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史
同人
按：中国由有句老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明白先进工具对工作的重大帮助，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的进步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主义马克思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后产生的先进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作为以主义马克思作为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自是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紧密结合的，自然不会排斥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电台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对党的工作尤其是秘密工作有着巨大的帮助，自然受到我党的高度重视。中共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建立自己的秘密电台系统？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期间有哪些前辈做出了贡献？……上海隐蔽战线诸多令人着迷的历史秘密就在系列文章中一一呈现！
往期回读：
第四季
一、又见裘尔斯
1940年5月，四辆军用大卡车从延安出发，车上坐着的都是到各地开展秘密工作的中共精英，他们在周恩来的带领下，一路通关过卡，蜿蜿蜒蜒一直开到了陪都重庆，其中一辆卡车又马不蹄停的开往桂林。
这辆卡车上就有叶钟英、张志申、侯德华、朱月三、汤绮一行五人，他们受组织派遣，前往上海建立秘密电台。
他们辗转桂林、贵阳、重庆、香港等地后，终于在同年11月底来到了上海。
乔犁清代表组织安排他们住进了贝勒路福熙村48号（今黄陂南路710弄卫国新村）。
叶钟英是湖南长沙人，父亲叶江是中共早期党员，1931年任中共长沙巡视员时被杀害于长沙，母亲朱月三带着叶钟英姐妹隐姓埋名生活在长沙。
1938年长沙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朱月三带着叶钟英姐妹找到了八办，提出母女三人一同参加革命的要求，得到同意后，母女三人先后被送到延安。
16岁的叶钟英与姐姐都被选拔到无线电训练班参加学习。
据《叶钟英讲述潜伏上海两年半》记述，“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培训后，我们就分别地被派了出去。我姐姐去了北方某地，我和母亲被派到上海。”
叶钟英化名朱萍芳，担任电台的报务员，“我们母女俩住在三楼，男同志（注：即张志申）住在亭子间，二楼住的是一个资本家，他家的两个保姆晚上都睡在过道上。”汤绮被安排住在底楼，掩护电台，张志申扮作汤绮的外甥。
侯德华为译电员，与乔犁青同住在马当路一家煤球店楼上的亭子间里。
叶钟英继续回忆道：“我负责的电台开始是准备跟延安联络的，可是开机后怎么都联络不上，为此我急得直哭。心想组织上安排我是跟延安联络的，现在一切都安顿好了，电台也架设好了，可就是联系不上，这可怎么办。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向组织汇报。上级派来了一个叫'小李’的人，以后我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叫刘人寿，也是在上海搞这项工作的。
晚年刘人寿
他来检查试机后得出的结论是功率不够，当时我使用机器的发射功率是40瓦。经过向组织汇报后，最后组织上决定我这部电台改方向跟香港联络。因为男同志在工作时间就要守在亭子间，过了一个时期组织上就安排这位男同志去学习机务，以后一旦机器出现故障他就能临时处理，这样人员的安排就更加合理了。于是每天晚上我就收发电报，第二天白天我母亲到复兴公园去接头，送出收到的电报、取回要发的电报。”
母亲朱月三在复兴公园接头的人就是交通员乔犁青，乔犁青从朱月三那里取回收到的电文，又将要发的电文交给朱月三。
这部刚建立的电台不能与延安联络，着实愁煞新人刘人寿，但难不倒牛人潘汉年。
于是汉斯·希伯、秋迪·卢森堡（裘尔斯）夫妇家里的电台再次被借用。
据刘人寿后来回忆（见陈邦本《“全能特工”刘人寿和他的妻子》）：“从1941年5月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止，我遵照汉年指示，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288弄1号3楼设专事向延安拍发战略性重要情报的电台，我担任报务员兼译电员。由住在二楼的国际友人汉斯希伯的夫人裘尔斯做掩护。她在一家外国医生的诊所当护士。”
这些“战略性重要情报”自然包括上海情报科日籍情报员提供的众多情报，包括苏德战争爆发时间、日军采取南进策略而非北进进攻苏联等等。
写到这里，应该要对希伯和秋迪夫妇作一介绍叙述了。
汉斯·希伯、秋迪·卢森堡（裘尔斯）夫妇都是德共党员、国际主义战士。希伯参加过北伐军，与宋庆龄、巴林、史沫特莱、魏璐诗、耿丽淑、马海德、路易·艾黎、甘普霖等人在上海一起从事地下工作，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后，他先后到过陕北、皖南、苏北、山东等根据地，采访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罗荣桓、陈毅等众多中共领导人，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过深入广泛的报道。
据此，有些文章认为希伯还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
裘尔斯协助丈夫开展工作，采购医药及医疗器械支援中共，也深入过苏北、山东等根据地，在日军即将对山东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希伯不肯撤离，而让妻子裘尔斯提前撤到了上海，这成为他们夫妇的永别。
在惨烈的大青山突围战中，“希伯实在跑不动了，在一块大石头旁吞了药就倒下去了……”这是希伯牺牲的真相，他的翻译也是这样自我殉难的。
汉斯·希伯成为第一个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欧洲人。
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曾这样评价过汉斯·希伯：“他是一名记者，却是以一名战士的身份在战场牺牲；他是一名欧洲人，却是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牺牲的。”
希伯牺牲时，裘尔斯正在上海掩护刘人寿发报。
直到希伯牺牲四年之后，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有关部门才与秋迪联系上，把希伯牺牲的噩耗告诉了她。秋迪悲痛万分，立即来到大青山，冲着希伯牺牲的地方呼唤着他的名字……离开沂蒙后，她独自去了德国。”
“18年后，依然独身的秋迪·卢森堡忍受不住对丈夫的思念，又万里迢迢重返大青山，为希伯扫墓……1981年，年过六旬的秋迪又来了……她亲手采了一束鲜花放在希伯的墓前，含泪告诉丈夫：'我老了，走不了这么远的路了，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来看你了。以后不能来看你，你要原谅我！’”
秋迪这次告别沂蒙后，直至92岁高龄逝世，再也没能回来。
二、潘汉年的失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入了上海租界，裘尔斯家的电台即停止了工作，中共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仍有潘汉年系统的叶钟英台，刘少文系统的李白台、郑执中台和杨建生台、中共江苏省委的李星峰台、浦东游击支队的王光台在继续工作。
1942年夏，住在福熙村48号的叶钟英已感觉到危险的临近，因为“有时有陌生人来找人，有时是有人来问这里住的是什么人等等。最后日本鬼子的无线电测向车就停在马路边的弄堂口了。”
叶钟英赶紧把这个情况告诉交通员乔犁青，“上级听了我的汇报就立即叫我撤出，把我和我母亲安排到一个倾向共产党的人家暂住，地址是劳勃生路，即现在的长寿路大自鸣钟附近。”
叶钟英母女搬出此处后，电台由张志申担任报务员，组织上又安排孟述先、苏利民夫妇通过正常的房屋转租手续，住进这里掩护电台，孟述先特意关照保姆，夜晚未经他的允许不能开门。
除此之外，还在张子申的房间里装了警铃，开关是一枚钉在孟述先夫妇房内墙上的钉子，为防注目，特意在钉子上挂了一件衣服。
只要楼下钉子一按，三楼张志申房间的警铃就会发出警报。
新任报务员张志申是陕西富平人，1938年6月参加八路军，次年进入延安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虽然他参加革命时间较短，但为人沉着机智，善于应变，警惕性高，他掌管电台后，在木板夹墙的支柱中挖了一个能隐藏电台的洞，每天发报完毕即将电台藏进洞里后再将夹板恢复原样，这个夹板旁边又是一个放热水瓶、水杯的案几，外人无从察觉。
这些预防保护措施，在后来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拯救了张志申甚至整个密台小组的生命。
叶钟英撤离后不久的一天深夜，保姆急切叫醒孟述先，随之孟述先听到一阵阵的敲门声，苏利民随即摁下钉子，三楼正在发报的张志申发现警报，迅速熟练地将发报机拆卸后藏进洞里，恢复档板，摆好水瓶水杯，熄灭电灯，将蒙灯的灯罩和窗前当作厚窗帘的毯子取下，一口气完成后，躺在床上假寐。
日军的便衣侦探在翻译的带领下，层层搜查，忙乱了半天，除了扯掉室外一根天线外，什么也没有找到。
这种天线，当时有收音机的住户几乎都会装一根。
如此惊险的一幕，张志申自然向乔犁青汇报，黄景荷得知后，赶到马当路侯德华的住处，通知他紧急撤离。
侯德华二话不说，随即收拾一下便撤离了住处，跟黄景荷转乘公共汽车，来到康梯路（今建国东路）一个居民家中隐蔽起来。
他这一隐蔽就隐蔽了半年，直到有天大雪纷飞，“门口突然出现一个穿着入时、宽大的头巾包得只露出眼睛的少妇，直往屋里走来”为止。
乔犁青通知张志申在原地再坚持几天，张志申表示：“坚决服从决定，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损害组织。”
这个通知来自于潘汉年的决定，他认为从敌人搜查了附近好几处房子这一情况看，敌人尚未锁定电台的准确位置，认为如果立即撤出，反而会暴露目标并累及担任掩护任务的地下党员，所以主张再观察几天再说。
从这几天的观望中，我们再次领略到张志申的机敏，叶钟英继续讲述道：“有一天，我想去找那位男同志了解一下情况，走到杜美路，现在叫东湖路，看到他从对面走过来。当他走近我身边的时候，朝我使了个眼色。我看到他使眼色，就估计有问题了。
我也没吱声，没跟他打招呼，目光也没有朝他看，而是扫了一下他的身后，看到有人跟着他。于是我就径直走去，跟他擦肩而过，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就站在杜美大戏院即现在的东湖电影院外面看海报。他可能也猜到我想知道情况，就又从我身后走过，轻声地说：'昨天晚上来了，你别说话。’听了他这句话，我就慢慢地离开了那里，以后他的消息我就不知道了。”
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张志申在知道自己被跟踪盯梢的情况下，至少做对了三件事：一是使眼色示警，二是明白自己的同志想要了解情况，三是告知情况后不忘提醒对方不要开口。
鉴于张志申被跟踪盯梢这一情况，电台自然停止工作，乔犁青、张志申不久后即撤离上海，转移到华中根据地，设在福熙村的电台也就此终止。
这次的侥幸脱险，全赖张志申的巧藏电台、被跟踪盯梢时的机敏应变和孟述先的防护措施，而非潘汉年的判断正确。
而上海情报科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段，因为潘汉年同样的预判，遭受了一场几近灭顶的无妄之灾：佐尔格的东京拉姆扎小组被破获后，东京警视厅后来发现了尾崎秀实与中西功等人有关联的线索，于是顺藤摸瓜，于1942年6月16日同时在上海和南京抓捕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21天后，其他日籍情报员被捕。
在此紧急情况下，钱明三次向组织报警，但潘汉年、吴成方仍没让上海情报科的中方人员紧急撤离（哪怕是搬搬家），在侥幸心理的支配下，坐失了长达43天的撤退良机。
中西功、西里龙夫在被捕43天后，终于扛不住酷刑，招供了上海情报科的中方人员姓名和地址，然后就是令人痛心的场面，除少数几人得以幸免脱身外，大部分成员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集中逮捕。
日本方面将此案命名为“中共谍报团案”。
郑文道（程和生）为实现自己誓死保护组织和中西功的誓言，在被捕时跳警车，在审讯时跳高楼，英勇牺牲。
西里龙夫后来访问中国时，特意到郑文道跳楼殉难之地凭吊哀思。
（详情可参见《“国宝级”的日籍情报员》
叶钟英在回忆她的撤离时说“1942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和我母亲坐轮船去新四军根据地……（新四军）北撤的时候……我是去山东的。以后就是跟着第三野战军一路打到了上海。”
三、倾力营救李白
在张志申、叶钟英他们撤出上海后，潘汉年在上海的部属中只有刘人寿一个人懂报务，但他又不懂机务，所以潘汉年介绍刘人寿与涂作潮认识，让他向涂作潮学装配维修。
王一知时常装作串门样去各密台看看，1942年夏天，当她看到李白一家住在亭子间耐受着高温闷热，认为机器也受不了这样的高温，不禁心中责怪季建石对他们生活上的照顾不到位。
恰好龚饮冰的好友许彦飞在福履理路福禄村10号（今建国西路384弄10号）新造的房子落成启用，空置的三楼在报上招租。
龚饮冰、王一知就让李白自己前去租房，万源湘绣庄则做了租房的铺保，1942年7月，李白一家迁住到这里。
没成想，住进新房子才两个月，在中秋节的那天凌晨，李白夫妇在家中被捕了！
也幸得硬件高手涂作潮的杰作，李白在日军宪兵特务闯入之前，将收报机上的两个线圈拔除，捋直后扔到了墙角，使这台收报机变回了一台普通的收音机。
由此，从李白家抄获的就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而没有收报机就构不成无线电台，这成为以后不能对李白定罪的一个关键节点。
天大亮后，王一知提着一包点心，向福禄村10号的后门走来，却看见后门关着，一楼住户的保姆站在门前，看见她走来，用左手扶住门把、右手在腹胸前连连摇摆，王一知马上警觉，知道李白这里出事了。
王一知装作无事人一样从容走过，出弄堂后即赶到交通员何建初那里，通报了李白出事的消息，两人分头向各处报警。
王一知设法紧急通知了郑执中和杨建生，等她回到家，朱志明、梁毓哲自然也得到紧急撤离的通知。
紧急撤离就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郑执中夫妇、朱志明、梁毓哲、杨建生奉命撤往新四军二师师部所在地——安徽天长县黄花塘。
“身穿枣红色西服”的康善贤赶到涂作潮的“闻远公司”，通报了李白被捕的消息，涂作潮又赶到刘人寿的住处，告知其李白被捕一事，并在那借宿，躲躲藏藏一周后，涂作潮接到了撤往新四军驻地的通知。
临行前，他告诉已结婚几年的妻子张小梅：“我的真名是涂作潮，不是蒋贵庭。如果我以后回不来、那时候又是共产党坐了天下，你去找党询问我的下落，他们会管你母子几人的饭食，如果共产党坐不了天下，你就当没有涂作潮这个人。”
在交通员王耀三的护送下，涂作潮从真如站上火车，到下关后途经六合，安全抵达中共江苏省委驻地泥皮湾，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电台的机务主任，不久他的妻儿也被地下党接出上海送到涂作潮身边，一家人在解放区团聚。
撤出上海一年后，涂作潮一家五口从新四军军部出发，经泗阳、烟台、天津、北平、太原、忻县等地，历时大半年，终于在1944年7月抵达延安。
龚饮冰、王一知一家先住到了一个朋友家里，撤离前他们找了两个人：一个是许彦飞，另一个是季建石。
许彦飞，湖南长沙人，1923年在长沙《湖南日报》任编辑时，结识了湖南省新闻记者联合会主任委员龚饮冰，两人因意趣相投，时有交往，遂成好友。
许彦飞
龚、王夫妇找到许彦飞后，向他坦承一切底细，并希望许彦飞帮助营救李白，许彦飞听后虽惊奇不已，仍慷慨允诺尽自己所能搭救李白，并将万源湘绣庄为李白租房时出具的铺保书取出，当众撕毁，以解龚、王夫妇的后顾之忧。
之后，龚、王夫妇找到自己的下线、具体负责照应李白等人生活的季建石，命他尽一切力量营救李白，并把郑执中台、杨建生台以及自己一家居住的共计三处房产、电台转移等善后事宜托付与季建石。
交代安排妥当，龚饮冰一家撤出上海，辗转湖南、湖北、广西等地后到达重庆。
营救李白的重担落在了季建石肩上。
李白这次能从日军牢狱中捡条命出来，除却最最重要的自身坚不招供外，季建石坚定的营救决心和三位传奇人物的鼎力相救，实是最大的功劳。
这三位传奇人物除了许彦飞，另两位就是化名张建良的华克之及他的好友、化名张子羽的任庵。
自被捕半年多来，虽然 “每周必定被严鞫（ju）一次两次”，但李白“经受了敌人种种酷刑，他没有说出组织上的秘密，也没有说出任何一个同志的地址和姓名”，除了“只是说有某某商人托他收听国际广播行情，做投机生意，彼此解决生活问题，其他什么都没有说。”
这是季建石托内部工作人员打听到的李白的详细口供笔录。
季建石知道姨夫任庵有营救李白的能力，也想请姨夫出手相救，但又怕自己说不动姨夫，反而会把门关死，正在犯愁之际，季建石“这一天，他忽然想起了华克之，兴奋得在室内打圈圈儿。”
他知道自己的姨夫任庵与华克之是生死之交，如果能让华克之去说动姨夫，营救之事就有把握了。
这个华克之曾是名震上海滩、死硬反蒋分子王亚樵的得力干将，曾上庐山刺蒋，未遂后又组织晨光通讯社，欲再次刺蒋，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惜华之部属孙凤鸣只击中副车汪精卫，却仍成为轰动天下的南京刺汪案。
华克之
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克之赴延安投奔共产党，现已成为潘汉年的得力助手。
任庵是国民党的元老，与蒋介石、周佛海、顾祝同、戴笠皆有很深的渊源，此处只讲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日寇占领整个上海后，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自己在上海的产业安全甚为担忧，而周佛海又在寻求重庆方面的退路。
任庵就在周佛海、顾祝同中间行走，一方面让周佛海保护顾祝同在上海的产业安全，一方面又让顾祝同将周佛海列为重庆地下分子，两人各得其所、各取所需，所以任庵深受此两人信任。
华克之听了季建石对李白案的介绍后，表示一定会尽全力为之。
随之他商请任庵帮忙，又向“老太爷”张唯一作了汇报，张唯一已听刘人寿汇报过此事，同意华克之借助任庵之力全力营救李白。
任庵与华克之再三商谈后，决定向周佛海说李白是自己与重庆方面联系的报务员，之所以要这样说，因为当时日伪方面正在寻求与国民政府谈判。
有了这些基础和铺垫，在周佛海向日方保证、许彦飞又请人具保的情况下，李白在被捕近十个月后，于1943年6月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的李白告诉裘慧英，敌人把他当作重庆分子释放了。
众人狂欢之余，李白坚请季建石告知营救经过，季只好把任庵、华克之、许彦飞等人出力营救的情况一一说了。
李白又坚请季建石带他去上门致谢，于是“几天以后的一个早晨，季建石带着李白来到任宅，向任庵道谢，适巧华克之也在场，大家都认识了。”
而据裘慧英的口述回忆，她在被捕的“一个月后，敌人没有得到什么口供，只好先把我释放了。”
她出狱后不久，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问明她姓裘后，这个“孩子把一封信朝我手里一塞就走了。信是组织上寄来的，大意是：我们知道你回来了，很高兴，但是现在还不能去看你。你在里面表现很好，表示钦佩。希望你把这种精神坚持下去。”
李白夫妇获释后，许彦飞集资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141号开设一家良友糖果商店，让李白夫妇担任店员。
由于龚饮冰一直在重庆，李白、裘慧英、季建石又要求分配工作，“不久，他们即以小组的名义，请华克之代向华的领导要求，把他们的组织关系转移过来。”经张唯一同意后，李白小组的关系遂转到潘汉年系统。
“1943年底，李白同志曾被组织上派往浙江（淳安）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又调到江西（第三战区），直至1945年日寇投降后，才回到上海。公开职业是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处的电器修理工。”
四、秦鸿钧重建密台
由于张志申台、李白台相继被破坏，郑执中台、杨建生台又因此而紧急撤离，中共在上海可以使用的电台唯有中共江苏省委的电台和浦东游击支队王光的电台了。
但据涂作潮《“木匠”的回忆》记载，江苏省委李星峰的电台虽然“和新四军电台相距不远，可是不知为什么总是联系不上。”为此李星峰专程到涂作潮的店铺跑了六七趟，经涂作潮实地检测后，认为要对它进行改造，但“后来由于李白的被捕，这件事便搁下来了。”
这部电台后经秦鸿钧三次往返上海和华中新四军驻地，才得以恢复联络。
秦鸿钧
另据王光《从浦东到浦西》的回忆文章记载：“（浦东游击）支队部电台就我一个报务员，摇机员、运输员加在一起共有十几个人。联络对象主要是浙东游击纵队台、华中台和军部情报台。上海地下党一些情报，好多都是通过我这部电台发到军部去的。”
但“浦东一带，日军的据点很多，三五公里就一个，我们的活动环境是非常恶劣的……我们在浦东的日日夜夜，每天晚上都得换驻地，一个地方不能住两个晚上，有时一晚上就得换几个地方。”
这就让上海的地下党送情报时既费时又费力，况且潘系统又与上海地下党是平行不交叉的两个系统，于是潘系统上海部在张唯一、刘人寿的领导下，建立了两条通往淮南、皖中新四军根据地的交通线，又启用老办法——让政治交通员何荤输送情报。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上午，机要员侯德华在康梯路住处正倚窗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却见一个衣着入时、大围巾蒙得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少妇朝屋里走来，等她取下围巾一看，原来是黄景荷。
侯德华随黄景荷来到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合群坊20号王绍鏊的寓所，见到了潘系统上海部新的负责人张唯一（接替撤离的乔犁青）和秘密党员王绍鏊。
大家可能对王绍鏊不太熟悉，这里简单举几个事例：他最早对“华南王”陈济棠开展统战工作，使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也使红军长征时能顺利借道粤境西进，他与徐强一起组织“武抗”，他营救出被日寇抓捕的上海情报科成员倪之璞和金若望。
如今王绍鏊的寓所成了潘系统上海部的大本营，王绍鏊自然也参与地下情报工作，他让许士汇开设家具店作为一个情报联络点，专门汇集情报，另派专人负责从这个联络点向王绍鏊寓所传递情报。
“这时，凡请示汇报和上报的情报，由张唯一起草，侯德华和梅黎（张唯一夫人）用很薄的字典纸誊抄或密写，情报内容很广泛……侯德华把这些情报密藏在日用品中，交黄景荷转刘人寿，由刘人寿送给交通员何荤。何通过封锁线，送给华中局，有的转发中央。”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李时雨情报组，他们在肥皂中挖洞，把情报放进后再热熔封口、刮平修光，使伪装后的肥皂看上去与普通的肥皂一模一样，每次都能顺利通过敌人封锁线的关卡。
中共江苏省委因为电台不能与华中局畅通而焦虑，秦鸿钧也在上海焦急地寻找党组织。
秦鸿钧，山东沂水县世和庄人，15岁在家乡参加革命，16岁入党，21岁成为沂南地下党领导人之一。
1933年，22岁的秦鸿钧因叛徒出卖，被迫逃亡青岛，找党未成；跑到大连，找党又未成；再向北到哈尔滨，终于在1936年找到了同乡贺伯珍同志，时贺伯珍已成为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报务员。
在贺伯珍的推荐下，秦鸿钧被派往苏联学习无线电，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前夕，秦鸿钧被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派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并开设了一家“永益糖果店”作为职业掩护，秦鸿钧的联系人是中医李德生。
韩慧英在执行交通任务时不幸被捕，她的丈夫陈为人面对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中央文库的繁重工作，顿时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只得写信给在家乡任小学教员的妻妹韩慧如，说其姐姐病重、速来上海等等。
韩慧如从河北高邑到上海后才得知真实情况，她义无反顾的帮助姐夫照顾三个小孩和管理文库工作，当韩慧英出狱归来，陈为人却因肺结核病倒了。
中医李德生便被组织派来为陈为人治病，由此李德生与陈为人、韩慧英夫妇和韩慧如熟悉。
陈为人英年早逝后，韩慧英送三个小孩前往陈为人家乡进行安置，韩慧如继续留在上海，在一所小学里任教，李德生不时前去探望一下。
据韩慧如的回忆录《真正的共产党人》记载:“有一次，李德生同志告诉我，有一位同志急于找一位可靠的伴侣协助他工作。于是我们约好了在一个小饭店里和秦鸿钧同志碰了面。”
秦鸿钧和韩慧如就这样开始假扮夫妻，开起了“夫妻台”， 1938年初两人正式结了婚。
经李德生的介绍，秦鸿钧还认识了我们前文介绍过的刘钊。
工作到1939年夏，秦鸿钧接到“到哈尔滨去接受新的任务”的指令，韩慧如手里抱着一个、肚子里怀着一个就跟随秦鸿钧去了哈尔滨。
千辛万苦到了哈尔滨，线却断了，于是又费尽周折返回上海，当时贺伯珍已牺牲，能帮自己找到组织的，唯有上海的李德生和刘钊两人了。
当时李德生已调到了南京情报组，而且不久后又被捕，秦鸿钧找党组织的全部希望就集中在刘钊身上。
直到1944年，经过四年的漫长煎熬，秦鸿钧终于见到了往返于上海和解放区的交通员刘钊，遂由刘钊介绍，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担任与华中军区联络的报务员。
因这部电台正是涂作潮来不及改造的那部电台，通讯联络时断时续，秦鸿钧三次往返解放区，仍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在刘长胜的协调下，华中军区派吕白前往上海协助。
据吕白的回忆文章《我认识的秦鸿钧》记载：他经交通员转送，于1945年12月来到了秦鸿钧电台的所在地“打浦桥新新街新新南里315号，秦鸿钧同志住处的阁楼上。”
吕白领受的命令是“尽快修复机器，恢复电台通信联络。”
电台经过吕白的改造修理，“大大改善了与华中军区的联络情况，基本上保证了正常工作。由于秦不懂机务，我又装了一部同样的电台留着备用，并为他绘制了一张发射机线路图。”
秦鸿钧更“主动要求我帮助他提高收发报技术和掌握我军通报手续、方法等。”
吕白住在秦鸿钧住处的亭子间里，与秦鸿钧一家同住一个屋檐下、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历时达半年之久，秦鸿钧愣是没将吕白的真实身份和姓名告诉韩慧如，只告诉她：“他是我们的领导。”
在吕白协助秦鸿钧工作期间，“刘长胜同志曾三次到秦鸿钧家看望我们。”
1946年5月，吕白调回华中军区三台任队长，秦鸿钧独立担任报务工作，而韩慧如则继续做他的交通员。
而此时的大上海，中共的秘密电台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
五、春笋般的密台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之际，是中共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的又一高峰期。
李白从淳安返回上海，刘人寿奉命去征求意见，问他是去解放区还是留在上海工作，李白说：“组织上认为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
于是李白被继续留在上海，在黄陆路(今黄渡路)107弄6号，重建了电台，恢复与延安的通报。
今黄渡路107弄
华克之去看望了李白，李白对华克之仍是极为感恩。言谈之间华克之发觉李白虽情绪乐观，但健康状况不佳，体力也明显不支，再三叮嘱李白一定要珍重身体。
李白送华克之走出弄口时，对华克之说了几句心里话：“弄口对面即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这里从前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楼顶建有电力强大的电台。我在收发时，常常受到干扰和吸引，很容易被发觉。其地下一层是监狱，关押了很多政治犯。我们这些坐过牢、受过刑的人，时时见到这种场所，难免会产生心理上的不适……”
华克之心想李白真是太实诚了，这本应通过交通员直接向组织提的要求啊！
华克之明白李白是把他当知己才说的这番心里话，不禁心里又增添了几分感动。
第二天，华克之就向“老太爷”张唯一作了汇报，但“老太爷”直到撤去香港也没作任何安排，刘人寿1947年负责上海部工作后，李白台才从107弄6号转移到15号。
华克之临去香港之前到李白家告别，之后国共谈判破裂，双方在全国各地大打出手，势如水火，华克之虽多次潜回上海，但都是执行类如找连襟陈光彬（国民党少将）窃取军用地图、慰问驾机起义人员刘善本的夫人、给宋庆龄送信等等绝密任务，必须潜藏潜行，因此再未与李白见上一面。
龚饮冰与王一知也于1946年再次回到上海，这次龚饮冰不是开湘绣庄连锁店了，而是跨界进入了金融业，他明面上以建业银行总经理的身份，将建业银行的管理总部迁移到了上海，实际是奉周恩来之命到上海秘密开展金融界的统战工作和获取经济情报。
依旧是全职太太身份的王一知，有一天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的马路上碰到了李白，李白真诚地表达自己对龚、王一家人的想念之情。
当王一知问他最近怎么样时，李白伸出手对王一知说：“敌人把我的十个指甲用老虎钳拔去，但我现在照样用这十个手指头做发报工作。”
王一知不禁热泪在眼眶里打转，多年以后，王一知把这最后一次与李白偶遇、对话的场景写进了她的回忆录中。
李克农随周恩来、叶剑英在北京“军调小组”工作时，专门修书一封，介绍潘汉年、刘少文两人来到单志伊家，这时单家已搬至福履理路拉都路（今建国西路襄阳南路）敦和里，潘、刘二人持信拜访单家，自是有要事相商。
于是在不久之后的1946年4月，邓国军、林影夫妇从重庆来到单家，在他们敦和里的家里再次设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电台，直接受刘少文的领导。
几乎与邓、林夫妇设立密台的同时，刘少文系统的钟韵、杨莉萍（杨力平）夫妇从重庆来到上海，在康定路设立了秘密电台。
潘汉年系统在上海除李白台之外，还在上海善后救济总署保管委员会专员张振华的住所里设立了备用电台，刘人寿通过在军统上海区电台工作的秘密党员蔡秉贤，间接掌握了一部密台。
中共情报系统后起之秀的吴克坚，抗战胜利后担任南方局情报部副部长（部长为刘少文），自重庆联系上第一个下线沈安娜开始，迅速在苏浙沪闽湘等地建立起庞大的情报网络，共设立9部秘密电台，单在上海就设立了4部电台和2台收报机。
后人对他建立的情报网络统称其为吴克坚情报系统。
据沈安娜的口述实录记载，吴克坚情报系统下属成员“几近千人”，而有的文章则说“有1500人”，吴克坚自抗战胜利后白手起家，在短短三四年之间，建立了一个如此规模的情报系统，实属一个奇迹。
吴克坚情报系统组建后，在解放战争期间“无一人被捕，秘密电台无一（台）被敌特侦破”。
上海的4部电台和2台收报机自然也无一受损，全部安全运行到上海解放，这也是中共秘密电台史上的奇迹。
来源：“民生文化”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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