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雄并起的三国，谋臣良将各为其主效力，可谓群英荟萃。张昭（公元156—236年)，也算的上其中的佼佼者。他辅佐孙策、孙权兄弟二人开创了东吴政权，是东吴的开国元勋和决策人物。孙策在临终时曾以“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委以重托。孙权登基后，更命张昭为辅吴将军，待以师礼。可惜张昭后期建树平平，屡与孙权较真，最后不得不以年老多病辞官。可以说，张昭的“冷遇”与其固执高压式的沟通模式有着极大的关系。
例如，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于武昌钓鱼台宴请诸臣，待以水酒，说：“今天饮酒，一定要醉倒在这里不可。”张昭听后，板起脸，愤而离席，孙权派人招他回来，张昭一脸严肃地说，从前殷纣王，“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你和他没有二致。孙权听了此话，默默无语良久，宣布罢宴。此外，张昭还动不动就对孙权说：“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志在忠益，俾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话虽不错，却暗指孙权不如太后、桓王英明成熟，令孙权颇失面子。
还如，东吴嘉禾元年（公元232年），辽东太守公孙渊叛魏臣吴，孙权闻之大喜，遣使大加封赏。张昭认为其降有诈，极力谏阻孙权。孙权不能忍受，按刀大怒说：“吴国之士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吴国的人们入宫拜我，出宫就拜你，我对你已经够尊敬了！而你呢？经常面对群臣让我下不了台，我真怕自己失去理智而杀了你。）”张昭泪流满面，以不负太后、孙策顾命之托，据理力争。孙权也“掷刀致地，与昭对泣”，却仍拒谏不纳。此后，张昭托病不朝，孙权知其原委，生气地派人用土把他家的门堵上。张昭则从里面也以土封门，表示不再出门。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昭的判断是正确的，孙权后悔不纳张昭之言，故“数慰谢昭”。但张昭就是不出，孙权“过其门呼昭”。张昭辞以疾笃。孙权放火烧门，逼他出来，但张昭还是坚不出门。孙权气得没办法，急忙命人救火。最后张昭被儿子扶出，孙权才得以与他见面。
按理说，张昭直言不讳，尽忠职守，是想让孙权成为一个理想的帝王。但过度的耿直与批评，则会逾越君臣之大限，孙权会越来越反感张昭。东吴嘉禾元年，孙权称帝后大会群臣，张昭举笏致贺，但还没来得及张口，孙权就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如此讽刺张昭当时的主降之举，可见孙权早就对张昭心怀不满。
张昭在沟通中固执己见，不知变通，常把心气甚高的孙权折腾得低声下气，没了君主帝王的尊严。难怪当丞相职位空缺时，无论百官怎样推荐张昭，孙权绝不松口答应，更直言：“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我难道对张昭有什么舍不得的吗？丞相政务烦杂，而张昭性情刚烈，我如果不听他的，他就会不满意，甚至会产生怨恨，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啊？）”足以可见张昭固执己见、强制压迫的为人处事方式。
与张昭德刚烈固执相比，诸葛瑾的劝说方法则是进退自如、灵活多变，深谙君臣之道。《三国志·诸葛瑾传》记载，（诸葛瑾）与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讬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一次，校尉殷模犯了错，孙权恼怒地要处死他，群臣中许多人劝谏，反而使孙权越加恼火。此时，诸葛瑾却在一边默不作声。孙权问道：“子瑜（诸葛瑾的字）何独不言？”对此，诸葛瑾先请孙权避开众臣，到一边单独交谈。他说：“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厉，陈答万一，至令模孤负恩惠，自陷罪戾。臣谢过不暇，诚不敢有言。（我和殷模等人同样都是在老家当地遭到厄运，这才背井离乡来到江东的，幸蒙吴主的再生之福方得有今日。我本当和这些人一起互相督促策励以报答万一的，却没有很好做到这点。殷模辜负你的恩惠，自陷罪责，我想到这中间也有我的过失，实在不敢再说什么劝你的话了。）”孙权听了为之动情，最后赦免了殷模的死罪。诸葛瑾以退为进的沟通放笔，既表明了自己的反对立场，又给足了孙权面子，堪称善解上意的典范。这比张昭的直谏方法高明了不知多少倍。
其实，张昭只要注意沟通方法，孙权还是很愿意接受其批评意见的。例如，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孙权好田猎，常亲自骑马去庱亭射虎，并多次身入险境。张昭私下劝谏孙权，作为君主应“驾御英雄，驱使群贤”，而不应驰逐于原野，校武于猛兽，这样一旦有所危险，恐遭到天下人耻笑。孙权听了，忙谢张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惭君。”之后，孙权还专门做了射虎车去打猎，以避免在狩猎中遭受猛兽的围袭。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