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后在词的创作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词人是周邦彦

周邦彦词的特征

苏轼之后在词的创作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词人是周邦彦。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徽宗时曾提举大晟府。大晟府是徽宗时建立起来的音乐机关，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古乐，创立新曲。张炎《词源

·序》称：“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周邦彦精通音律，不仅整理了很多古调而且自创新曲，并且严格按音律要求进行创作，在当时影响极大。具体说来，其词特征有三：

第一，在创作中极为注重音律的和谐。《四库全书提要》云：

“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调，非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字中上、去、入三音亦不容相混。所谓分刌节度，深契微芒，故千里和词，字字奉为标准。”沈雄云：“徽朝时，邦彦提举大晟乐府，每制一词，名流辄为赓和，东楚方千里，乐安杨泽民全和之，合为《三英集》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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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根据乐曲旋律的特点以及歌唱的需要，在平仄之上更加上了上、去、入三声的区别，沈约所追求的四声之用，不意在这里获得了实现，但同时又使依声填词变得极为艰难。张炎《词源·序》云：“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虽然“于音谱间有未谐”，但仍然是古今音律第一人。

袁行沛主编《中国文学史》称：

“调美、律严、字工，是周词在音律方面的特点。周邦彦与柳永一样，也长于自度曲。他自创、自度的曲调共五十多调，虽然创调之多不及柳永，但他所创之调，如《瑞龙吟》、《兰陵王》和《六丑》等，声腔圆美，用字高雅，较之柳永所创的部分俗词俗调，更符合南宋雅士尤其是知音识律者的审美趣味，因而受到更广泛的遵从和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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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就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所谓“最为知音”者是因为周邦彦之作能除了平仄四声之外，还根据宫调之声情差异来择调填词。“如商调凄怆怨慕，黄钟则富贵缠绵。故周邦彦写离别感伤的《少年游》选用商调，而写荆州明媚春光的《少年游》则用黄钟宫。”

对格律的严格遵循是周邦彦词作的一大特征，也是南宋格律派词人学习周邦彦的主要原因。

第二，周词在语言上最大的特点是化用前人成句与诗意。陈振孙云：

“美成词多用唐人诗檃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张炎云：“美成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沈义父云：“作词当以清真为主，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词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清真之名作多有化用前人诗意者，如《西河·金陵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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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谁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此词化用刘禹锡诗意甚明。第一片，化用刘禹锡《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第二片，莫愁句用古乐府《莫愁乐》：“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后半仍用刘禹锡《石头城》：“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第三片则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虽然是化用前人成句与诗意，但也确实“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正如张炎《词源》所称：“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化用前人成句，几无痕迹，但却缺乏创新之意，完全是前人诗意的重新装点，所以文字虽佳，技巧虽精，“意趣却不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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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善于铺叙，用词精工细腻，结构曲折回环。自柳永开始，铺叙即为词之典型特征，也是别于诗者最为显著之点。周词之铺叙，在语言上又有别于柳词，更为细腻、更为典雅，更为曲折，也更注重文字之含蓄。沈义父《乐府指迷》称：“炼句下语，最是要紧。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到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箸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

此种用笔正是细腻铺叙之必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用典，自然显得华美而典雅。蔡嵩云在《乐府指迷笺释》中说：“美成《解语花》‘桂华流瓦’句，单看似欠分晓，然后下句‘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观之，则写元夜明月，而兼用双关之笔，何等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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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语言风格的需求，在词作结构上亦需要曲折回环，不可再如柳永一般唯恐不够直露，所以周邦彦词作的结构往往是一波三折，欲进又退，盘桓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