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现在，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由于史料阙如，夏以前的历史很是模糊。便商和周的早期，也难有确切的纪年。原来历史教科书上确认的中国有确切纪年是在公元前841年。
1996年，我国启动了一次项史无前例规模宏大的文化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尽管这项工程后来倍受争议，但我仍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程。它最起码能证明，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溯我们本民族的历史。何况，它毕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考订出几个关键性的年代，譬如武王伐纣，结论是公元前１０４６年，还考订出西周历代王的在位时间，这为我准确了解《诗经》那个时代，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很感谢这项工程。
《封神演义》是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一本神话小说，说的就是纣王无道武王伐纣的事情。它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吧。反正那个殷（商）纣王的确是很坏，史学家司马迁就是这样写的。司马迁说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又说：“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总之是坏事做绝，还杀了好多劝谏的大臣，把当时的西伯侯，即后来的周文王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文王的大臣派人给纣王送了好多珍贵的礼物，才把文王救回去。文王回去后就暗地里“修德行善”，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诸侯多叛纣而归西伯”。文王死后，武王即位，终于在公元前１０４６年举兵伐纣，灭了殷商，建立了周王朝。
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总要为自己歌功颂德，同时宣扬君权神授。怎样宣扬君权神授哩？神化自己的祖先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商人就宣扬自己的祖先契是其母亲吞了燕子蛋而生的，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后来的秦也抄袭了这个说法，说自己祖先的来历是“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汉朝也不甘落后，宣传的招数更奇，《史记。高祖本纪》说：“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我相信司马迁没有胆子敢编造出这个故事，说本朝高皇帝的母亲和蛟龙交配，他不想要命了呀？这一定是刘邦自己编出来的。包括什么白帝子、赤帝子，都是他编出来的哄人的鬼话。总之，这些王朝君主的祖先都是神，言外之意：你等人的后代敢跟我神的后代对着干？找死呀你？这个宣传现在看来滑稽可笑，但当时，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对愚弄无知百姓，恐吓敌对势力，稳定新生政权，大有作用。
周人更是造神的高手。他们说自己的祖先后稷是其母姜嫄踩了天帝的足迹而有身孕，并且把后稷出生后被遗弃的种种神奇故事编成诗歌，演而唱之，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首诗叫《生民》，被编在《诗经。大雅》里面。我后面会专门讲述这首著名的史诗的。
一方面要神化祖先，一方面要歌功颂德，这就形成了大量的宗庙之诗。诸侯国说，兴你周天子有诗，不兴我们也编诗唱着玩呀？于是诸侯也有了诸侯的诗。老百姓说，兴你们州官放火，不兴我们百姓点灯呀？你唱我也唱！于是，在十亩之间采桑，唱歌；在东门等情人，唱歌；在桑间幽会，唱歌；干活累了，唱歌；行役倦了，唱歌；肚子饿了，唱歌；想念我亲爱的丈夫了，唱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你唱我也唱，一时间周天子的辖下，到处是诗的世界歌的海洋。这就是所谓的“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周天子周官家重视文化宣传与诗歌创作，对民歌发展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周天子设有太师，各诸侯国也设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各国把民间的歌谣一汇总，献给周太师。周太师挑挑拣拣，分类编纂――这应该就是《诗经》产生的由来。
我在前言中说，中国诗歌的源头在原始歌谣，在《尚书》“五子之歌”。我们学文学史，老师讲过这些。它押韵，文字简约，以少少总多多，已经符合诗歌的基本特点，所以，它们应该就是诗。《尚书。虞书。舜典》记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段话在文艺批评史上的地位非常崇高，袁枚、方玉润等都对它推崇备至。我想，那个时候既然有了这么精辟的文艺理论，一定有与之对应的文艺作品，只是没有保留下来而已。何况，传说尧时有《击壤歌》，舜本人写过《南熏》之诗哩？夏朝的“五子之歌”，部分章节和《诗经》已经无法分辨，且《尚书》里面，时有韵文。商朝统治时间够长，而且商人的文明程度远比周人为高，应该有很多类似于《诗经》的诗。据方玉润考订，《诗经。商颂》都是商朝的诗歌，我认为是可信的。可惜，商朝的《诗经》，我们无法见到了。
除《商颂》而外，《诗经》里最早的诗，是周文王时期的。最晚的，是周定王时期的。据考证，《诗经。陈风》里的《株林》等，是讽刺陈灵公和夏姬淫乱的，此事《左传。宣公九年》有记载，即周定王七年（公元前600年）。武王伐纣既然在公元前1046年，文王肯定比武王早啦，那么，可以推定，整个《诗经》的形成，有一个长达500年的漫长过程。
《诗经》的作者，有的本诗中就有记载，例如《小雅》的《节南山》明说“家父作诵”，《巷伯》明说“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的《崧高》、《保民》都明说“吉甫作诵”；有的可以从别种古书上查出来，例如《尚书》说《鸱鹗》的作者是周公旦，《左传》说《载驰》的作者是许穆公夫人，《常棣》的作者《国语》说是周公，《左传》说是召穆公。但有作者可指的毕竟是极少数，大量的诗是采诗官从民间收集起来的，我们无法知道它的作者到底是谁。
《诗经》的编排，是按风、雅、颂三大部分排列的。风，包括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共160篇；雅包括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笙诗的问题不讨论）；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总共305篇。因取其整数，常被称为“诗三百”，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至于为什么被称为风、雅、颂，好像至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一般认为是与当时的音乐区分有关，风，是地方音乐；雅是朝廷之音；颂就是宗庙祭祀的歌。有人说，《诗经》原来有好多篇，后来经过孔子删诗，而成今天的篇数。这个说法已经被人批驳过了，理由之一就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记载的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请观于周乐”。鲁乐工为之演奏的《诗》，其编排和今天我们见到的《诗经》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一年，孔子才8岁，所以，孔子删诗的说法应该是不成立的。不过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看来孔子对《诗经》是做过一番审订校正的功夫的。
《诗经》的表现手法，主要是赋、比、兴。朱熹的解释是：赋者，铺陈其事而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个定义言简意赅，无须赘言。
《诗经》的艺术特点，概言之有这么几点：一、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当然也有一言、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等）；二、重章叠句的篇章结构；三、各种修辞格的运用（如比喻、拟人、夸张、对偶等）；四、大量的双声、叠韵、叠词的运用；五、生动的口语，等。兹不展开论述。
《诗经》的功用问题。今天，《诗经》是几乎被人遗忘了的，但是，在《诗经》那个时代，它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时，诗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大致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上，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二是用于政治、外交及其它社会生活中，作为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人们往往通过“赋诗言志”或“献诗陈志”，把自己的意图表达出来。如果不能熟练地掌握《诗经》，往往会闹笑话，被人看不起，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左传》、《国语》等书中，《诗经》里的句子被引用的例子随处可见，有人已做过精确的统计，姑从略。到了孔子时代，孔子把《诗经》作为弟子们修身养性的重要功课。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这段对于《诗经》功用的论述，直到今天仍被人们奉为圭臬。孔子还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读《诗》的目的，就是要能通达政务，能在出使他国（包括在本国接待宾客）时应对如流，可见孔子是多么重视《诗经》的社会功用。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3年），始皇用李斯之策，焚书坑儒。儒家传《诗》之脉就被割断了。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用董仲舒之策，又独尊儒术，这中间隔了80年的一个断层。后来毛公等人传《诗》，于是有《大序》，有《小序》，有些话也很精辟，但解的总是觉得过于穿凿。后来人们为了澄清《诗》之本义，各抒己见，纷争迭起。想使《诗经》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解释，我估计不太可能。一本烂帐，估计谁也算不清。别人怎么解，我就不去管他了罢。
读者诸君若对我还有点信任，对我的分类还感兴趣，那么，不妨斟上一杯我们上好的信阳毛尖，一边品茶，一边细细品味《诗经》，并随着我的脚步，我们一同慢悠悠的走进《诗经》那个时代。
以上是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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