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大足之前，心里是有些期盼的。
佛教的石刻看过不少，敦煌的汉晋佛教故事、云冈魏晋的艺术风格、朗勃拉邦的中世纪石刻，都是记忆中美好的珍藏。
于是西行，在山城重庆的雨雾中，寻访大足的摩崖石刻，隐约中感觉那是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
一路告别的，是城市的繁华和喧嚷，不禁思忖着大足该是个怎样的一方水土清净之地。
陪同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值得用三个小时的车程，来细细品尝的地方。而我却在想，这片唐、宋时期的宗教摩崖石刻，长期以来就是潜藏在我心中的一个佛教梦想，让我心生向往。
本来是想看看北山和宝顶山二个最为著名的摩崖，却因为时间的原因，只能在宝顶山绵绵秋雨的陪伴下，静静地徜徉在大佛湾形似“Ｕ”字形的山湾中。
宝顶山造像刻于东、南、北三面崖壁上，依次刻有六道轮回图、华严三圣、佛传故事、释迦涅磐圣迹图、地狱变相、圆觉洞等三十一幅庞大的佛雕群，全部造像图文并茂，无一龛重复。
石刻以佛教造像为主，兼有道教的造像，属于石窟艺术的范畴，并且突破了一些宗教的约束，使造像更具人性化，石刻采用圆雕、浮雕、阴雕等形式，辅以其他形式，刻划不计其数的各种人物形象，以及众多的社会生活场面，画面生动、精致，雕刻灵巧、美丽，故事众多、丰富，而其中更多的故事和我们的生活有关，比如生老病死、善恶色谎、知恩报恩等等……
比起其它地方的佛教石窟来说，更多的讲述是我们生活中普通生动的画卷。
按佛教史籍记载，中国密宗盛行于公元8世纪初叶，流行于黄河流域，至公元9世纪初日本僧人空海东传日本后，在中国汉地渐至衰落。
而宝顶山造像及其碑刻文字，无可争辩地表明，公元9至13世纪，密宗在四川不仅未见绝迹，而且处于兴盛，晚唐时期四川西部的柳本尊自创密宗，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苦行传道，弘扬大法。
到南宋中期，高僧赵智凤承持其教，号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在昌州大足传教布道，创建了宝顶山摩崖造像这座石窟史上罕见、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页。
源于古印度的石窟艺术自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后，分别于公元5世纪和7世纪前后（魏晋至盛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先后形成了两次造像高峰，但至公元8世纪中叶（唐天宝之后）走向衰落。
而位于长江流域的大足摩崖造像却在此时异军突起，从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建成了以"五山"摩崖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形成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又一次造像高峰，从而把中国石窟艺术史向后延续了400余年。
此后，中国石窟艺术停滞，其他地方未再新开凿一座大型石窟，大足石刻也就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建设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
中国石窟艺术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石窟艺术都积淀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模式及内涵，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早期石窟艺术魏晋时期，公元4～5世纪受印度犍陀罗和笈多式艺术的影响较为明显，造像多呈现出"胡貌梵相"的特点。
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期石窟艺术隋唐时期，公元6～9世纪表现出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作为晚期石窟艺术（晚唐至南宋时期，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代表作的大足石刻在吸收、融化前期石窟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于题材选择、艺术形式、造型技巧、审美情趣诸方面都较之前代有所突破，以鲜明的民族化、生活化、故事化特色，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艺术的典范，与敦煌、云冈、龙门等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
阅读宝顶山浩瀚的佛教传承，我最大的感受是那窟“父母恩重经变相”中的知恩者少、负恩者多的题词，让人多少产生太多的感慨。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我们何尝不是在知恩报恩中，寻找人性的光辉，但是感恩的心情，伴随着我们对于佛教的理性思考，将生活的命题和佛陀的感知联系在一起，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也许，这就是大足石刻给予我们的文化传承。
信神不信教，信仰多元化，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我对于佛教的浅显认识，而大足石刻作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物，便是其重要实物例证。
从秋风细雨中的山路上下来，我流连忘返的心情，因美丽的石窟而变得明朗、清晰，不是因为那些雕刻精美的石窟艺术，也不是因为赵智凤穷尽七十年的弘法大作，更不是因为寻访到了我的梦想，而是因为那些佛窟中传承的文化和文化中的命题，让我体会到了佛教之外的内在感受。
远去的是艺术，体会的是人性，这或许才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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