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和徐志摩于1922年3月在德国柏林离婚后，坦然地祝福徐志摩：“你去找一个更好的太太吧。”随后开始了自立自强，凤凰涅槃的艰辛历程。
其间，她也遇到了追求者，但是她遵循四哥张嘉璈“五年内不要和男子同进同出，以免外界认为离婚是女方过错的劝诫”，心无旁骛，照顾幼子彼得的同时，致力于学习德语和幼儿教育，忽略和放弃了一段难得的感情机缘。
1923年冬，离美赴欧，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的罗家伦，闯入了张幼仪离婚后的寡居生活。
张幼仪在回忆录《小脚与西服》中说：“柏林所有的中国人当中，有个人待我特别好，他叫卢家仁（译音），有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他每个星期都来看我好几回，不是和我一起坐坐，就是陪彼得玩玩。
以前我从没有和男人坐得这么近过，可是我当他是来看彼得的。当时多拉和我租了一个住宅的三个房间，卢家仁来的时候，彼得就和我们一起待在起居室，其他客人来的时候，我就叫彼得到别的房间和多拉玩。
有一天我们坐着喝茶，彼得在铺在地板上的一块毯子上玩耍的时候，卢家仁问我：‘你打不打算再结婚？’虽然我当时还很年轻，为了留住张家的颜面，我在未来五年内，都不能让别人看到我和某一个男人同进同出。
而且我在家乡还有个儿子，在我善尽做母亲的责任以前，我不可以嫁进另外一个家庭。所以，我没敢把卢家仁那句语气温柔的话听进耳朵里，于是我看着我的茶杯轻声说：‘不，我没这个打算。’卢家仁听完过了一会儿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按时来看过我。”
在张幼仪的眼里，“那就是‘自由恋爱’进行的方式吗？他爱不爱我呢？也许他只是想出出风头，才企图娶我？”
张幼仪的回忆录是由其口述，然后由她的侄孙女张邦梅以英文写成，译者谭家瑜把“Lu jiaren,”译成“卢家仁”，目前可见资料，未见“卢家仁”为何许人。
罗家伦游学德国的经历，据其女儿、历史学家罗久芳说：“上世纪20年代许多中国留学生赴德深造，一则因为德国各大学府有浓厚而自由的学术空气，二则在战后马克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带外币在德国兑换使用格外实惠。
当时与傅斯年和罗家伦同在德国的有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员朱家骅，已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赵元任、俞大维，来自欧美各地的徐志摩、金岳霖、段锡朋、周炳琳等人。”
罗家伦当时就在柏林，确有“一双好大的手，手上面毛茸茸的像只熊”。有这种特征的人并不多见，“卢家仁”、“罗家伦”一音之转，张幼仪作为当事人，所言应该不虚。
张幼仪虽为失婚的妇女，长相也颇清秀，但是她既有旧式女子婉约、可人的气质，又有新式女子的好学、勇敢，其凄苦无助的处境也引发了他内心深处同情和爱怜。于是，罗家伦抛弃世俗偏见，每个星期都去探望张幼仪好几回。
但他缺乏文人的浪漫气息，不擅说些甜蜜、体贴的情话，只是默默地坐着陪着幼仪，间或说些生活的琐事，又或者陪着志摩的幼子彼得玩耍。
最初刚离婚的时候，张幼仪生活窘迫，罗家伦去向打算离开柏林的杨步伟借钱：“可不可以借几十元出来，我们大家欠张幼仪的家用，应到期的钱还没到，暂挪我们一点还账。”杨步伟碍于罗家伦的死缠烂磨，最后借了40元。但是张幼仪的拒绝伤了罗家伦的信心和自尊。从那以后，罗家伦再也没有像以往那般频繁、准时地去探望张幼仪了。
罗家伦回国后，工作发展顺利。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他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并整顿基金会，基金从此得到安定和增长。学校开始招收女生，淘汰次级教授。建立了一座地板是玻璃做成的大图书馆。
1947年，罗家伦任中华民国第一任驻印大使。一次使馆晚宴，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罗家伦说到印度国旗问题，倾向于沿用甘地对英不合作运动时代所用的旗子。以绿、白和橘红三横条作底子，中间安放甘地土布运动的纺车。
对于印度文化研究很深的罗家伦建议："印度这样疆域广而人口众多国家的国旗，最好要使各区的人们，看到政府颁布的图案和说明，就能按照仿制，不致错误。纺车虽简单，但棍棒等件仍然很多，各处仿制，很难合乎比例，国旗不易标准化。
印度要建国，必须要现代化，断不能停滞在手纺脚勾的原始土车上。何不将你们历史上和艺术上著名的阿育王轮，放在中间呢？
轮齿是按一定几何图案的比例，不但容易绘成，而且民间处处都有现本。正位于国旗中间，实属最美丽，又深切地富于涵义，更易普及。这件有代表印度统一性的古迹，其历史性岂不比纺车更悠久吗。"在座的人点头称赞这是有价值的意见。
大使建议驻在国国旗形态，而且是在印度这样有着悠久文化的国家，这是很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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