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春天，上海的疫情形势持续胶着……
在校内外的坚守中，UHC特将《家乡阅读》板块聚焦于上海。从接下来四篇大二同学的《中国城市建设史》的作业中，我们能够看到上海马赛克式的城市空间与社会文化的历史逻辑；我们更能够看到，上海历千载沧桑，经百年风云，倔强地成为一座魔幻而伟大的城市的内生力量。
上海，加油！
笔者生于上海，长于上海，对于这座城市的感情是极深厚的。她是鲁迅笔下夹带着草根文化、让人感到亲近的上海，是汲取了西方文化的摩登女郎，也是从吵闹纷杂的弄堂里走出来的鲜活的小姑娘。这座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取着历史涌动的潮水，变得厚重而饱满，飞快发展而成为现在的模样。本次作业将“大上海计划”时期的中心城区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未竟的“大上海计划”背后的规划理想与今日遗存，同时就如何在既有的建成环境中析出历史文化价值、保护区域整体的历史风貌展开进一步思考。
1.1 区位简述
“大上海计划”的市中心——江湾地区位于今上海市的东北部，原为宝山县江湾乡，民国17年成立江湾区。1956年撤销江湾区，北部划归北郊区，南部划归榆林、杨浦两区。如今的江湾-五角场城市副中心是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九个主城副中心之一。
1.2 开埠之后的上海城市发展
1843年，鸦片战争的失利使得中国逐渐失去国家的独立主权，随着《南京条约》与《五口通商章程》的订立，上海被迫成为了我国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于这片“襟江带海”航运宝地的瓜分，形成了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三方割据、布局分散、体系独立、缺少职能分工的空间布局。早期上海的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同心圆形态，城市的扩展沿苏州河向西、沿黄浦江向东北延伸，道路沿地块边界与河滨形成[1]。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这座滨海县城发展成为了百万人口的商贸大都会。
2.1 “大上海计划”的历史背景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既是充满希望的热土，也是梦想破灭的温床，既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失败者的伤心地。都市文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城市问题的滋生，租界繁荣，华界衰败，两者展开空间与资源的激烈争夺，城市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2]。人口密集、道路拥堵、建筑杂乱无序、卫生状况恶化成为了彼时华界市政建设的恶疾。
正如旧上海市府新厦纪念碑所篆：“诚得其道而善治之，则喧宾夺主之势，渐以挽回，上海市之繁荣，可由外人而移于国人之掌握。”1926年，丁文江博士首次提及“大上海计划”，呼吁政府新设行政总机构以管理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1927年，董修甲提出了分四步走收回租界的策略；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会议提出了彻底改变城市结构与城市面貌的宏大构想。1930年5月，由市政府组织建立的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讨论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开始了《大上海计划》的编制与实施工作[3]。
2.2 新市区的选址
结合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张定璠及各局局长的实地考察结果，在第123次市政会议上，市政府公布新市区的选址：“淞沪铁路以东，浦江以西之间，兹假定其四至为北至闸殷路，南至翔殷路，西至淞沪路，东至尚无路名，为新市区之起点，全部面积约有七千余亩”，并总结其区位优势：江湾地区距离吴淞地区仅十余公里，该地东临黄浦，南近租界，水陆交通便利，地势平坦，村落稀少，但已经形成了军工路、淞沪路、翔殷路等道路设施，前期的旧区改造成本较低。
吴铁城在《大上海》一书中写道：“如果允许我带着你的思想进入一个理想境界，在你的头脑中画出一副城市的蓝图，一个乌托邦，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市政的形象......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大上海。”
3.1 水陆运输与商港建设
江湾地区存在巨大的发展潜能，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历史形成的对外交通，除水运外，江湾地区缺少与铁路、公路的直接联系，几乎是上海城市道路的死角。商港和铁路，作为市中心区域建设的重要引擎，决定着江湾地区的区位条件优势与整个计划的成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上海，重要的码头枢纽均位于租界附近，而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水上贸易的剧增，《新商港计划》提出在浦江流域的西岸开挖七个船坞，在吴淞江口建港，同时在蕴藻浜一带建设深水港，作为内陆运输的枢纽，使得内河航运不再全部取道于吴淞江，同时建立与吴淞江的联系，以利转运。
针对现有的铁路系统，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提出了改线建议：将真如作为运输总线，往北途径大场、胡家庄等地，向东沿着蕴藻浜南岸可以抵达吴淞一带，与新建的商港相衔接。针对铁路系统存在的问题，参考国外经验，建设委员会提出了详细的改进计划：将客运总站与货运总站分设于真如与靠近市中心区域；货运总站与商港建立联络，以满足货船装卸与水陆联运的需求；铁路往浦东方向扩展；保留现有的火车北站作为重要分站等。
由于新商港耗资巨大，建设周期较长，彼时的建设委员会提出了过渡性方案——“虬江码头计划”，即在黄浦江西岸、军工路以东，虬江口以北先行建设“工简费省，尚易举办”的虬江码头。
3.2 平面形态与道路系统
由区域鸟瞰图可知，市中心区域具有轴线强烈、构图严整、南北朝向、行政区尺度宏大的特征，注重中心的形式感，对于江南特有的城市肌理保留较少，与有机形态的租界及老城区产生对比，形成双核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根据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主席沈怡绘制《市中心区域计划草图》，市中心的所有道路（除五角场地区外），向十字形轴线处的行政中心汇聚。
1932年8月，在美国市政工程专家的建议下[4]，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正式将区域内的道路形式定为“方格网为主，辅以放射性道路”，并将其分为干道系统、次要道路系统、空地及园林三大部分。干道体系又可以细分为四类：联络船埠、联络铁路、联络租界及南市、联络市中心区与他区的干道[5]；次要道路则采取蛛网式与棋盘式，以顺应局部交通的需要，路名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开头，以世界路、大同路、五权路、三民路作为区域的分界线。
在路网尺度、路网间距等方面，市中心的道路系统建设反映出有关西方道路规划思想的引入：行政区域呈现出大地块、大路网的特征，有益于绿地、广场与建筑群的设置，形成相对宏大的城市空间序列；商业区和住宅区则以小地块、密路网为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3.3 城市功能分区
“近代物质文明日趋昌盛，人事日趋繁复，建筑种类因以增多，为用各异，装备尤繁。若不加以较着之规定，划分地区，以类相从，则无以使之整齐划一而臻于完善”，“大上海计划”首次在华界中引入了区划的概念——根据上海城内的水陆交通与区位条件，将全市范围内的土地使用功能进行分类，划分为行政区、商港区、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
依据区域功能，《市中心区域分区计划》将市中心划分为三个部分：行政区、商业区、住宅区。其中，行政区位于中心区域，东西、南北两条主干道的交叉处；位于北部的商业区，靠近商船港口，沟通客运车站；除行政区与商业区之外的市中心区域为住宅区，相对范围较大，又可分为甲、乙两类：甲类住宅区用以建造高等住宅，大多位于园林附近，环境清幽；乙类住宅区以满足普通居住需求为主。
行政区采用中轴对称的严整布局，总体上呈十字形，其在正西、正东、正北、正南四个方向开辟了三民路、五权路、世界路和大同路（未建成）四条主干道，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三民五权、世界大同”的理念。市政府及各局的办公楼位于中心区域，博物馆、图书馆、中山大礼堂等公共建筑位于十字形区域。设计建造的过程中考量了不同方向的景观呈现，位于市政府北侧的中山纪念堂，与主体建筑产生呼应，南侧是能够容纳万人的城市广场，用以节日阅兵与市民集会。
3.4 建筑式样
3.4.1 市政府新厦：“中国固有形式”的建造探索
市政府新厦位于十字形广场的顶部，其设计建造主要参考了巫振英的方案，建筑总高度为4层[6]。在平面功能上，新厦具备功能性与实用性；在结构形式上，新厦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的现代结构。沈怡曾自豪地表示：“此次新厦工程，所有设计及监工等事，皆由本国建筑师与工程师所主持，绝未假手于外人，不但外观完全采用吾国固有之建筑式样，建筑材料亦无不尽量采用国货。”
受古典主义的影响，建筑的外观采用了“涂彩飞檐梁柱式”，檐下为双重斗拱，柱上为传统的彩画，屋面中部为琉璃瓦歇山顶，两侧为对称的半庑殿顶。立面在垂直方向被分为三段，双层的宫殿式房屋建立在第一层的平台之上，第四层则蔽于屋顶之下，延续了“非壮丽无以重威”的传统建造思想，有复兴中华之意，具有浓厚政治色彩。
3.4.2 市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装饰艺术风格的初探
上海市体育场由董大酉设计，兼顾了现代建筑的发展趋势、古典主义的装饰艺术以及经济上的考量。其总体布局分为运动场、体育馆、露天泳池三个部分，以及后期建成的棒球场、网球场，另设有门厅、休息室、陈列室、新闻记者室等。运动场以红砖砌墙，以钢筋混凝土作架，以人造石作为屋顶和外墙勒脚。其立面设计充分体现了市中心建筑风格的演变，建筑物的外观展现出古典主义的影响，细部采用中国传统的元素，如：采用竖向构图的体育场的大门、立面上的石材斗拱元素以及屋顶的铜鼎。
上海市图书馆由董大酉及其助理王华彬设计，坐落于府南右路与府前右路之间，坐西向东。图书馆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整体为两层，平均高12米，平面呈“工”字形厢屋状。考虑到造价成本，图书馆没有完全采用“中国固有形式”，而是“现代建筑与中国建筑之混合式样”，平顶之上为传统的重檐歇山门楼，室内的部分装修采用彩画、红烛的传统风格，而狭长的窗户和竖向的线条则具有装饰艺术的特征。
上海市博物馆与图书馆对称设置，同样由董大酉及其助理王华彬设计，开工建造时间相近，其建筑规模超过了当时的震旦博物馆与徐家汇博物馆。博物馆的建筑风格与图书馆相仿，两者中“中国固有形式”的门楼与装饰艺术风格的结合都略显生硬，建筑比例尚未达到最理想的状态[7]。
图8（左） 上海市体育场实景图
图9（右） 上海市立图书馆设计效果图（来源：魏枢. 《大上海计划》启示录[D].同济大学,2007.）
3.4.3 中国航空协会会所：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法的有机结合
“一二八”事变中的上海经历了日本空军的“无差别轰炸”，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航空协会在“航空救国”的思潮下成立。1935年，中国航空协会在虬江以北征地十亩，设计建造了这座承载民族记忆、驶向光明前程的“飞机楼”，作为中国航空协会的办公楼及陈列馆。其建筑的总高度为三层，底层是通高的大厅，前翼是陈列馆，机身是办公室，机尾是会所。顶层的“三层三围”白石纪念堂，仿照北京天坛圜丘而建，所用石块数目以“九”为基数成倍增减，中央镶嵌的蓝色玻璃将光线引入室内，形成“皇穹宇”的效果。“飞机楼”采用了流线形的墙体，层层收分的屋顶，具备明显的装饰艺术特征。
3.5 公共绿地及园林建设
在西方城市美化运动的强烈影响下，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开始意识到公共绿地建设的重要性。上海市的第一座市立公园于1932年1月动工建设，在总体空间布局、植物配置、景点设立等方面，公园借鉴了西方现代的园林设计方法，局部采取了中国传统的造园手法，假石的堆砌处依稀可见中国园林的特色。
除公园的建造以外，在行政区域的十字形景观轴线附近，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绿地以及城市广场，成为行政中心整体意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上海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全面规划，“大上海计划”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其轴线强烈的平面形态、严格规整的道路体系、公共绿地等西方城市美化运动的元素，对于中国的城市规划有着深远的影响。
4.1 交通路网的延续
“大上海计划”中的道路系统奠定了上海现代化道路系统的基本框架。历经战争破坏与规划变迁，市中心的主要道路基本保持了原来的走向，八十年前的空间格局仍依稀可见。1979年的府东内路与府内西路仍可以形成几乎完整的闭环，后来的中段被圈入了体育学院，东西两段不再相连，同时弧形段的南半段被新建的住宅社区占用。观察地图可知，曾经的飞机形路网的痕迹略显模糊，但目前的江湾地区路网仍保留了小地块、密路网、灵活性较高的特征。
4.2 公共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
时至今日，曾经轰轰烈烈的“大上海计划”早已成为历史，但通过聆听建筑无声诉说着的故事，像风干的化石，又像一座串联起古今的桥梁，让我们看见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理想的市政中心的模样。
历经战火洗礼的公共建筑，不仅展示了“大上海计划”的建设成果，也体现了传统建筑元素古为今用的实践，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是今日设计师的宝贵财富。曾经的市政府新厦成为了上海体育学院的行政办公楼“绿瓦大楼”；上海市体育场在1954年完成了全面整修，更名为上海市江湾体育场，后被改建为国内首个体育休闲公园，看台、拱门、环形长廊等均修旧如旧；曾经的上海市图书馆回归了最初的功能，华丽转身成为杨浦区图书新馆。这座文物建筑，凭借其古朴外貌与现代内核，迅速成为了“有故事、有品质、有温度、有精神”的杨浦区新地标。
旧上海市博物馆与中国航空协会会所“飞机楼”目前均位于长海医院内，前者经过修缮与更新成为了医院的影像楼，后者则是第二军医大学的校史馆，重檐歇山顶、琉璃瓦、中式浮雕、中式门档等传统建筑元素均得到了较好的保留。
4.3 城市环岛
“大上海计划”时期修筑完成的淞沪路、其美路（今四平路）、翔殷路、翔殷西路（即邯郸路）以及黄兴路，汇聚在当时的行政区的西南侧，五条干道如同五只延伸的触角，“五角场”也由此得名。2003年，中环线五角场段正式开工，已故视觉艺术大师陈逸飞先生设计的“彩蛋“景观，饱含着孵化、孕育、诞生之意，为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环岛带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曾经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环岛，如今成为了集高架、地面、下沉式广场、地道、轨交的五层立体城市交通枢纽，城市主干路与快速路，呈放射状铺向四面八方，车流滚滚，川流不息。道路交界处商厦林立，霓虹闪烁，成为了杨浦区标志性的夜间景观，构成了繁华五角场的“城市印象”。
5.1 “大上海计划”失败原因浅析
“大上海计划”受到西方城市美化运动的影响，注重城市轴线与道路系统建设，注重功能分区与公共建筑布局。它希望采用比租界更加先进的市政设施来实现华界的繁荣，限制租界的扩张，带动资本和人口往新市区的迁移，在有朝一日完成对于租界的取代。
“大上海计划”的失败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本侵略与战争爆发，计划的被迫中止，另一方面则是计划本身的缺陷：计划中的空间布局与发展策略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未详细考虑到商业贸易的发展[8]；缺少对于城市总体布局的整体规划，刻意避开租界地区而忽略了城市的结构性缺陷，江湾地区位于城市边缘，交通劣势明显，基础设施建设较落后；对于西方经验的引入停留在理论和形态，需要更多的先进工程技术的引进。
5.2 保护建议与明日展望
雅各布斯曾言：“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理想中的市政形象”充满政治意志与威严，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不仅彰显了当时想要超越租界、实现民族复兴的壮志雄心，也为后人带来了值得借鉴的规划思想与历史经验。
将“大上海计划时期”的历史遗存进行修缮与功能更新，将分散的景点串联成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旅游线路，是目前最追求速度与经济效益的整合手法。商业化元素与历史景观的交替出现，吸引着更多的市民群体参与其中，却也存在“走马观花”的现象，并不利于区域整体历史风貌的呈现[9]。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历史场所感的重现，去深入挖掘与展示上海在近代史上的荣光与屈辱，去深究未竟的“大上海计划”背后的规划理想，去感受这座城市从未开埠的江南城镇到“十里洋场烟花地”再到今日繁华魔都的百年奋斗史。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如今的杨浦区被赋予了“百年工业文明”、“百年大学文化”的标签，也迎来了新的转型机遇：从杨浦区滨江地区保护与更新到江湾-五角场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再到“大上海计划”特色文化空间的提出，从“工业杨浦”到“知识杨浦”再到“创新杨浦”，杨浦区在规划建设科教特色商务集聚区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历史赋予的使命，而将目光重新投回到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空间遗产的再生。
通过历史资料的学习与归纳，我们更加深深热爱脚下的一方热土，它的底蕴与厚重，它的开拓与创新，我们也深知它正在面临的转变与挑战，我们也深信它能够承载着历史的重量，把握住历史的机遇而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 魏枢. 《大上海计划》启示录[D].同济大学,2007.
[2] 陈秉钊,范军勇.尊重历史挖掘历史——上海五角场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整合规划[J].城市规划学刊,2005(03):24-30.
[3] 徐泽民.“大上海计划”中的公共体育设施及其影响[J].兰台世界,2014(04): 38-39.
[4] 赵津.“大上海计划”与近代中国的城市规划[J].城市,1999(01):24-26.
[5] 胡玎,王越.连接城市特色文化空间——以上海杨浦区连接“大上海计划”特色文化空间为例[J].园林,2020(01):39-44.
[6] 《上海城市规划志》[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 沈万.从旧上海市区道路的三个“形态”看城市发展[J].都会遗踪, 2010 (02): 51-55.
[8] 张玉鑫,熊鲁霞,杨秋惠,乐晓风.大上海都市计划:从规划理想到实践追求[J].上海城市规划,2014(03):14-20.
[9]陈秉钊,范军勇.尊重历史挖掘历史——上海五角场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整合规划[J].城市规划学刊,2005(03):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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