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下留人”与“刀下不留人”,都不是件简单事。


　　“刀下留人”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四个字,寄托了大家对传奇的渴望、对公正的期盼、对命运转折的向往,还有一点小小的人本精神。在大量的戏剧与影视中,都有这样的情景:刽子手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寒光闪闪,四周鸦雀无声,就等人头落地,突然有一骑飞奔而至,骑手高呼“刀下留人”。于是,一个无辜的生命得到挽救,一起天大的冤案被翻案。就像好莱坞电影总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出现逆转一样,中国人都喜欢极具戏剧性的“刀下留人”。


　　著名的昆曲《十五贯》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无锡县肉铺老板尤葫芦借得十五贯本钱做生意,他对女儿苏戍娟开玩笑说是卖她的身价钱,女儿信以为真,当夜逃走。深夜,赌徒地痞娄阿鼠闯进尤家,为还赌债盗走十五贯钱并杀死尤葫芦,过后反诬告苏戍娟犯了谋财杀父罪。戍娟出逃后,与不相识的客商伙计熊友兰同行,邻人发现产生怀疑,而熊身上正巧带钱十五贯,于是两人被扭送县衙见官。知县过于执听信诬告,定成娟勾奸夫、盗钱杀父之罪,判苏、熊二人死刑。监斩官况钟觉得内中有冤,力争缓斩。他详细调查,发现娄阿鼠破绽,继而又乔装算命先生,套出娄阿鼠杀人的口供,最后将娄带回县衙,升堂问罪,澄清了黑白是非,使杀人者伏法,蒙冤者昭雪。


　　事实上,“刀下留人”有其历史依据,在《十五贯》中,熊、苏二人在临刑前大声喊冤,况钟觉得其中有疑,坚决要求暂缓行刑,他的理由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那律典上载着一款:凡死囚临刑叫冤者,再勘问陈奏”。也就是说,他作为监斩官,在死囚喊冤时,有权暂停行刑。《大明会典》中确实有这么一条。清朝入关后,沿用《大明律》,后来在嘉庆十二年又特意立法:“凡处决人犯,有临刑时呼冤者,奏闻覆鞫。如审明实有冤抑,立为申雪。将原审官参奏,照例惩治。如系妄行翻异、冀延显戮,除原犯斩罪仍即处斩外,如原犯绞罪者,亦改为斩罪,即行正法。”也就是说:在发生临刑喊冤的情况时,可以停止行刑,向皇帝报告请求复审。如果确实是冤案,原审法官全部要被处分；如果查明只是罪犯企图拖延生命,斩首的依然斩首、绞刑的加重为斩首,立即执行。


　　在历史上,著名的真实的“刀下留人”,当属晚清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也是所谓“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后来这个故事被无数次写进小说、搬上银幕。


　　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次对刑讯逼供的反思:1873年,杨乃武被诬与毕秀姑(外号小白菜)毒杀毕氏之夫,屈打成招,判为死刑。当时杨乃武和小白菜受尽各种酷刑,包括夹棍、“过江龙”“老虎凳”、油锅、打板子、杀威棍等。杨乃武家人不断告状,但一级级重审,其实也是官官相护,都定为死刑。这事最后惊动了慈禧太后,最终给杨乃武、小白菜平反昭雪,同时严厉处分了制造冤案的一干官员。


　　慈禧在历史上的形象那是相当的负面,有人因此说,想不到慈禧也干了件好事。其实不然,杨乃武小白菜一案的曲折过程,其实是晚清官场的一场激烈斗争。当年正是湘军势力如日中天之际,他们击败了太平天国,论功行赏,当时江南一带,各级官员基本上都是湘系军阀,都是打仗出身,当然没什么审判常识,所以常常酿成冤假错案,又因为他们均出自湘军一系,所以冤假错案当事人上诉,官员也是互相包庇维护,要想翻案,谈何容易。满清皇族,自然不能容忍这些,早就想找机会来压制一下湘军的嚣张气焰,正好利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机会,一下子摘掉一百多位官员的顶戴花翎,永不续用,对湘军一系是个打击,对满清皇族,出了口恶气。同样名列“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即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事实上也是湘军一系与满清皇族斗争的一个缩影。


　　刀下留人,不简单；刀下不留人,同样也不简单。


　　明嘉靖年间,严嵩、严世藩父子权倾一时,最终被铲除。起初,嘉靖并无杀严世藩之心,只是下诏逮严世藩入大理狱,命严嵩致仕,“仍给岁禄”。严嵩朝中独相十余年,党羽众多,但是,如果不处理严世藩,又无法向皇帝交代,法司最后就“裁定”严世藩受贿八百两白银,上案于御前。廷议后,判决流放严世藩于雷州,其两个儿子及心腹罗龙文等人分戌边地。


　　但这远远不是最终结果,一方面,朝中有人想斩草除根,以首辅除阶为代表,他是为了争宠,以免严嵩东山再起；另一方面,严世藩也不消停,他被流放雷州,但是,刚刚行至半道,他便擅自回返,在南昌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别墅。更危险的是,他常常酒后宣言:“哪天我得以重起,一定要拿下徐老头的人头,邹应龙也跑不掉!”严嵩比他儿子沉稳得多,听闻严世藩狂言,惴惴不安。


　　果然,马上有人举报严世藩在江西阴聚徒众,诽谤朝议,图谋不轨。嘉靖大怒,命逮严世藩等人入主京审讯。严世藩落到这地步,仍旧嚣张,放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徐阶是个狠角色,他拟的罪状,重点在于描述严世藩与倭寇头子汪直阴通,准备勾结日本岛寇,南北煽动,引诱北边蒙古人侵边,意在倾覆大明王朝。果然,疏上,嘉靖帝拍案狂怒。他最恨倭寇,见严公子和这些人勾结,那还了得,马上下令锦衣卫严讯。严世藩得知徐阶所拟的“罪状”,抱头大哭:“这回死定了!”没过多久,严世藩等人被斩于市,严氏家族被抄家,共抄得白银二百零五万五千余两,珍奇异宝不计其数,多为皇宫内府所无。不久,严氏党徒在朝中的诸人,也皆为徐阶等人清洗出去。严家大树,连根被拔。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初狱并未定死刑的,但因为种种原因,或者因为主权者只是为了缓兵之计,或者因为政敌要趁热打铁、斩草除根,也或者因为民意沸腾,所以当事人最终难逃一死。例如明末太临魏宗贤,只手遮天的九千岁,等到明思宗朱由俭即位,他的末日到了。起初,嘉兴贡生钱嘉徵劾魏忠贤十大罪,于是皇帝谪魏忠贤于凤阳,但这只是第一步,没多久,皇帝下命逮治,魏忠贤还没到凤阳呢,听到这个消息,知道会死得很惨,就在阜城畏罪自杀了。皇帝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又处死客氏,结束了明代政治史上宦官专权最黑暗的一页。


　　这种刀下留人或者刀下不留人的例子,数明、清二朝为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极度加强了君主专制集权制度的明清时代的必然体现。


　　古代司法权力往往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处死的命令来自于他,赦免的权力也来自于他。即便押上刑场,只要皇帝下令,仍然可以被赦免。罪犯喊冤,由皇帝指令复审,也是表现皇帝权力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