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一般来说通指在京城内服侍皇家成员的官员，先秦时期宦官并非都受过宫刑，只有东汉之后，朝廷才规定凡是宦官必须阉割，此外宦官又被称作内官而不是太监，“太监”是一个官职名称，只有势力较大的阉人才能拥有这一称谓。
宫里事务繁琐，同样妃嫔众多，为了避免淫乱事情发生，这才出现了宦官帮助搭理皇家事务，当然每一个王朝都严令禁止宦官干预朝政，不过时间一长，一些太监常年陪伴在皇帝身边，甚至在皇帝很小的时候就陪伴左右，积攒了深厚的情谊，因此让一些别有用心的宦官有机可乘，借助皇帝名义掌控国家大权。
明朝时设置各类掌印太监，赋予了太监很大的权力，拥有监军、下访等大权，其实在明朝建国初年，朱元璋严令规定太监不能干预政事，甚至不让太监读书写字，然而朱元璋死后没多久，朱棣就开始启用大批太监，例如郑和也是宦官出身，曾授命远航，传播大明国威。
自永乐年间开始，朝廷开始重用宦官，设置东厂特务机构，指派太监进行管辖，宣宗年间，允许太监读书，开放专门的学堂给太监普及知识，宦官机构逐渐膨胀，人数最多时达到数万人，自朱棣以后，明朝皇帝多数十分懒惰，甚至还有数十年不上朝，政治腐败、官场昏暗，宦官就容易在这个时候趁虚而入。
明朝宦官祸乱朝纲尤其严重，要知道明朝设置内阁，大臣们性情刚直，经常与皇帝正面叫板，搞得皇帝叫苦不迭，正是为了限制文官集团的壮大，皇帝才开始授权身边的宦官一些权力，想要拿身边的宦官集团来压制文臣，造就了宦官的壮大。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一个太监竟然做起了将军梦，甚至要挟英宗出征，特意去自己的家乡转了一圈，结果遭遇土木堡之变，成了明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宪宗时期的汪直，在皇帝授意下设置西厂，权力要比东厂大的多，可以私下搜捕大臣，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们只知道有太监，而不知道有天子。
后来的刘瑾又被称作“刘皇帝”，把持朝政大权，为非作歹，到了魏忠贤时期，明朝宦官之乱达到顶峰，泰昌元年，天启皇帝继承皇位，魏忠贤靠着客氏的功劳，开始发迹，万历在位期间就已经不再大理朝政，群臣开始结党营私，太监也是如此。
阉党与东林党对立，魏忠贤势力做大，朝廷谄媚人士数不胜数，甚至还有不少人在民间为魏忠贤立生祠，无耻之心可见一斑，魏忠贤的风头太过强劲，必定没有好果子吃，明朝末年崇祯即位以后，即刻开始清算宦官集团。
昭告天下数落魏忠贤的罪状，甚至在魏忠贤死了以后，挖出尸体暴晒，在崇祯心里魏忠贤万恶不赦，对此崇祯没有任何手软，清算宦官集团的活动给当时的官场带来了一些改变，甚至有人开始相信，崇祯有能力改变颓势，然而在起义军达到京城后，崇祯又命人收敛魏忠贤的遗骨，重新安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要知道当时形势危急，京城都要保不住了，还有心思来管大奸臣的遗骸，归根结底是崇祯在回想起自己的初衷，结合当时急迫的局势，很难相信为何会做这样一件事，或许是崇祯重新肯定了魏忠贤的“价值”，明熹宗临终之前，曾嘱托崇祯，“魏忠贤可计大事”，除此以外在他眼中，魏忠贤行事果断，是个可以托付的人，并且目光精准，能够掌控大局。
实际上魏忠贤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做了不少笼络人心的事，当然魏忠贤偶尔还是会展现出“忠心为国”的一面，曾多次力保战败势力的熊廷弼，还有孙承宗，这些人都是明末抵抗满清入侵的中坚力量。
同样这些人多次公开反对阉党集团，魏忠贤在国家存亡的生死时刻，摒弃前嫌可见还是一个有原则的人，甚至有人说如果魏忠贤活着，至少不会那么快就灭亡，等到崇祯登基以后，全国性的叛乱爆发，大明王朝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急需一个能掌控全局的人，魏忠贤无疑是最适合的那个人。
不过崇祯为了平息民间怨恨，亲手终结了魏忠贤的宦官集团，崇祯年少登基，瓦解了困扰朝廷多年的阉党，自认能力出色，这种骄傲自满最终演变成了字符，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人再次强大起来，但是此时面临的危机，东林党人根本无法应对。
说实在的崇祯猜忌心之中，性情薄凉，死在他手中的大臣不在少数，这种不信任表现在崇祯在位年间，换掉了数十位朝廷大员，还体现在“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逃避责任，更体现在明朝末年，边关大将几乎全部外逃，他打击了魏忠贤，却亲手扶持起了一批更加腐败无能的官员。
归根结底无论是崇祯还是魏忠贤，都没有挽大厦将倾的能力，最终促成悲剧，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多年以后，崇祯又会收敛魏忠贤的遗骸，只不过都于事无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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