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剑器铸造与发展过程

我国冷兵器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的兵器以青铜为主，青铜剑是这时期的代表之一。地处江南的吴越地区由于受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加之原料、人力等方面的优势，青铜剑的铸造水平居于领先地位。

剑，又称“直兵”，是以刺击为主的手握短柄格斗兵器。剑器铸造有其自身产生、发展、成熟和变化的轨迹。我国剑器的渊源，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甘肃东部的马家窑文化和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一带的大汉口文化遗址均有短剑出土。这一时期，石、骨是制作剑的主要原材料。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铜剑大概起源于商末周初，距今约3000多年历史。我国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青铜剑是在陕西长安张家坡第206号墓出土的一把西周初期的短青铜剑，剑全长27厘米，形状像一条细长的柳叶，剑的有效使用部分—锋刃长度17-18厘米，和匕首长短差不多。

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剑的形制发生了变化，以柱脊剑为主，且长度增加，一般在28-60厘米之间，这一时期，青铜制造工艺日趋成熟精进，青铜剑的制作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时，据考古挖掘，这一阶段特别是战国时期还存在着少量钢铁剑器，但数量上完全不可与青铜兵器相比，战场上青铜质地的兵器仍占据着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铜矿开采和冶炼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剑器铸造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当时的劳动人民己经掌握了某些找矿的方法，能利用简单的船形木盘作为工具来选定矿的品味。以考古发掘的湖北铜绿山古铜矿为例，在古矿井附近发现的古炼炉遗存，有总量大约为40万吨的废炉渣，据此学者推算其地至少己累积提炼出4万吨的红铜。商代妇好墓中随葬铜器约为1625千克，在商代已十分可观，而战国早期曾侯乙墓随葬铜器的重量高达10吨左右，约为前者的6倍，数据的差距表明青铜产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幅度提高。青铜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金属，经过高温融合而成的一种合金。

铜、锡、铅是我国古代青铜器中最常见的组合，加锡的合金有较高的硬度和光泽，加铅则可以保持铜液在灌注时的流畅性。古人根据所铸器物不同，总结了不同的含锡量，称为“六齐’夕，当代学者对“六齐”具体的比例有不同的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人们对青铜合金的铸造有着一套自己的办法。据马承源诸先生在《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对出土的春秋晚期13柄青铜剑考证的结论，铜、锡、铅的配比在这些剑器中都经过有意识的控制，铅含量与礼器等同时期其它青铜器物有较大差异。

春秋时期，青铜剑铸造最著名的当推吴国。《庄子.刻意》中有：“干越之剑者，押而藏之，不敢轻用也”说明吴越之地宝剑的锋利与珍贵。《周礼》有：“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使然。

历史上的吴地由今宁镇、皖南和太湖流域三个地区组成。这一区域盛产铜、锡，李斯《谏逐客书》将“江南金锡”作为宝物的代表。考古发现也可证明这一点，皖南矿址分布在贵池、青阳、铜陵、南陵、繁昌、泾县、宣城等地，尤以南陵、铜陵交界处的大工山、凤凰山一带最为集中。宁镇地区南京汤山、句容茅山很早就己开采，镇江马迹山等地还有铜炼渣、铜刀一类的小件器具。吴地能工巧匠众多是此地青铜铸造业发达的另一重要原因，吴地甚至出现“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的盛况，这些都为青铜兵器的大批量铸造提供了保证。

春秋时期，作战方式由战车向步战转变，剑的作用日益明显，尤其在吴越地区，由于地处江南，地形以丘陵、盆地为主且水网纵横，中原的战车和马匹无法在这样的地域自由驰骋，战争主要依靠水兵和步兵，剑就成了这种近距离格斗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兵器。吴国在全盛时期号称甲兵数十万，用剑之众可以想见。吴、越民族与中原民族礼仪风俗不相同，“断发文身”、“披发左枉”是史籍上常用的描述。性格上，吴、越民族“好勇轻死’。《汉书·地理志》中有：“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适合于近距离格斗的剑器更符合吴越之地居民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