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诗坛上，很多文人不仅在表面上维持很好的关系，相互结伴同游，互相唱和，分手时也要折柳吟诗，留下一篇篇佳作，而且实际上也是互相扶持，很少发生勾心斗角的事情。比如李白受永王李麟谋反牵连时，许多文人奔走相救，这才让他逃出生天。
然而，到了中晚唐时期，文人的关系却变得相对微妙起来。这既与牛李党争有一定的联系，也和元稹、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分不开。这场文学界的复古运动，人为打击了许多流派，也造成了诗人间心理上的隔阂。除此之外，有一首诗，也如同蝴蝶效应一样，让唐朝诗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白居易的《不致仕》：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坠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很多文献直接记载了唐朝退休之后的待遇，其实，因为中晚唐之后连连战争，国库亏空巨大，在实际操作中官员致仕，都是“非有特敕，例不给俸”。至于说稳定供给半薪，那是宋朝的事。在中晚唐，除非皇帝对极少数臣子开恩，是没有俸禄的。
更为关键是，退休之后失去了巨大的权力，也滋生了官员“恋权”的想法。虽然朝廷有规定七十致仕，但也有部分官员赖着不肯走。白居易的这首诗，就是讽刺这些官员的。此诗创作于元和五年，白居易刚刚由左拾遗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按照他的级别，这首诗的直指对象，应该是朝廷之中76岁的老宰相杜佑，《国史补》、《尧山堂偶隽》等书籍也支持这个观点。
当时白居易年轻气盛，连皇帝都敢批评，但并没有指名道姓，我们也不了解杜佑做出了什么样的反驳。但在此诗流传两年后，杜佑便以太保之职致仕，不久病逝。杜佑的儿子们大多没什么本事，然而他有个孙子却在后来声名鹊起。
此人就是杜牧，杜佑去世时才十岁。白居易的这首诗，显然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从后来的诗集可以看到，杜牧和白居易两人，毫无互动，从来没有唐朝文人中应和之作。不光如此，杜牧对白居易还有着相当的敌意。
唐朝的风气之中，作为晚辈向前辈表达敬意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杜牧却相当罕见地向白居易发出了鄙视的声音。他在《献诗启》中，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绮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
其中“习俗”很明显就是指元稹、白居易等人倡导的浅显易懂的“元和体”。更为夸张的是，他在给好友李戡的墓志铭中，代替亡友也是代替自己直接批评白居易：
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诗者，鲜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这几乎引起了中晚唐诗坛的论战骂战，杜牧以后起之秀的身份，向“广大教化主”的白居易发出了挑战，此后唐朝诗人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而混乱。元稹、白居易是铁战友，他们联手扼制一个叫做张祜的诗人，对其百般诋毁，而杜牧则高度赞美张祜，直接写出“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李商隐也是诗坛后辈，白居易非常欣赏李商隐，甚至开玩笑说来生要做他的儿子。杜牧与李商隐的关系也非常友善，这让李商隐两头难做人，只好选择装聋作哑，不敢选边站。李商隐如此，更不用说别的诗人，也可以说，唐朝诗人良好的风气，都在这个时代开始走向了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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