为人谦虚，“虽位穷将相，无自矜大之色”，做事谨慎，“故能以功名终”。贞元十五年（800年）十二月，卒于任上，年四十九。
天宝五年（西元746年），十一岁的浑瑊跟着父亲参加例行的冬季边防，朔方节度使张齐丘看他一脸稚气，忍不住开起了玩笑，“带乳母来了没有”，在张齐丘眼里，他根本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事情很快就让张齐丘跌破了眼镜，当年浑瑊就立了跳荡功（为少年兵设置的军功），两年后，攻破石堡城，收复龙驹岛，浑瑊都参与其中，立下了不小的战功，他“勇冠诸军”，很快当上了折冲果毅，并受安思顺的派遣，首次带领偏师深入敌境，大破阿布思部，在安史之乱爆发前，他就凭军功做到了中郎将的位置。“安史之乱”爆发后，浑瑊跟随河东节度史李光弼在河北平叛，在攻打常山城（今河北省唐县）的战役中，他一箭射死叛军骁将李立节，立下首功，大大鼓舞了唐军的士气。唐肃宗在灵州登基后，浑瑊率领所部赶赴行在，及时向朝廷报到。他跟随郭子仪收复两京，与安庆绪的叛军浴血奋战，被提拔为武锋军使，又跟随仆固怀恩平定史朝义，大小数十战，军功最盛，被授予太常卿，食实封两百户。“安史之乱”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着相当的势力，仆固怀恩为了养寇自重，朝廷为了求得苟安，容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藩镇赋税不入中央，法令自成一套，唐宪宗时期的《元和国计薄》里记载，天下方镇四十八道，向中央政府登记户口和纳税的只有南方的一小部分，约为三分之一；天下兵马八十三万，通通由中央政府供给钱粮，而中央政府掌握的纳税户却只有一百四十万户，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政府的形势就跟七国之乱前夕的西汉政府一样恶劣。有功之臣拥兵自重，仆固怀恩因为不满朝廷的某些措施，竟然与回纥、吐蕃勾结，向朝廷反戈一击，在这种情况下，浑瑊率领所部归附了郭子仪，向朝廷表达了忠贞之心。当时，浑瑊的父亲浑释之担任朔方节度史留后，镇守灵州，被仆固怀恩的叛军杀死，朝廷当即任命浑瑊为朔方行营兵马使，听从郭子仪的指挥。郭子仪说服回纥，共同对敌，将入寇的吐蕃军打得一败涂地，岌岌可危的大唐江山又一次度过了难关。
浑瑊作为郭子仪部下最有战斗力的将领，委以重任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因军功升为太子宾客，率部屯驻奉天（今陕西省乾县）。不久，华州（今陕西省华县）节度史周智光，浑瑊亲率步骑万人前往平叛，很快就安定了当地的局面。当时吐蕃是大唐最猖獗的敌人，浑瑊以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刺史的身份，严守京城的西大门，让吐蕃人无机可趁。西元780年，唐德宗继位，他励精图治，力图改变中央政府的被动局面，政局风云变幻，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唐德宗解除了郭子仪及其部将的兵权，浑瑊明升暗降，在京城当上了左金吾卫大将军，过上了一段清闲的日子。唐德宗按照既定的削藩目标，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行动。建中二年（西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病死，他的儿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父死子继，魏博节度使田悦也在一旁帮腔，唐德宗不为所动，坚决拒绝了李惟岳的要求，李惟岳恼羞成怒，就联合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不久，李正己身亡，他的儿子同样要求承袭父位，遭到了唐德宗的拒绝，从此，战火熊熊，兵连祸结，整整打了五年。建中四年，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围哥舒曜于襄城，朝廷无奈之下，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前往解围，没料到，却引来一场灭顶之灾。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领五千人马冒雨来到长安，军士们即将上前线拼命，都希望得到朝廷丰厚的赏赐，结果迎接他们的是朝廷的粗茶淡饭，军士们怒不可遏，冲进皇宫府库，哄抢金银财帛，唐德宗眼见形势不妙，赶紧带上妻妾儿女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兵犯下诛灭九族的大罪，也没指望得到朝廷的宽恕，他们索性请出赋闲在家的太尉朱泚，拥戴他做了大秦皇帝。朱泚明白，不消灭在奉天避难的唐德宗，自己这个政权就永远没有合法性，他亲自率领大军，攻打奉天城。
此时，身为禁卫军将军的浑瑊已经来到唐德宗身边，他威望素著，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大家坚守城池，等待着各路勤王之师的到来。本来按照浑瑊的意思，援军应走乾陵北边那条路，卢杞则劝说皇帝，漠谷道近，又不至于惊动先皇陵寝，要求援军走漠谷这条道，结果正如浑瑊所料，叛军占尽地形优势，以大弩、巨石连败四路援军，援军只得暂时退却，朱泚军队围困奉天城一个多月，城中粮食消耗殆尽，连皇帝每天也只有两斛粗米裹腹，情势日益危急，而叛军在城外正日夜赶造巨型云梯，要置守城的唐军于死地。
云梯高有九丈，下装巨轮，外面裹着水浸的湿牛革，周围悬满了水囊， 梯上可装兵士五百人，一旦用于攻城实战，奉天城的存亡就是未知之数。浑瑊久经战阵、精通兵法，他向唐德宗说明了应对之策，云梯大而沉重，重则易陷，只要按照叛军来袭的方向挖掘地道，地道里面堆满木柴、膏油、松脂，就能破解敌人的这一攻势。唐军按照浑瑊的要求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十一月十五日，北风呼啸，叛军的云梯车开始攻城了，云梯车中的兵士箭发如雨，守城的唐军死伤惨重。云梯车配有轒轀车助攻，贼兵们抱薪负土，填平壕堑，矢石、火炬此时都耐何不了贼兵，叛军的云梯上已有不少贼兵登上了城楼，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唐德宗拿出千余张空百委任状交给浑瑊，让浑瑊招募死士御敌，授权浑瑊可以按照功劳大小任意填写，如果委任状用完，浑瑊可以直接在将士的身上书写所授官职，事后朝廷一律认帐。其实唐德宗心里明白，浑瑊此番上阵，也许就是永别，皇帝泪流满面，浑瑊也泣不成声，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捱过这一天。
守城的唐军将士饥寒交迫，缺少甲胄和兵器，而叛军兵强马壮，气势正旺，唐军在浑瑊的激励下，死战不退，支撑他们的信念正是忠义二字。浑瑊身中流箭，随手拔出，血流满衣而面不改色，继续指挥作战，在场的唐军都深受感动，唐军众志成城、意志如钢，终于感动了上苍，叛军的云梯车陷进了挖好的地道， 火油点燃，顺风燃烧，城上的唐军趁机投下苇柴、火炬，云梯车笼罩在火球之中，转瞬之间就化为灰烬，数千攻城贼兵不及逃跑，都被活活烧死，唐军士气大振，三面出击，皇太子李诵亲自督战，倚仗将士忠勇，终于击退了贼兵。
朱泚心有不甘，半夜又卷土重来，贼兵流箭如雨，有的已经射到离唐德宗三步以内，皇帝大惊失色，浑瑊镇定自若，率领唐军坚守城池，这个夜晚方才有惊无险。命运终于向唐德宗露出了难得的笑脸，李怀光的朔方军日夜兼程，去给大唐皇帝救驾，兵马使张韶被派往奉天，给唐德宗通风报信。
张韶怀揣蜡书，化妆成难民，当他到达奉天城的时候，被朱泚的叛军当成百姓，驱赶到城边去填唐军挖下的壕堑，张韶跑到城下，放声大叫，“我是朔方军的军使”，城上的唐军赶紧把他拉上城墙，张韶身中数十箭，九死一生，终于让唐德宗看到了李怀光的书信。唐德宗喜不自禁，让人抬着张韶绕城一周，向军民宣示朔方军的到来，奉天城内一片欢声雷动，希望赶走了绝望。朔方军一直是朝廷的正规军队，战斗力极强，大军赶至，在澧泉(今陕西礼泉北)大败朱泚叛军，朱泚抵挡不住，只能放弃奉天，退回长安。要是朔方军晚来三天，奉天城就要陷落，李怀光救大唐皇帝于万劫不复，功高盖世，难怪很多年以后，唐德宗还念着他的好处，出钱奉养李怀光的遗孀，让李怀光的外甥继承李怀光的姓氏，传承李怀光的血脉。
围困既除，君臣缓过气来，各路贡奉源源不断，唐德宗封浑瑊为行在都知兵马使，食实封五百户，浑瑊的二个儿子在这之前已被授予官职，以答谢浑瑊在奉天之难中的舍生忘死，唐德宗是有良心的，但他性格上的缺陷却一再导致他的皇帝生涯波涛汹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如贾隐林的谏言，“陛下性子太急躁，不能容物，如果不改一改，就算朱泚败亡，其他的祸患还会接踵而至”，事情果然不幸被贾隐林言中，很快，唐德宗又犯了老毛病，逼反了救驾有功的李怀光。
李怀光武将出身，性情粗疏，他千里赴难，却连皇帝的面都见不着，皇帝直接下令，让李怀光协同其他部队，尽快攻取长安。李怀光气愤难当，自认受到奸臣的排挤，他屯军咸阳，不断上书要求皇帝给个说法，唐德宗为了平息他的怨气，将卢杞等人贬为远州司马，又杀掉了自己一向信任的宦官翟文秀，希望以此换来李怀光的合作。为了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唐德宗特意派人去赦免田悦、王武俊、李纳三个藩镇首领，藩镇喜出望外，赶紧向朝廷宣誓效忠，双方按下以前的恩怨，结成了“统一战线”。
兴元元年（西元784年），李怀光逼走了奸臣卢杞之后，也自忐忑不安，他在咸阳(今陕西咸阳东)盘桓不进，暗中与朱泚勾结，反叛朝廷，唐德宗得知消息，在浑瑊的护卫下，逃到了梁州（今陕西汉中），唐德宗依照韩信拜将的故事，授予浑瑊极大的权利，浑瑊以行营副元帅的身份，殚心竭虑，督军平叛。
叛军据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浑瑊率军出击，斩首万级，进驻奉天，他与李晟的神策军协同作战，很快拿下了咸阳，在此之前，李怀光内忧部下心向朝廷，外惧官军虎视眈眈，带领朔方军逃归河中（今山西永济）， 沿途对百姓大肆抢掠。五月，李晟率领唐军收复长安，朱泚与他的一万多叛军仓皇逃命，唐军围追堵截，在泾州彭原西域屯(今甘肃镇原东) ，朱泚被其部将杀死，为唐朝的这场泾原兵变画上了句号。唐德宗九死一生，终于返回了长安，回首前尘往事，对忠心耿耿的浑瑊感激万分，他将浑瑊晋升为侍中，册封咸宁郡王，食实封八百户，在大宁里赐豪宅一座，与李晟平分秋色，享受同样的荣光。
在如何处置李怀光的问题上，通过多方讨论，朝廷上下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浑瑊出任朔方行营副元帅，与马燧一起，讨伐李怀光，短短时间，河中平定，李怀光众叛亲离，在绝望中自杀，浑瑊再升为检校司空，一个儿子加授五品官，圣眷浓厚。浑瑊从此出镇河中，大唐获得了难得的安定局面。自封为楚帝的李希烈连打败仗，逃回蔡州后被部将杀死，奉天之难至此方才干戈平息。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唐朝著名诗人卢纶长期在浑瑊的幕府效力，亲眼目睹浑瑊的英勇事迹，有感而发，写下了不少赞美浑瑊的传世名篇，在中唐的边塞诗中独树一帜，正因为有了卢纶的渲染，后人对唐朝将军的意气风发才有了鲜明的印象，对浑瑊的武功箭术才有了了直接的认识。在当时，浑瑊总是与汉朝的金日磾相提并论，他为人忠谨，恪守汉家的君臣伦理，饶是唐德宗一向猜忌功臣，对他也是另眼相看，信任有加，正如史书所言，贞元以后，唐德宗常恐藩镇生事，往往姑息养奸，惟独对浑瑊的奏论“不尽从可”，浑瑊反而为此沾沾自喜，因为这说明皇帝对他没有疑心。浑瑊在河中十六年，“猜间不能入”，成为历史上君臣相得的典范，为后世所称道。
贞元二年（西元786年），吐蕃寇边，屡屡受挫于名将李晟，吐蕃尚结赞对手下言道，“唐朝的名将，惟有李晟、马燧、浑瑊三人，不除掉他们，终为我们的心腹大患”。尚结赞设计了一个鸿门宴，要让大唐名将落入他的圈套。吐蕃多次要求与大唐会盟，归还了盐（今宁夏盐池县北）、夏（今陕西省横山县西）二州表示诚意，唐徳宗考虑再三，决定派浑瑊主持这次唐蕃会盟。
贞元三年（西元787年），唐蕃会盟于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市）。应尚结赞的要求，浑瑊等人入幕更换礼服。突然间，鼓声四起，数万吐蕃伏兵蜂拥而上，浑瑊久经战阵，赶紧从幕后逃出，抢到一匹没有马镫的战马，突围而出。浑瑊武功卓绝，又有唐军接应，得以幸免，其他自副使崔汉衡以下，全都陷入吐蕃人手中，平凉劫盟，唐军战死五百，被俘一千余人，损失惨重。浑瑊回朝后向唐徳宗请罪，唐徳宗丝毫没有加以责怪，依然让他带兵抵抗吐蕃进犯，浑瑊不负所望，为大唐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吐蕃只能望而兴叹，染指中原的梦想化为了泡影。
贞元九年（西元793年），浑瑊奉命重修被吐蕃军队摧毁的盐州城，他尽心尽力，带领六千人，两旬时间就筑城完毕，让唐德宗十分嘉许，视为臣子的楷模。浑瑊多年劳苦功高，保境安民，最后升至检校司徒和中书令，贞元十五年，他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唐德宗得知噩耗，极为悲痛，追赠浑瑊为太师，谥号忠武，为他两度废朝，大哭不已。爱屋及乌，浑瑊的两个儿子也因为父亲的荫庇，成为当朝达官。
孔子在《春秋》中说过，“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夷狄和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这正是对浑瑊的真实写照。他生于大唐，长于大唐，热爱华夏文化，喜读《春秋》、《汉书》，在大厦将倾的生死关头，他为大唐抛头颅洒热血，九死不悔，表现了感人至深的赤子情怀，他忠贞地守护着大唐的平安，守护着大唐的恢宏和灿烂，到了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的正直和勇敢。
窦参（733～792年），字时中，中唐大臣。平陵（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西北）人。工部尚书窦诞之玄孙。以门荫累官御史中丞。参习法令，通政术，“为人矜严悻直，果于断”。唐德宗时以为宰相，“阴狡而愎，恃权而贪”，因故贬至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宣武节度使刘士宁送给窦参绢五十匹，湖南观察使李巽上疏检举他“交通藩镇”。德宗怒欲杀之。陆贽替窦参说情，才未被杀，贬作郴州（湖南省郴州市）别驾（总秘书长），隔年，再贬驩州司马。不久赐死。全部家产、奴仆送至长安，连头上戴的发簪也充公。
窦参父窦审言，闻喜尉，以参贵赠吏部尚书。窦参出身于官宦世家，年少时性格刚强，喜爱学习法律。初以门荫任万年县(在今陕西西安市)尉，后调奉先县。该县有一权贵之子酒醉后欺厚胞妹，其父无能力阻止，气愤而死。窦参依法将这个恶棍打杀，全县吏民皆惧服窦参的威严，后被提升任大理寺司直。
婺州(今浙江金华县)刺史邓珽贪污银800缗，宰相极力袒护，准备从轻处理，不让抄没其财产。德宗皇帝命朝臣商议，多数人为讨好宰相而同意从轻处理，但窦参依据律令争辩，认为应当依法处置，终于使朝廷依法抄没了邓的财产。他即被升为监察御史。又有湖南观察使府判官马彝被权贵诬陷下狱，经他核查予以平反，再升任御史中丞。
他在御史任上，揭发官吏的不法行为不讲面情，不畏权势，多次和宰相争论。德宗皇帝几次召见他，听取他对国事的见解，颇受器重，被加授兼户部侍郎。虽受宰相排挤，但他行事仍好专断，有神策军将军孟华作战有功，被人诬陷其有谋反罪；龙武将军李建玉作战中被吐蕃俘虏，部下有人告其通敌。两人皆定为死罪，他坚持查明事实真相，平反了两桩冤案，受到朝野称赞，因此，再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领度支、盐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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