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组
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史
同人
按：中国由有句老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明白先进工具对工作的重大帮助，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的进步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后产生的先进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自是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紧密结合的，自然不会排斥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电台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对党的工作尤其是秘密工作有着巨大的帮助，自然受到我党的高度重视。中共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建立自己的秘密电台系统？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期间有哪些前辈做出了贡献？……上海隐蔽战线诸多令人着迷的历史秘密就在系列文章中一一呈现！
往期回读：
第五季
一、邓国军、林影密台
1933年，14岁的四川营山少年邓国军，随哥哥在川陕根据地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次年进入红四方面军通讯学校二期学习无线电。
三过雪山草地走完长征路，幸运的邓国军没有随西路军西渡黄河，于1936年11月到达陕北保安，1939年进入军委三局电台工作。
林影，四川岳池人，1939年到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在警备营教书，1941年调军委通讯学校学习，1942年分配到军委三局电台工作，在那里她与邓国军相识并恋爱，两人于1945年元旦结婚。
重庆和谈时，邓国军、林影夫妇以“毛先生”随员的身份从延安乘机抵达重庆，以加强重庆八办秘密电台的力量，保证重庆与延安的电讯通畅。
毛泽东、周恩来在接获冯雪峰、郭春涛、章士钊等人提供的“蒋介石蓄意利用谈判的机会，企图把毛泽东长期软禁的情报”后，经周恩来的运作协调，在张治中将军的再次护送下，毛泽东等人于1945年10月11日乘坐“美龄号”专机平安返回延安。
不久，旧政协会议又将在在重庆召开，程浩、丁宁夫妇随周恩来同机抵达重庆，他们与邓国军、林影夫妇，莫止、李冠华夫妇同在中共代表团机要科工作。
这些人在会议前欢庆着叶挺、廖承志的出狱，在会议后又哀恸着四八空难烈士。
邓国军、林影夫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1946年4月11日夜飞抵上海，下机后被接到上海新华日报社所在地，当夜住宿在大厅。
刘少文于第二天让朱汉民（朱怀敏）给邓、林夫妇安排住处，一段时间后又搬到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住下，南京国共和谈破裂，上海办事处撤销、人员撤离的前夕，潘汉年、刘少文持李克农亲笔信拜访单志伊，邓国军、林影带着电台搬到霞飞路48号，在单家掩护下设立电台。
邓、林的这部电台在1946年11月由刘少文移交给吴克坚，它在吴克坚情报系统中被称为崎台，邓国军为报务员兼交通员，林影为译电员。
之后不久，邓国军发现装有无线电测向仪的吉普车在附近转悠，吴克坚随即让邓国军夫妇撤离，电台被转移到在中央银行工作的李微曦家中，报务员改由任耐、王乃坚担任。
这部电台后来数移其址、三易其人，可以想见当时地下工作环境之严酷。
据邓国军口述、张正霞等记录整理的《架起与党中央的空中桥梁》记载，邓国军、林影夫妇到上海后，曾先后前往广东、南京、烟台、大连等地工作。
1948年邓国军回到上海后，“……搬到天堂路设电台。1949年1月，我搬到塘沽路62号的亭子间。”这是邓国军坚持到上海解放的地方，即苏州河畔叶人龙“胜利汽车行”的三楼。
邓国军的这部密台被称为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昆台。
邓国军、林影夫妇
二、“三娃儿”传奇
木梓坳是江西兴国县隆坪乡的一个穷山村，全村只三四十户人家，村里有三个形影不离的小伙伴：钟韵（钟能铮）、欧阳平（开国少将）和王延年。
据欧阳平将军回忆：“我们（三人）年幼时一起上学、拾狗粪、拣柴火、捉鱼、玩耍等等。能铮只上一年小学，比我还少读一年。能铮最先参加红军，我和王延年是1932年参加红军的。但都一起参加了长征。”
钟韵参加红军时年方16岁，而欧阳平、王延年参加红军时也只有16岁、15岁。
长征开始时，钟韵在红五军团，欧阳平在中央纵队干部团，王延年则在红三军团。
血战湘江后，欧阳平与钟韵 “在行军路上偶尔相见，极高兴地交谈了几句，就匆匆分手各赶自己的队伍去了”，这是自“钟韵参军后我俩第一次见面。”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钟韵被编入左路军，欧阳平、王延年则编在右路军。
王延年在过雪山时，冻馁得躺倒在路边，奄奄一息，彭德怀用一碗热姜汤将其救活，又让他牵着自己的马尾巴翻过了雪山。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钟韵又被编入西路军，西渡黄河后进入河西走廊，浴血奋战四个月后，西路军兵败，钟韵编入李先念的左支队进入祁连山。
左支队向新疆方向突围时，担任西路军侦察参谋的钟韵却发高烧病倒了，与其他重伤病员一样，不能再随部队行军，“李先念给他留下一封介绍信，3块银元，一包藏红花，一顶帐篷”后，让他与那些伤病员各自设法回到陕甘苏区报到。
这实在是李先念政委的最后勉励和安慰，如果能轻松回到陕甘苏区报到，左支队为何还要向新疆突围呢？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钟韵却完成了。
据他后来向爱人杨力平（杨莉萍）描述：“在雪山上，渴了，化点雪水喝；饿了，烤马肉吃。毕竟年轻，没有吃药，高烧竟渐渐退了，身体恢复后，便下山找部队。”
钟韵“经甘肃河西走廊，渡过黑水河，出万里长城，入沙漠地带南渡黄河，沿途乞讨，历尽千辛万苦，于1937年夏在甘肃会宁找到部队，接上关系。”
当他前往援西军总部驻地镇原、路过庆阳县时，竟然与欧阳平再次不期而遇，“两人相见都非常突然，惊喜不已，泪流满面。”
欧阳平《怀念钟韵》中有诗为证：“陇东庆阳再相会，惊喜之中泪纷纷。”
到了1940年，钟韵参加红军已经整整十年，木梓坳小山村的“三个娃儿”已全部升任科长，并在延安的中社部培训班相遇，时钟韵是一二九师政治部锄奸部科长，欧阳平是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干部科长，王延年是后勤部政治部锄奸科长。
“昔日同村三娃儿，今日欢聚延水滨”，钟韵、欧阳平与王延年已整整十年未曾相见，三人自是格外欢欣，各自滔滔不绝畅聊着自己传奇般的经历。
不久，钟韵告诉他们，自己要提前离开培训班了，以后恐怕长期难以通信，希望大家各自珍重、后会有期。
这次分别后，他们的再次重聚，恰恰又是在十年之后，那时革命已经胜利，新中国已经成立，“三娃儿”都已成为高级干部，他们的经历遂成一段传奇和佳话。
三、钟韵、杨力平密台
钟韵被周副主席选拔为随从副官了。
时周恩来刚从苏联疗伤（因江青惊马摔伤）回来，正准备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他让军委三局局长王诤选拔七名女报务员，随他一同前往重庆。
接着周恩来又去中社部挑选随从副官，李克农推荐曾任自己警卫员的钟韵，周恩来面见钟韵又听了他的经历后，让钟韵担任了自己的随从副官。
选拔的七名女报务员中，就有李冠华和杨力平（杨莉萍）。
李冠华（左）、杨力平（右）
据杨力平口述，张正霞、季烨等人整理的文章《文物尘封的战斗往事》与《回忆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我党的地下工作》记载：“（1940年）5月，我们随周副主席离开延安，分乘4辆大卡车前往重庆。”
这四辆大卡车中还坐着我们前文曾提到的奉命前往上海建台的叶钟英、张志申、侯德华等五人。
“一路上，我认识了周副主席的副官钟韵，他负责路途中的具体事务及内外联络工作。得知他是江西兴国人，参加过长征，我非常敬佩。”
敬佩之余便是爱慕爱恋，杨力平落花有意，钟韵流水有情，到重庆办事处后两人便确定了恋爱关系。
一年后，周恩来找杨力平谈话，让她去桂林设立秘密电台，谈话时钟韵也在座。
钟、杨二人正处于热恋之中，眉目顾盼，哪舍分离！周恩来自然看在眼中，记在心里。
“（1941年5月），我离开红岩后，钟韵参加了3个月的无线电培训。8月，周副主席派钟韵到桂林，他是电台负责人，我是报务员。”
两人很快在桂林结婚，并生子钟大昭（小名雁雁），1943年夫妻俩被改派到昆明设立秘密电台，1946年4月，当他们又要被周恩来派到上海设立秘密电台时，杨力平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钟韵、杨力平夫妇
钟韵先期抵达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再次找到了中华教育职业社的负责人孙起孟，如同在桂林、昆明时一样，孙起孟很快给钟韵落实了职业掩护，让其担任上海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总务主任。
杨力平带着三个孩子于同年7月抵达上海，住在康定路金司徒庙附近的一所房子里，房子是组织早已租好的，二楼住着林泽敏（林伯渠侄女）一家，三楼则住钟韵、杨力平一家，电台即设在三楼上。
房子的一楼，刘少文特意安排了一个人住，这个人就是前文（第三季）中曾提到过的赵子安（赵慰卿）赵牧师。
当时涂作潮用自己装配的10瓦电台换下郑执中、杨建生的100瓦电台后，“这部100瓦的电台，龚饮冰叫我送到昌平路东京路某教堂赵子安牧师那里保存。”
因为保存这部电台，赵牧师吃尽了苦头，也让刘少文对赵牧师刮目相看、钦佩有加。
赵平在其回忆文章《在上海交通站三年》中写道：“我去金司徒庙附近租了一幢房子，给钟韵和（他）爱人、小孩住。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又去找了一个名叫赵慰卿的牧师住在楼下。
赵牧师是浙江诸暨人，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左派，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一直对国民党不满，同情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刘少文在他家设过电台，被日寇查获后将赵逮捕，虽经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咬定这部电台是过去美国人放在三层阁楼上的，自己并不知道。赵获释后继续和地下党有联系……我每次去钟韵处时，总是先到赵牧师家坐一会，然后再上楼联系工作。”
杨力平以家庭妇女的身份担任电台的报务员，交通员自然是“先到赵牧师家坐一会，然后再上楼联系工作”的赵平。
四、肖瑞云密台
1945年11月初的一天深夜，重庆八办楼上正在睡梦中的赵平被刘少文叫醒后，随刘少文一起来到周恩来的房间，房内还坐着廖梦醒和她的女儿李湄。
周恩来当着刘少文、廖梦醒母女的面，对赵平布置了去上海做交通和情报工作的任务，并告诉他到上海后如何与廖梦醒接头的办法。
廖梦醒母女走后，“周恩来同志还交给了刘少文和我另一个关系，是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下面的一个少将参谋叫蔡叔厚。”
周恩来还告诉他与蔡叔厚接头的地点和接头暗语。
前文曾述，蔡叔厚与汤恩伯私交甚笃（汤还是绍敦电机公司的股东），又与陈立夫、陈宝骅、王新衡等人成为莫逆之交，如今诸暨同乡宣铁吾身兼淞沪警备司令和上海警察局长，蔡叔厚便有了少将参谋的头衔，在国民党军队、中统、军统、宪兵、警察系统中皆有了广泛人脉，可谓消息灵通，情报丰富。
等到汤恩伯就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陆久之也成了少将参议（陆久之的父亲对汤恩伯留学日本有恩），蔡叔厚、陆久之更是如鱼得水，他们与陈仪、胡允恭一样，也策反汤恩伯起义，汤恩伯出卖了陈仪却没有出卖蔡、陆两人。
1946年1月，赵平从重庆抵达上海后，来到蔡叔厚设在成都路附近的电料商店，对蔡叔厚伸出右手说：“我从重庆来，你身体好吗？”
蔡叔厚握住赵平手回答：“好！好！”
暗语对上，两人的关系也就接上了。
赵平在金陵东路搞了个写字间，开设“天兴粮食行”作为职业掩护。到了星期三这个约定的接头时间，赵平于该天上午九时在开明书店门口看到了在那里佯作看书的李湄，李湄将赵平带到了自己家中，赵平与廖梦醒也接上了头。
赵平做完这些工作后，转眼到了4月，刘少文与祁式潜同机抵达上海，赵平又将蔡叔厚的关系介绍给刘少文。
祁式潜的妻子、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之女居瀛棣随后乘船经南京也抵达上海。
原新华社华中分社电台台长肖瑞云（萧光华）被调来上海，先在居瀛棣姐姐居瀛玖家里设立了秘密电台，这部也三异地址的电台，被称为吴克坚情报系统的岭台。
祁式潜、居瀛棣夫妇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江湾路路口租下了一栋对着虹口公园的房子后，肖瑞云的秘密电台即转移到祁式潜家中，担任机要译电员的是河南人康伯钧，机要交通员是莫止。
赵平、李白后来相继被捕后，为策安全，祁、居夫妇又在常熟路100弄租下一个住处，电台也随之迁到那里。
在魔幻的民国时期，真的都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蒋介石与陈洁如婚后曾收养一女，名曰蒋瑶光，蒋瑶光后来嫁给了共产党员陆久之；于佑任的女儿于芝秀，嫁给了共产党员屈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嫁给了共产党员袁仲熙；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本身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而居正的女儿居瀛棣，嫁给了共产党员祁式潜。
祁式潜和居瀛棣的传奇姻缘起源于海天佛国普陀山。
1936年夏，就读于金陵女大的居瀛棣与金陵大学的学生祁式潜，在浙江普陀山的教会大学夏令营活动中相识，继而相恋。
南京沦陷后，两人曾在临时首都武汉匆匆一晤，又各奔东西，祁式潜为革命而奔走，居瀛棣则随金陵女大迁住成都，虽处乱世之中，两人仍是鸿雁传书，互通信息，各诉衷肠。
1938年夏，祁式潜在成都执行任务后，去金陵女大华西坝校址看望居瀛棣，居决心离家出走，随爱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居瀛棣在其《自传稿》中写道：“1938年8月10日清晨，我向熟睡的母亲暗暗告别。我一口气随祁君由成都又到了重庆。”
1939年初春，祁、居两人在大别山白石河新四军兵站结婚，此后夫妇俩双栖双飞，先后奔赴中共鄂东、鄂豫皖、皖东、淮南等抗日根据地工作。
陈毅感慨：“连居正的女儿也相信共产党。”
1943年，夫妇俩在淮南根据地整风审干运动中先后出走，由此脱党。直到1945年9月，才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团重新接上关系，从此正式归队，转入吴克坚情报系统。
到上海后，祁式潜的公开身份是中央银行稽查，居瀛棣的公开身份是邮政储金汇业局的会计，夫妇俩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肖瑞云的秘密电台三次变换地址，均在祁式潜、居瀛棣的家中或其亲戚家中，机要员康伯钧奉调离沪、梁汉莲前来接替时，居瀛棣专程赴香港把梁汉莲接到上海。
除掩护秘密电台外，祁式潜于上海解放前夕曾秘密约见代市长赵祖康，使上海市的档案得以完整保存，其弟祁式弇（yan）策反代理警察局长陆大公，使上海解放前夜的治安得以维护，还策动了警察局机动大队起义等等。
但在居瀛棣短得不能再短的《自传稿》中，对此均只字未提。
五、筹建备用电台
短短的时间内，邓国军、林影夫妇，钟韵、杨力平夫妇以及肖瑞云都已在上海建立起秘密电台并投入使用，但刘少文系统、潘汉年系统、中共中央上海局系统仍是居安思危、丰年不忘饥馑，积极筹建备用电台。
最早开始筹划建立备用电台的是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1947年升任上海局副书记）。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江南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开始向北转移。
在上海浦西活动的新四军淞沪支队也集结于观音堂地区，准备渡江北撤。
刘长胜突然来到淞沪支队驻地，向支队政委陈伟达说明自己突然来访的原因：“我们原有两部电台（注：指李白台和秦鸿钧台），分别联络延安党中央和华中局、新四军，一直受敌伪严密侦缉与监听，现在国民党特务更猖狂，往后无线电通信可能中断，我们计划再组建一部秘密电台，但时间紧迫，人员器材一时难以筹措，想请部队给予支援。”
陈伟达听后毫不迟疑的说，支队从浦东打到浦西时，刚好缴获了两部电台，可以从中选一部支援上海地下党。
但经支队电台队长王光检查，这两部电台虽然外部完好无损，可机内元器件及电路已全遭破坏，根本不能使用。
刘长胜几经周折，设法购到了一部小型电台，第二次来到观音堂，让王光进行测试。
王光一测试，机器质量虽然很好，但只能通话，不能通报，且电台功率小，不能用来远距离通报。
双方正在纠结之际，担任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的谭启龙率部队抵达观音堂，听完陈伟达的汇报，当即决定将淞沪支队的电台移交给上海市委，淞沪支队则随浙东纵队主力北撤，北撤后再另行调配电台。
刘长胜于是第三次来到观音堂，得到了淞沪支队的电台，但对电台台长王光“一口浓重的家乡口音和听不懂上海话”感到担忧，认为他潜伏上海困难太大。
谭启龙又是大手一挥：“不碍事，我们从全纵队报务员中挑选，一定让你称心满意为止。”
最后浙东纵队机关电台报务员郑碧被选定，她原籍广东却生于上海，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各方面条件也好。
郑碧当即随刘长胜带上淞沪支队的电台返回上海隐蔽起来。
吴克坚系统在拥有了邓国军、肖瑞云电台后，又在海格路（今华山路）莫止、李冠华夫妇家中设立一部收报台，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王家瑞家中也设立了一部收报台。
接着，吴克坚让地下党员叶人龙在外白渡桥附近的苏州河畔——塘沽路62号开设车行，作为建立备用电台的台址。
当叶人龙的“胜利汽车行”筹办得差不多了，吴克坚领来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人，告诉叶人龙夫妇说，这位是马辛田同志，以后就住你们家了。
吴克坚后来又通过中国航空公司的三个地下党员：无线电工程师华斌、通信仓库主任严养田、通信修配车间主任温启祥，又建立了一部备用电台。
这部电台也曾三易其址，第一次是设在华斌值班的龙华机场机房内，第二次是设在严养田的通信仓库里，第三次则设在了严养田斜土路的家里，一直到上海解放。
密台老战友1951年在北京金鱼胡同（左起：严养田、华斌、温启祥）
这部电台被称为吴克坚系统的岚台，与这部电台联系的交通员还是莫止，译电员则是莫止的妻子李冠华。
自潘汉年、张唯一先后撤离上海抵达香港后，刘人寿成为潘系统上海部的负责人，他记着华克之说过的话，将李白的住址作了一个搬迁，又听取李白的建议，建立了一个备用电台。
这部备用电台于1948年7月经调试成功并完成一次通报后，就存放在上海善后救济总署保管委员会专员张振华位于枫林桥的住所里。
张振华生前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善后救济总署工作期间，共产党发现我在读陈伯达写的《四大家族》后开始注意到我的，以后经过更多和深入的接触了解后，提出要我掩护和保管地下党的备用电台，电台就放在我屋里。我不发报，也不会发报，发报时共产党有人来，发报时我就出去，主要电台暴露后共产党启用了这部电台。后来通知说这部电台也暴露了，于是就让我匆匆转移到解放区。”
刘人寿后来在接受丁群采访时曾说：“新台（指张振华处的备用电台）建成后才与上级通报一次，李白台即被破坏。”
六、机要群英谱
（一）潘系统侯德华
潘汉年系统的机要译电员侯德华，自1940年11月与叶钟英等人一起抵达上海后，一直未曾离开过上海，他先与乔犁青住在一起，叶钟英、张志申先后暴露后，他被黄景荷疏散到康梯路的安全屋居住半年，再由黄景荷接到王绍鏊家中居住。
1947年3月张唯一、梅黎夫妇撤到香港、刘人寿成为潘系统上海部的负责人后，侯德华即搬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慈惠南里77号，与刘人寿、黄景荷一家同住。
侯德华对应译电的电台即是1946年初恢复通报的李白台，黄景荷担任机要交通员，她与报务员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接头、互换电文。
报务员收发的电文都是一串串的数字，因没有密电码，报务员对来去电文的内容可以说是一头雾水、一无所知，但机要译电员却对来去电文的内容一清二楚、了如指掌，正是这样，侯德华“时常被电文内容所震撼。”
因为潘系统的渗透能力和情报获取能力实在太强大了，后来的潘扬事件中，单上海市受牵连人员就达千人之多，从侧面可看出潘系统的庞大。
（二）朱志良、康志荣
刘少文（左）与朱志良（摄于1937年5月）
因李白被日军抓捕而紧急撤离到新四军二师的朱志良，于1946年重返上海，到刘晓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我们的机要工作直接归刘晓领导”。
当时的机要员除了朱志良，还有康志荣。“康负责华东局的电报翻译，我（朱志良）负责中央、香港分局的翻译。”
1947年，上海局成立由朱志良任科长的机要科时，朱志良从沙重叔（沙文威、史永）家搬到刘晓家居住（愚园路579弄中实新村44号），并又“陆续调来6个机要译电员。”
这些机要员（8名）对应的电台即是李白台、秦鸿钧台和郑碧备用台，但郑碧台直到秦鸿钧台遭破坏后才正式启用，可见李、秦两台的工作量之大。
上海中央局的机要交通员由刘晓的夫人张毅担任。
在仇学宝、于炳坤合著的《刘晓传》中有这样的记述：“在回家的路上，他（刘晓）突然看见张毅在对面人行道上朝秘密电台的那个女交通员的家走去。她走得很悠闲，挎着一只篮子，一边走还一边打毛线……”
张毅单线联系的“那个女交通员”，就是机要译电员程浩的妻子丁宁。
（三）程浩与丁宁
上海局“陆续调来6个机要译电员”中，程浩和他的妻子丁宁是其中两位。
程浩，原名陈慧连，四川万源人，5岁失怙恃后由祖父养育，10岁即参加了红军童子军，为防还乡团清算，年迈的祖父将年仅10岁的独苗孙儿程浩送到万源魏家坪，让他正式参加了红军。
12岁时，程浩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14岁当了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的勤务兵，成仿吾见其正值学龄，送他到延安鲁小上学，后又被选送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1942年，19岁的中共党员程浩分配到中央机要科译电组担任译电员。
1945年6月，穆文华调到中央机要科工作时，程浩已是机要科的科长。
次年元旦刚过，经组织安排，程浩与穆文华结婚，婚后马上接受了任务——随周副主席去重庆（参加旧政协会议）。
临行之前，陈慧连化名程浩，穆文华化名丁宁。
旧政协会议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程浩、丁宁夫妇又随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远赴南京，和谈破裂后，程浩、丁宁奉命到上海，参加上海局的译电工作，直接受上海局机要科长朱志良的领导。
据程浩口述、张正霞等记录整理的《周副主席为机要人员“把门放哨”》一文记载：“我以旧货店账房先生的公开身份，继续做机要工作。我负责中共上海局主要领导的机要工作，担任3部电台（包括李白电台）的电文译制。”
又据丁宁口述、张正霞等记录整理的《勇敢的机要译电员》一文记载：“我俩仍然从事机要工作。程浩负责译制党中央来往电报，我带着孩子，隐蔽性强，担任机要交通……李白台收电后，交程浩译电；上海给党中央的情报，经程浩译成电码后，送到李白电台和秦鸿钧电台发往中央……我和李白的妻子裘慧英是单线联系传送人，接头地点大多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门口，距离李白住所黄渡路107弄15号不远。”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和倍感惊奇，因为祁式潜、居瀛棣位于江湾路的住宅“正对着虹口公园”，也就是说李白台和肖瑞云台这两部电台真的是近在咫尺。
而令人更意想不到的是，王家瑞的收报台也设在总长不过3.7公里的四川北路上。
李白台的运行情况现在已经很清晰：报务交通员裘慧英一方面通过机要交通员黄景荷对接潘系统上海部，一方面通过机要交通员丁宁对接上海局。
上海局掌握的另一部电台即秦鸿钧密台对应的译电员是康志荣，报务交通员是张困斋。
（四）康伯钧、梁汉莲
当叶人龙正在筹办“胜利汽车行”，吴克坚领来一个矮矮胖胖的年轻人，告诉叶人龙夫妇说，这位是马辛田同志，以后就住你们家了。
马辛田是康伯钧的化名，他是肖瑞云电台的机要译电员，掩护身份是汽车行老板叶人龙的远房表亲，并是车行的股东和账房先生。
后康伯钧奉命调往华北，梁汉莲前来接替，因封锁严密，盘查严格，梁汉莲绕道香港后还是困难重重，居瀛棣便专程前往香港，将梁汉莲接来上海。
报务员肖瑞云与译电员梁汉莲在工作中从未谋面，一直以为新来的搭档是小兄弟，上海解放后经莫止介绍见面，才知道梁汉莲原来是一个小妹妹。
康伯钧的机要交通员是莫止，而电台的交通员是居瀛棣。
叶人龙（左）和马辛田（康伯钧）
（五）才子与佳人
董必武在重庆八办时期有一首应景诗，诗中有“愁煞佳人李冠华”，董老眼中李冠华是“佳人”。
在孔原眼里，莫止（李德椿）是个才子，因为他不但“汇报工作十分有条理，工作总结报告写得很出色。”而且“记忆力很强，他上山听了周副主席或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或指示，全靠脑子记住，回去能向同志们作比较完整的口头传达。”
当钟韵与杨力平在重庆八办谈恋爱的时候，童小鹏也在追求李冠华，但皖南事变却让李冠华成为了莫止（李德椿）的妻子。
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八办气氛凝重紧张，连周恩来也对八办的人说要做好坐牢杀头的准备，为保护干部和建立备用电台，重庆八办决定进行人员疏散，孔原找李冠华谈话时说：“派你到莫止同志家隐蔽和工作。”
1942年夏，荣高棠把李冠华送到莲花山莫止家，莫止的母亲石恬如欢喜莫名，尽自己所能“笼络”李冠华，希望这个“佳人”能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结果自是如她所愿，半年不到，“1942年10月，经组织同意，我和莫止结婚了。”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也启程前往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周恩来吸取四八空难的教训，让全体人员分乘两架飞机赴宁，程浩、丁宁夫妇、吴克坚等人与董必武同一架飞机，莫止、李冠华夫妇等人与周恩来、邓颖超同一架飞机。
和谈破裂后，邓颖超找莫止、李冠华夫妇谈话，说莫止的叔叔在上海开绸庄，你们去上海开展地下工作有很好的掩护条件，莫止、李冠华夫妇即奉命前往上海。
李冠华口述、张正霞等记录整理的《战斗在秘密电台》写道：“我和莫止到了上海，进入吴克坚领导的情报系统。我负责建电台（注：是收报台）和机要工作，莫止担任吴克坚的内勤助手，领导4个电台，整理上报情报。我婆婆担任吴克坚与莫止的联络员，负责收转资料。莫止的弟弟李德宏，在银行工作，为吴克坚提供大量工作经费。”
七、交通联络站
中共中央上海局（前身是中共江苏省委、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潘汉年系统、刘少文系统、吴克坚系统以上海为工作中心，形成了中共在江南地区庞大的地下组织和情报网络，原则上要求他们各自独立，平行运作，互不交叉，但实际工作中往往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和不可避免的交叉。
这不仅反映在李白台同时对应上海局和潘系统、刘少文兼任上海局委员等方面，也反映在熊志华负责两个系统的情报交换上，更不用说刘少文系统和吴克坚系统的交叉联系上，李冠华在口述回忆中也说到“刘少文的组织和我们（吴克坚）的组织有工作联系”。
有关地下党组织（上海局）与情报组织的横向联系，赵平在其《在上海交通站三年》中写道：“当时，两个系统各开了一家店作情报转送站，地下党的是由张承宗同志的兄弟张困斋同志开的米店，军委系统的是熊志华负责的福民食品社（'老板’是禤〈xuan〉荣），情报的交换由熊志华负责进行。如一九四七年，我们得到国民党要在上海进行大搜捕的情报，马上转告了地下党情报站，通知他们迅速转移，避免了损失。”
这个情报正是陈宝骅提供给蔡叔厚的，赵平、刘少文接蔡叔厚报告后，即让熊志华通过秘密联络点将该情报通报给上海局。
秘密联络点就是开设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的丰记米号，它实际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交通联络站和情报集散地，也是秦鸿钧密台运转的关键。
丰记米号从股东、经理到店员、送货员等等，全部都是地下党员或其直系亲属，市委书记张承宗、市委委员吴学谦、刘长胜夫人郑玉颜以及李琦涛、浦作等人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来此，自然都是为了传递情报。
经理张困斋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张履斋）的胞弟，他的真实身份是上海市委与秦鸿钧密台的交通员，张承宗的长子张亚圣则是个小交通，他背上装有揉成比米粒大一点的纸团的米袋子，奔走于丰记米号和品方食品店之间传递情报，任务完成后，新出炉的品方糕点是他最喜欢的犒赏品。
左为张承宗（张履斋）、右为张困斋
设于威海卫路（今威海路）上的福民食品社，老板是曾在香港接应照顾过白求恩的广东恩平人禤荣，他早年是远洋轮上的老交通，自1940年在上海开设福民食品社后，这里一直是军委系统的交通联络站，刘少文、赵平等人抵沪后，这里又成为刘少文系统的情报集散地，刘少文、赵平等人定期会来这里碰头。
禤荣负责食品社的营业及海外交通事宜，冯玉祥欲从美国回来的要求就是通过远洋轮船上的交通员带到这里的；熊志华负责国内交通和情报交换，并接应、护送来沪离沪的领导干部。
整个地下组织系统和情报网络就这样在情报员获取情报、联络站转接情报、译电员译制电文、交通员传递电文、秘密电台传输电文中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来源：“民生文化”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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