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梁钟嵘的《诗品》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起,代表了齐梁时期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钟嵘的《诗品》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又一部重要的著作，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理论专著，被后人誉为“百代诗话之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他在《诗品序》中说：“自然英旨，罕值其人。”他提出的这种“自然英旨”观是独特的。
一、诗歌创造是作家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用典”、讲究“声病”之风。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自然英旨”，是讲求自然美，真美，这种思想贯穿钟嵘《诗品》始终。这一思想是与他的感情论密切相关的，即诗歌创作应是作家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要求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自然本色，反对刻意雕琢的藻饰之美。钟嵘对当时诗坛“用事”的批判，主要是指出了创作的“拘挛补衲”、“弥见拘束”的“蠹文”弊端，这正是其“自然英旨”说的题中之义。这种意义的“自然英旨”，钟嵘又称之为“真美”。
“真美”的提出，其实质反对的是那种“伤其真美”的八病等的矫揉造作，而对诗歌的自然的音节美，并不排斥。《诗品序》中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先秦两汉论诗，重在“言志”。《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永言。”《庄子·天下》中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中说：“《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文解字》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孔颖达《正义》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钟嵘《诗品序》告诉我们的是诗歌抒发的情感必须是一种真实的情感，是诗人内心的一种不可抑制的情绪冲动，而不是堆砌词藻，不是无病呻吟。他还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他明确指出：诗歌以真实情感为主，不是以用典为贵。创作的目的是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而滥用典故则会妨害真实感情的表达，他认为诗人只要把自己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如实地表现出来，就能取得好的艺术效果。
钟嵘在《诗品序》中评颜延之时曾引汤惠休的话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他对许多诗人受时代风气影响，追求文辞藻饰之美，而忽视自然之美，是很不满意的。他评张华诗云：“其体华艳，兴托不寄。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又评陆机诗云：“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谢灵运诗中有许多清新自然的生动描写，例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石壁静舍还湖中作》）等。钟嵘对谢灵运这样具有自然清新特点的诗歌创作，在肯定优点的同时，也批评其过于繁富、细密的缺点。
二、诗歌当以“直寻”为创作方法，诗之声韵应符合自然。
钟嵘认为诗歌要达到“自然英旨”，当由“直寻”得之。《诗品序》云：“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是指心感于物，情蕴于中，一旦发之，借具体可感之形象表现出来，而无须补假。齐梁诗“补假”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用事，即用典故。陈注云：直寻只适宜于叙事写景之诗，而不适合抒情诗。试观《古诗十九首》，其中用典极少，而“怊怅切情”，为五言之冠冕。夫抒情诗歌之佳者，多借景语发之，写景之中，自然含情，则其情易为读者感知。如李太白的《静夜思》只四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一腔浓烈的怀乡之情只借具体可感的月光而发之，却感人至深，成为千古绝唱。
再以陶渊明的《饮酒》诗其五为例，诗中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此为名作，只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将诗人闲远淡泊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
诗贵景中含情，其次方为借典言情，前者多需才性，后者多需学问，前者难具而后者易得。“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用典固然可增加诗歌的文化底蕴，使语言凝练具有张力。钟嵘云：“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但云不以用事为贵而已，何尝言不应用典，用典自有其益处，但以不落痕迹为高，无隔诗意为上，若用典而至于诗意窒塞，又何必用典？故用典不可僻，不可多，僻则意晦，多则意杂，意晦则读者不知所云；意杂则读者惟见典故杂陈，莫知作者意之所在。而齐梁诗多有犯此两病者，钟嵘则专门针对诗歌中滥用典故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诗品序》中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这些评语不可谓不激烈。他评颜延之诗云：“其源出於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於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颜延之是元嘉时与大谢齐名的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而钟嵘列之于中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便是颜诗有多用事之病，且其风相扇，大误诗坛。
三、诗歌创作应是“自然美”与“文采”兼备。
钟嵘追求自然真美，却并不否定文采。随着魏晋文的自觉，诗人对诗歌语言逐渐重视。《典论·论文》中说：“诗赋欲丽。”陆机《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都是指诗歌语言应华丽。关于“绮靡”的解释，黄侃说：“绮，文也；靡，细也，微也。”此说较通。绮指遣辞之美丽，靡指描摹之细致。这是符合魏晋六朝诗坛状况的。钟嵘认为诗歌之辞应华丽，描写要细致，但亦须把握好度，不及与过之都会影响诗意的表达。
钟嵘在诗歌创造上主张“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质’与‘文’；‘风力’与‘丹采’；‘骨气奇高’与‘词采华茂’，为互相对立、排斥之美学范畴，两者融合，对立统一是为钟嵘最高之美学理想。”《诗品》最为推崇的诗人是曹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黻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上·魏陈思王植诗》）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