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隐蔽战线往事：第二季5·从吉鸿昌到陈赓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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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隐蔽战线往事

前文回读：

第二季1

第二季2

第二季3

第二季4

第二季5

将帅无能累三军

吉鸿昌，河南扶沟人，18岁投冯玉祥军中，胆略超群、骁勇善战，军中人称“吉大胆”，因屡立战功从士兵累升至军长并兼任宁夏省政府主席。

吉鸿昌作战勇猛的事例散见于各类文史资料中，现摘录一二：

1、西北军在执行李大钊的“固甘援陕”策略时，在平定甘肃的战事中，当身高马大的吉鸿昌旅作为援军抵达兰州时，守军都“非常振奋”。天水攻克后向东进攻平凉时，“张、韩两部挡不住梁（冠英）、吉（鸿昌）二部的奋勇冲杀，向平凉溃去。因没有骑兵，吉鸿昌嫌步兵追赶迟缓，下令各团、营长及传令兵一律把马交出，他亲自带一个副营长乘仅有的24匹马向敌军追杀。张军虽已败退，但仍有数千之众，吉率24骑追赶可谓危险，从此西北军中有了'吉大胆’的称呼。”

2、解围西安时，吉旅又作为前锋部队首先强渡渭河，兵临西安城下时，吉鸿昌又“亲临阵前指挥”，攻破镇嵩军的围城阵地，“吉鸿昌旅入城后，见守城的陕军官兵都饿得站不起来，只能坐在街头向入城军举枪行礼。”

3、“固甘援陕”的下一步是“联晋图豫”，西北军潼关誓师后开始东征，铁门关因地形险要，防守火力猛烈，已升任师长的吉鸿昌“求功心切，脱掉上衣赤膊到阵前督战。”

4、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之战时，身为军长的吉鸿昌“亲自赤膊抡大刀上阵，全军将士均奋勇杀敌，浴血苦战。”

5、在吉鸿昌军人生涯最后一战的攻打汤山之战中，“吉鸿昌袒露胸膛，手持大刀，率先冲锋。这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全军为之鼓舞。”

刘秉琳就是在这次汤山之战中被子弹打穿了裤腿，后到靖任秋家中换了裤子的。

与吉鸿昌联络、策动其起义的共产党人先有王定南、刘仲华，后有浦化人、宣侠父、吴成方。吉鸿昌欲在潢川发动兵变起义未遂，被卸兵权而被迫“留洋考察”。

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吉鸿昌赶回国内。当日军向山海关内渗透，热河、察哈尔两省危在旦夕之际，吉鸿昌直接向北平特科（中共北方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提出入党申请。

入党考验期间，吉鸿昌南下上海，又从上海经武汉来到麻城的宋埠、尹家河等地，发动了宋埠起义。

起义失败后，吉鸿昌带着突围而出的几个人进入鄂东北苏区，沈泽民、郑位三、徐海东等留守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人对他“热情招待”，但对吉鸿昌的投奔却“不予收留”，三天后被“礼送出境”。

这令吉鸿昌大惑不解，为什么共产党的队伍不肯收留自己？

徐海东没有明说原因，对他说：“不是组织不相信你，你的身份比较特殊，与其留在红军队伍中，不如你独树一帜，我们南北呼应，互相支持，这样比你参加红军的作用大、影响大。”

吉鸿昌这才离开鄂东北苏区，手枪团团长傅春早在完成护送吉鸿昌一行的任务后说了声“后会有期，吉鸿昌同志”，竟让吉鸿昌感动万分，这是他进入苏区后第一次有人称呼他为“同志”。

傅春早少将

回到天津的吉鸿昌又密赴北平，吴成方同意其正式入党。接着受北平特科派遣，吉鸿昌南下泰山请冯玉祥出山抗日。冯玉祥随后又派身边的中共党员张金瑞前往北平，与北平特科吴成方、肖明、王梓木等人接洽，以获得苏联和中共的支持。

冯玉祥到张家口后，柯庆施“同张存实等三人于1933年2月抵北平。”张存实又名张振亚，原先也在西北军服役，他是冯玉祥的秘书，也是张克侠的入党介绍人，更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佼佼者。

1933年3月4日，日军前锋仅128骑向热河省发动攻击，东北军守将汤玉麟望风而逃，热河省会承德沦陷；3月底，热河全境沦陷。

冯玉祥借此多次对察省民众公开表示：“热河沦陷，察省眼看不保，我既然住在这里，决不能等着当俘虏，更不能当逃兵，我们必须立即拿起枪来，实行抗战。”

冯玉祥立即着手组织武装，他令原留在汾阳军官学校的师生改编为29军教导团开至张家口并扩编为师，由佟麟阁任师长，又命旧日部属吉鸿昌、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人收容、改编、整顿零散部队，方振武率抗日救国军从晋南介休北上张家口，与冯玉祥会合。

“大量中共人员也进入同盟军，并得到冯玉祥的重用，成为骨干。主要有

吉鸿昌（任北路前敌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

宣侠父（任第2军政治部主任兼第5师长）、

柯庆施（中共驻同盟军最高代表，同盟军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许权中（同盟军中共前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独立第18师长）、

刘少文（同盟军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兼独立第18师政治主任）、

武止戈（吉鸿昌部参谋主任）、

张克侠（同盟军干部学校校长，该校教师，学员大多是中共党员；同盟军被第29军收编后，还任第29军副参谋长）。”

吴成方、肖明等人作为最早与冯玉祥接洽的人自然也在其中，但已被柯庆施后来居上，成为配角了。

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联名发出通电，宣告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组成。

大批民众及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大、中学生，受其抗日精神之感召，在中共河北省委的组织下，成群结队赶赴张家口参加同盟军。

短时间内，同盟军便发展至10余万人。

短期内同盟军收复察东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全军士气大振，全国为之振奋，兵力增至12万余人。

令人遗憾的是，同盟军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

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柯庆施等人在河北省委领导下（省委书记饶漱石），实施了错误的政策，他排斥吴成方北平特科的“特委”；

改组肖明创办的旗帜鲜明的报纸《抗日阵线》，更名为《老百姓报》，任命陈伯达为主编；

违背北平特科

与冯玉祥之间的约定，

改“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

为“里外都红的胡萝卜政策”。

“冯玉祥不让步，'前委’竟不顾战局，指责'冯玉祥始终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并发动群众罢工、罢市，举行反对冯玉祥的示威游行，进而公然喊出了'打倒冯玉祥!’ '紧急动员起来武装保卫苏联 ’的口号。”

何应钦等趁机实施拉拢分化策略，造成同盟军内部出现分裂，其中骨干张人杰、李忠义、冯占海、鲍刚等高级将领先后接受何应钦收买，率部脱离同盟军。

何应钦又密电蒋介石、汪精卫称：“冯军内部分子虽极复杂，其组织手续极为严密，其支持者大多彼之夙将及共产党徒……冯对苏联已有确切联络......所有政治工作人员系共产党员及民（国）十六（年）清党后潜逃之军官学生。“

蒋介石令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方法”，何应钦遂调集16个师15万人进攻张家口，蒋介石也亲临保定坐镇指挥。

“面对大兵压境，柯庆施等人把持的'前委’不但没有采取积极正确的措施，保存同盟军的力量。反而提出'攻打北平，天津’，'夺取华北’的错误方针。用'害怕’，'怕死’，'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打击排斥正确意见的战友，使原本已陷入危机的同盟军内部造成很大的混乱，终致彻底的分裂；冯玉祥也失去指挥权，遂心灰意冷通电下野。”

冯玉祥再次退隐到泰山，等待时机。

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收编，吉鸿昌、方振武紧跟柯庆施、宣侠父等共产党人，拒绝收编，将剩余部队改称为“抗日讨贼军”，公开反蒋，率部南下欲进占北平天津作为根据地，喊出“打到北平过中秋、打进北平吃月饼”的口号，但遭到商震等部的狙击，于9月兵败北平的大、小汤山地区。

写至此，不禁突发感慨，如果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已经是毛泽东，局面会是如何呢？

江山代有才人出

最后，方振武、吉鸿昌为保全部下不作无谓牺牲，同意商震的32军收编其余部。

商震完成收编后，违抗何应钦的命令，暗中释放了方、吉二人。于是方振武流亡香港，吉鸿昌避居天津租界。

由中央军委、北平特科谋划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自此失败，留下了这些后续问题：

1、宋哲元的29军、商震的32军先后收编了同盟军的余部，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便继续潜伏，成为这两支部队中的星星之火。

2、本应由前委承担的失败责任，却被栽到特委头上，吴成方、肖明被召到上海，解除了他们北平特科负责人的职务，北平特科暂由周怡代为负责。

姚蓬子奉命前去接任，却在去往天津途中被抓捕，“他供认自己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但并未供出此次来北平的目的，也没出卖北京特科。”

接着季明被派出，他在北平与周怡刚接上头后，也被抓捕，周怡为免受牵连只得转移到上海，北平特科遂由李光伟负责。

3、柯庆施、宣侠父、南汉宸、刘秉琳等因受到通缉令的追捕和密杀令的威胁，避到了上海，都在中央军委从事秘密工作，吉鸿昌南撤后又回到了天津。

柯庆施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主要原因就是在抗日同盟军时期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4、吉鸿昌、方振武因参加共产党、公开反蒋等原因，先后遇害。

吉鸿昌从上海回到天津租界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与“宋庆龄、冯玉祥、刘觉民、南汉宸、宣侠父、任应岐等组织成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联合全国抗日反蒋力量，组织抗日武装。”各路实力派的代表纷纷到天津进行联系。

蒋介石因此对吉鸿昌“视如眼中之钉”，戴笠便发出密杀令，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具体负责对吉鸿昌实施暗杀。

经一段时间的准备，刺杀吉鸿昌的行动小组组建完成，由陈恭澍负责指挥，情报组长王文和暗娼杨华庭负责侦察，吕一民、吕问友实施刺杀。

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任应歧（即任英琪）、刘少南（王化南，李宗仁代表）、李干三在国民饭店45号房以打麻将为名，秘密商讨抗日反蒋事宜。

（右一为任应歧〈任英琪〉、右二为吉鸿昌）

这一行踪被吕一民跟踪获知，“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

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斜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的位置，杨华庭弄来一个小皮球，在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当茶役开门走进45号送水时，杨将球扔了进去，又以找球为名，进入45号房，侦察了吉鸿昌等人坐的位置，并向王文等人作了汇报。

正在这时，45号房里的牌正好打满四圈，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他也脱掉了棉衣，只穿一件小白褂。突然，房门大开，二吕冲进屋内，对准杨华庭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刘少南当即中弹死亡。吉鸿昌也臀部中弹负伤，待二吕正欲再次开枪时，吉鸿昌急扑上去打掉其手枪，二吕夺门而逃，与李、杨一起仓皇逃走。

陈恭澍秘密联系的法国巡捕早已埋伏在楼下，“闻听枪声，冲上楼来，”将吉鸿昌、任应歧、李干三一同拘捕。

五天后，吉鸿昌、任应歧被引渡。12月24日，“吉、任正进午餐，军法官来到监房，宣读了判决吉、任死刑的命令。吉听后说：'知道了！’神情自若，继续午餐。”

餐后，吉、任要了笔墨和纸，给党写了汇报信，也留了遗书。

任应歧遗书中有言：“大丈夫有志不能伸，有国不能报，痛哉！”

吉鸿昌的《就义诗》更是慷慨悲壮，足以千古流传：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方振武避居在香港期间，因与刘熙众是多年好友，两家由此“时相过从”，珍珠港事件后，他们“时常研究将来到哪里好。

方说：'我是个抗日的决不能住在这里，总想到内陆参加抗日。’”

日军占领香港后的某一天晚上，方振武带着全家六口人来到九龙的丹桂村10号，对刘熙众说：“日本人搜查国民党人员很急，我是个抗日的，绝对不能在此住下去了，打算把家眷托在你这里，我一个人到内陆去。”

刘熙众接纳了方振武的家眷，又帮他找了个带路的人，从香港偷渡到广东，走到中山县境内时，碰到了一队忠义救国军，“经一小官问话之后，请示了他的上司，就送（方振武）赴后方去了。”

刘熙众听带路的人回来这么一说，心中暗暗叫苦，因为“忠义救国军，是蒋介石特务头子戴笠的部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刘熙众多方设法打听，“才听到特务部队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将方秘密杀害了。”

蒋介石曾在上海刺杀陶成章，在广州反过许崇智，由此一步步登上权力顶峰，手下之人也就看样学样，反蒋刺蒋行动一波接着一波，从未消停过。

就在蒋介石坐镇保定忙于指挥消灭抗日同盟军时，他的后院再次起火，这次堆薪烧火的是他的大舅子宋子文。

宋子文在美国的支持援助下，把税警总团扩充到3万余人，并在淮北云台山修建大型飞机场，从法国等地购回大批装甲车以及各种先进武器，又兼莫雄的精心训练，使税警总团的武器装备、作战实力远胜于中央军的甲级部队。

“1933年间，宋子文秘密往返北平几次，与驻军北平的张学良密商……联合倒蒋，遂一拍即合。”

蒋介石是张学良义结金兰的兄长，是宋子文的嫡亲妹夫，但这些人伦道德怎么能抵挡得住对最高权力的贪谋向往。

李宗仁、冯玉祥、杨虎都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张发奎、唐生智、薛岳、陈铭枢、李济深、白崇禧、蔡廷锴、龙云、王家烈、刘湘等等都是蒋介石的部属，哪一个不想取而代之，哪一个没有反过蒋，有些甚至不止一次两次反蒋；

蔡元培、陈诚、何应钦、汤恩伯、戴笠、胡宗南等，个个都曾是蒋介石的心腹之人，哪一个不是在蠢蠢欲动、积蓄力量，哪一个不是在合纵连横，伺机而动。

“1933年夏秋之间某日，宋（子文）事先与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铎商妥，命令驻陇海铁路以东的几万名税警团部队，分乘30列火车往北京方向开出，一下子就把税警总团全部运抵郑州准备与张学良部会合，发动政变。”

“不料由于目标大，引起了蒋介石的心腹在郑州的河南省主席刘峙的注意。”

刘打电话给在保定坐镇指挥的蒋介石，蒋介石马上下令“没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任何部队不得私自调动，”又令铁路沿线的中央军作好战斗准备。

税警总队只得返回苏北海州驻地，“几天之后，蒋便召宋、张到保定见他，迫令宋、张二人'出洋考察’。税警总团则由蒋另派黄埔系黄杰接管改编。宋子文的打算全部落空了。”

张学良被迫出国前，在上海杜月笙处逗留，受到王亚樵哑弹的奚落，这对张学良触动很大，他决心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在上海戒除鸦片毒瘾后出国“考察”，等他回国就任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时，已成为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而焕然一新的张学良了。

待到进驻陕西剿共时，终于在红军面临第二次长征的最危难时刻，与杨虎城联手发动了西安事变，使红军绝处逢生，从而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吉鸿昌、张学良都是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通过切身体会，深刻领悟到：

中国的希望和出路

真的就在共产党那边，

并毅然决然的投向了共产党。

故人生死各不同（1）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期，陈赓在胡家寨战斗中右膝中弹负伤，于1932年10月下旬在交通员护送下“拄着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离开部队，”经新野、南阳、郑州、徐州、南京等地，于11月初来到上海，“妻子王根英帮他和组织接上了联系，然后送他到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腿伤。”治疗腿伤期间，陈赓曾在康生、唐生明家中暂住，也接受过唐生明经济上的资助和活动上的保护。

“1932年12月30日，鄂豫皖省委……决定派邵达夫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邵达夫抵达上海后，组织上安排邵达夫、陈赓、王根英与“湘鄂西根据地领导人夏曦的夫人谭国辅一同隐蔽在一处僻静的住宅里。”

谭国辅和夏曦一同被派往湘鄂西苏区后不久，谭国辅又回到了上海，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专门负责湘鄂西苏区与上海中央的联络工作，此前这项工作是由卢冬生负责的。

湘鄂西苏区遭受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后，红军被打散，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宣传部长林电岩（林炯）及李子芬等人突围后来到上海，与谭国辅接上关系，被安排在上海中央局组织部工作。

陈赓腿伤痊愈，接到前往中央苏区的通知，在出发启程的前一天晚上，陈赓来到钱壮飞的女儿黎莉莉（钱蓁蓁）所在的丽都大戏院，想在演出结束后与黎莉莉见上一面，问问她要给父亲捎带点什么。却不想被昔日的特科叛徒陈莲生发觉，陈莲生一路盯梢陈赓至“周家咀路某里弄楼上”。

史济美得到陈莲生密报后，“遂带同（副区长）许祖卿、（行动股长）陈中柱前往绑架。这个红军师长（注：即陈赓）在楼上极力抵抗，打落了史济美的手枪，滑冲到楼下，向马路上逃跑，史济美在后紧追，正遇租界巡捕，那红军师长被捕进捕房。”

这一天是1933年3月24日。

陈赓被带进公共租界捕房拘押室，有探员向兰普逊探长报告，说原先那个与杨登瀛一起的王庸原来就是陈赓。

兰普逊来到监舍，发现确实如此，想想之前自己曾让这个王庸去捉拿陈赓，现在却成了“要陈赓抓陈赓”这样天大的笑话，不由羞愧难当，恼羞成怒，狠狠扇了陈赓的耳光。

杨光华、林电岩得知陈赓被捕后，急速赶到谭国辅住所，让住在里面的人赶紧转移。谭国辅转移后又于次日回家去取东西，被蹲坑的探员抓捕，遂与陈赓串供，化名陈淑英，成了陈赓的妹妹。

陈赓被捕后，上海行动区又抓捕了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化名张汉卿），史济美又用其软硬兼施、击打软肋的审讯方法让王其良自首，招供了全总机关的地址——山西路五福弄9号。

史济美“于3月28日午后投公共租界老闸捕房，申请协助拘提……”

巡捕房随即派探员与史济美等人“同往该处”，抓捕了全总执行局书记罗登贤、全总宣传部长廖承志、全总秘书余文化三人。

三人被带到巡捕房拘押房后，恰遇四天前被捕的陈赓、谭国辅。

陈赓给廖承志献上一策，让其假意带巡捕房的人去搜捕同党分子，把巡捕引到其母亲何香凝的住处去，以传递消息、获取营救。

病重的何香凝见儿子带着手铐来到家中，早已心惊肉跳，当听到儿子说自己是为东北的抗日武装筹集点物资而被误捕后，已是心领神会，待巡捕押走“肥仔”，急找住在楼上的经亨颐（北有南开，南有春晖）商量对策。

第二天，也即“29日，爱子心切的何香凝发出《致辞全国军事政治长官电》，把廖承志遭到拘捕一事通告全国，呼吁援救。”

党组织为营救廖承志，让鲍文蔚搞清楚廖承志被关在什么地方，鲍文蔚“特意请当时的公安局长文鸿恩的亲戚在新雅饭店吃饭，席间从该人嘴里得知廖承志被关押的确切地点，送给组织。”

接着，宋庆龄带记者律师团到捕房监舍，柳亚子找黄苗子、郁华（以后会详说）帮忙，杨杏佛请吴凯声律师辩护，何香凝被人用藤椅抬着，与吴稚晖等人齐到吴铁城市长的办公室，一致要求保护“烈士遗孤”……

4月1日租界法庭开庭审理罗登贤、陈赓、廖承志、余文化、陈淑英五人案，叛徒王其良、陈莲生出庭指证，除陈淑英外，四人真实身份全部暴露，庭审后，五人全部被引渡到南市公安局。

吴凯声随囚车跟到南市公安局，让公安局长文鸿恩打电话给吴铁城市长，吴铁城正被何香凝、吴稚晖、柳亚子等人缠着，无奈之中，打电话请示蒋介石，蒋介石深知何香凝爱子如命又性格倔强，对吴铁城说“你们看着办吧。”

有了蒋介石的指令，吴铁城接到文鸿恩的电话时，就让文鸿恩放人。文书手续办好，黄苗子在上面盖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大印后，“由公安局将廖承志责付吴凯声律师带回，不是保释，并讲明释放后，只能在家，不能出外活动。”

廖承志被捕后三天即被释放，这让史济美大失所望，因为一条大鱼溜了。

据薛畊莘回忆，这三天里，国民党当局多次要求上海法租界捕房准予会同搜查廖母何香凝寓所，遭到拒绝。

“不久，在法捕房政治处查缉班班长席能的协助下，将藏于何香凝住宅内的许多文件秘密外移，以免后患。”

若当时法捕房同意协查，后果不堪设想。

廖承志一生受七次半牢狱之苦，人生七分之一时间在牢狱中度过，他在长征中未遭张国焘毒手、南方工委事件后未殒命于马家洲集中营、出狱后未与叶挺等人同乘一机飞往延安……

吉人自有天相佑，

大难不死必有福，真是让人不得不信。

故人生死各不同（2）

陈赓等四人引渡后被押解南京，因有蒋介石的特别关照，陈赓得到优待。

4月5日，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等人来到南京，下榻于扬子饭店。

第二天他们首先会见司法部长罗文干，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要求释放罗登贤、陈赓等人，并要求会见黄平，都被罗文干以太极推手一一婉拒。

之后又会见汪精卫，汪答应安排黄平来饭店见孙夫人。

4月6日11点刚过，精通英语、俄语的特务凌康（化名）带黄平来到宋庆龄的房间。

在宋庆龄与黄平谈话期间，凌康寸步不离黄平左右。

已解密的共产国际文件《美国记者哈罗德·阿贾克斯关于1933年4月6日宋庆龄与黄平谈话的报告》中详细披露了这次谈话的细节，杨杏佛也参与了整个谈话过程。

以下是本次谈话的核心：

当宋庆龄用德语问黄平：“听说你背叛了自己的党。这是真的吗？”

黄平避开她的目光，

答道：“是的，这是真的。”

谈话在凌康的干扰下无法正常进行，便草草结束，但宋庆龄已获取了最为重要的信息，后来她得知“黄平有一个哥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工作，靠了他的干预，才保住了黄平的命。”

宋庆龄在回到上海后，给上海中央局写了一个报告，上海中央局据此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如实汇报，共产国际这才相信黄平已经自首。

做完这两项事情，宋庆龄等人又去监狱探望了陈赓等人，后又继续努力营救陈赓，陈赓的黄埔同学宋希濂等人也向蒋介石求情……

多方努力营救下，加上蒋介石也不愿背上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骂名，陈赓、陈淑英“兄妹俩”因此获得了宽松的监禁环境，后来一段时间被软禁在顾顺章细柳巷4号的家中。

有资料记载，陈赓此间曾“密会顾顺章”，陈赓、陈淑英的成功脱逃有无顾顺章的帮助我们不得而知，但据原中统多名人员的回忆材料，顾顺章在与陈赓密会后的举动极其反常，如：

在他的宅中出现了“神秘的蒋云夫妇”，他又在上海找陈蔚如等人个别谈话，告诉他们要“另成立共产党组织”，“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最后竟“蓄意谋叛”，计划成立特务队并要任命神枪手林金生为队长，他曾对林金生说，成立特务队后“我们首先要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干掉。”

看管的松懈和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使陈赓、陈淑英成功的虎口脱险，两人于1933年5月底逃到上海，陈赓随即去中央苏区。

火车到徐州车站，陈赓下车“到站台上换换空气”，被原黄埔军校的副教育长钱大钧发现，陈赓于是两次被钱大钧的护兵请到豪华车厢就坐，与钱大钧喝茶吃饭，畅叙往昔。

面对面坐的两个人一个是去江西加入红军，另一个则是去江西围剿红军，“两人竟然乘同一列火车去同一个战场。”

“列车过了几站，钱大钧对陈赓说，你有事，就走吧，我不拦你，陈赓即起身告辞了。”

据说临别之际，钱大钧还馈赠陈赓三百大洋。由此观之，钱大钧“素有古风、重情重义”的名声也不是空穴来风、浪得虚名。

陈赓历次遇险，从会昌左腿负伤、汕头香港脱险、上海天津脱险、胡家寨右腿负伤、两次牛惠霖医院、再到这次南京徐州脱险，都如奇迹一般，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幽幽之侧皆有天意一般。

陈赓进入中央苏区，长征时担任中央纵队最精锐的部队——干部团团长，在卢志英配合下于皎平渡抢渡金沙江，使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廖承志

陈赓得脱，廖承志还在家中等待去苏区的通知，五月的一天，宋庆龄突然来到何香凝、廖承志的家中，关于宋庆龄的这次突然到访，廖承志及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都写有详细的回忆文章：

五月的一天，宋庆龄突然出现在何香凝的客厅，使廖家母子十分惊讶，因为他们知道宋庆龄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更不会事先不打招呼就一个人上门来。

何香凝慌忙沏茶招待，宋庆龄却若无其事地同她寒暄，一面向廖承志眨了眨眼。

何香凝明白她一定有重要事情，便托词去拿糖果回避了。

当客厅里只剩下宋庆龄和廖承志时，他一时不知从何开口，便叫声“夫人”，宋庆龄微笑着说：“不。叫我叔婆。”

这时宋庆龄脸色凝重，明晰而简洁地说：“我今天不能待久，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廖承志非常惊讶，说“最高方面？”

“国际”，宋庆龄回答他说。

接着，她问廖承志两个问题：

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能否坚持下去？

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廖承志回答第一个问题：“很难”，

回答第二个问题：

“叛徒名单我马上写给你。”

宋庆龄微笑着说：“好，只有10分钟。”

她起身到何香凝房间里去了。

10分钟后，宋庆龄回到客厅，把廖承志写好的纸卷起来，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将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纸卷放进香烟里。

然后从容地和何香凝手挽手走到楼梯口。

“我自己下去，不要送了。”宋庆龄说。

廖家母子不知说什么好，宋庆龄淡淡一笑，有把握地说：

“不要紧，安全的。”

说着便慢步下楼，出了何香凝家的大门。

直到“1933年8月底的一天，姐姐廖梦醒回到家中，把一支神秘的香烟交给廖承志。廖承志打开一看，是党中央通知他到中央苏区的密件。”

“后来因为中央苏区的交通已经断绝，改为去川陕苏区。廖承志给柳亚子留下一封信，感谢他为搭救自己而做的努力，并托他照顾母亲，然后便打扮成码头工人，在交通员的陪同下，从上海坐船到重庆。

廖承志到重庆后，转乘汽车抵达成都。由于一时没能接上去苏区的关系，又不懂当地方言，为避免暴露，中共四川省委安排他装病住进医院。”

三个星期后，廖承志（化名何柳华）同罗世文（化名罗登华）一起，在中央交通员王治齐（化名杨德安）的护送下，经绵阳、三台、盐亭、南部、阆中、苍溪秘密交通线东上，进入了川陕根据地。

廖承志到达后将随身携带的中共中央（注：指上海中央局）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这两件东西，交给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傅钟。

“对于红四方面军而言，这两件东西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敌军密码破译法……”

谭国辅后被派往东北，担任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此时杨光华已接任林电岩的满洲省委书记一职。

他们三人后来全部到苏联接受王明等人的审查，除杨光华历经艰难于1956年回到祖国外，林电岩、谭国辅都在苏联被秘密处决而客死他乡。

廖承志、陈赓、谭国辅先后被营救脱身，罗登贤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他也没有像余文化那样选择自首，所以等待他的，是革命者被捕后最大概率的结局。

1933年8月29日，被冯仲云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始者”的罗登贤就义于南京雨花台。

邵达夫更悲壮，1933年6月，“邵达夫经河南回到了（鄂豫皖）苏区……担任了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副司令……当年11月，邵达夫被免去了职务，以'取消派’的罪名遭到处决。”

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奉命筹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满洲特科的赵唯刚也调到这里工作，“两人共同回忆起并肩战斗过的邵达夫，（都）为……这位战友惋惜不已。”

[未完待续]

参考书目及资料：

1、《西北军演义》 作者：骏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