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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作家‖【和父亲共同走过的岁月】◆张立东


作者简介

张立东,男,1968年9月出生,山东济南人,大学学历,济南市济阳区实验中学高级教师,济阳区作协会员。


和父亲共同走过的岁月

父亲去世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应该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只可惜,父亲却在八年前早早地离开了我们兄妹三人。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总是隐隐作痛。

其实,在我的内心深处父亲仍然是活着的。每天吃饭时、散步时,或者是闲来发呆时,我都会想起他;在梦中我也常常梦见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情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候,我大多数的时间是和母亲、奶奶、爷爷在一起生活。父亲在济南干泥瓦工,很少回家。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玩够了,肚子饿了,看看太阳也快晌午了,就用脏兮兮的小手抹着晒得黝黑、热的发红的小脸上的汗珠,踢踏着路上的土坷垃,无精打采的往家走。推开破旧的院门,走进满是尘土的院子里,我的眼前猛然一亮,在低矮的屋檐下支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按捺着内心的喜悦,快步走到车子旁边,目不转睛的盯着它看:漆黑闪亮的车架,熠熠发光的车圈 ,还有那厚实的牛皮鞍子,以及镶在车把前面的金色的跃动的小鹿。啊,这就是我曾经听父亲说的要买的大金鹿自行车呀!当时,我一点也不相信家里能买得起自行车;现在,车子竟然放在自己的院子里了。我的心砰砰直跳,生怕车子会飞走了似的。父亲从屋里走出来,把我抱到车座上,让我伸手晃铃铛,我小心翼翼地往前探着身伸出小手按在舒适的铃把子上使劲一推,“当啷啷!”那清脆的铃声一下子让我绽开了少有的灿烂的笑脸。我确信了,眼前的自行车就是我们的!

从此,我便有机会坐在大金鹿自行车的前梁上,让父亲带着我去济南的大姑姑家玩了。在车子上,我看到了绵延不断的黄河大堤、拔地突起的鹊华二山、波涛汹涌的黄河水、呜呜作响的大轮船;到了济南市里,我亲眼看到了笔直宽阔的柏油马路、缓缓驶过的公共汽车、交替闪烁的红绿灯,还有我羡慕不已的戴着大盖帽的交警叔叔;到了姑姑家,我第一次踏上整齐的楼梯、吃到雪白的米饭、读到表哥那成箱的连环画……。现在回想起来,是父亲靠多年来自己干泥瓦工积攒的钱卖上的自行车,让我这个穷乡僻壤的土孩子走出农村,看到了外面多彩的世界。这滚滚转动的车轮上承载着父亲对我多少的关爱和期盼啊!

父亲去工地干活了,我在姑姑家的日子里,享受着从所未有的幸福和快乐。可是,有一天早上,我起床后,姑父给我端上一碗热乎乎的点心甜沫,我却坐在沙发上心里一酸哭起来。姑父忙问我:“哭什么?”,我抹着眼泪说:“我想找爸爸……”姑父怎么也劝不住我,只好领着我,朝父亲干活的工地走去。

那天,天空阴沉沉的,时而还淅淅沥沥的洒下冰冷的雨点,湿滑的地面上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小水洼。我转过几堆红砖、沙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他身穿一套早已褪色的泛白的还打着补丁的蓝布工装,脚穿一双破旧的沾满砂灰的解放鞋,一手拿砖,一手拿瓦刀,正叉着腿站在架子板上弓着背垒墙呢。父亲见我来了,忙放下手中的家活,从架子板上跳下来,揉搓着手上的砂灰来到我眼前,把我抱起来,问:“怎么了?”我一下子趴在父亲的肩头上哭起来:“爸爸,我想你!”父亲把我抱得更紧了,我稚嫩的小脸伏在父亲满是灰渣砖沫的肩上,可是我的心里却感到格外的温暖、惬意。父亲的肩头是那么宽厚、结实,就如同家乡的黄土地一样,既是我成长的根基,又蕴含着未来的希望。我多么愿意能经常趴在父亲的肩头上啊!

不知不觉中,时光已经转移到八十年代,家乡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也发生了变化,家里有了自己的责任田和自留地。但是,我的爷爷、奶奶年事已高,无力劳动;我们兄妹还未成年,也干不了农活;只有母亲一个人在地里劳动,实在忙不过来。在济南干建筑的父亲只得放下手中的瓦工活,驮着铺盖和泥瓦工具回家劳动了。

那一年,我正上初三,学习一塌糊涂:英语连单词也写不出来,数学连分式方程也解不了。这种境况终于被父亲知道了,他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就在昏暗的灯光下帮我补习功课。可是,一切都晚了,我那耽误了三年的学业怎么能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补过来呢。在接下来的中考预选中,我自然被淘汰了,命运再一次把我的头打的耷拉下来。头顶上的烈日是那么的刺眼、灼热,我背着乱七八糟的书包回到家里,失望地看着院子里毫无生机的一切,心想:今后我该怎么办呢?最终我选择了贩菜。于是,我推出父亲那辆已经半新不旧的大金鹿自行车,放上大驮筐,又找出秤杆和秤砣,掛起一双破棉鞋,认真地学起认秤来。

这时,在中学教书的姨夫来了,他和我的父亲商量着让我复课。父亲把我喊到屋里,问我:“你姨夫想让你去复课,你愿意吗?”我当然愿意了,贩菜哪如复课好啊!我坚定地回答:“愿意!”

此后,我便踏上了复课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两年后的盛夏时节,我接到了师范的录取通知书,压抑在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炸飞了!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在院子里狂奔、呐喊……头顶上的烈日是那么的热烈、灿烂,全家人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不经意间,我发现父亲脸上那深深地皱纹一下子舒展开了。

到了我开学的那一天,大清早,父亲就早早地起床,替我整理好上学用的被褥等用品,帮我把这些东西牢牢地捆在从济南的姑姑家推来的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吃过早饭,父亲推着那辆自行车,我跟在后头,走出了家门,离开了十七年来生我养我的家园。

河水东流去,绿树迎面来。父亲一直把我送到通往大路的小堰西头,才停下来,把温暖的车把交给我,并把一份他亲手画的通往百里以外的师范学校的路线图递给我,说:“走吧,路上小心。”父亲的语气很平静,可是,已经长大了的我听得出,父亲的内心很激动,也很牵挂着我。

我骑上车子走出很远之后,悄悄地回头看父亲。父亲像一尊风中的塑像一样,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我前行的方向。我赶忙转过头来,泪水夺眶而出。泪光中,我离父亲越来越远了,父亲的身影也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了。然而,我却感到父亲推动我前进的力量却越来越大了,父亲的身影越来越清晰了。

三年后,我师范毕业了,回到家乡当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那时候,我的奶奶刚刚去世,爷爷又重病在床,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家里的土坯房子也因年久失修而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我们住在里面总有一种墙要倒、屋要塌的感觉。排行老大的我决心和父亲一起担起家庭的重担,可是我那微薄的工资对于家徒四壁的家庭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于是,我就和父亲商量着搞蔬菜大棚,父亲没有同意;我又和父亲商量着开小卖部,父亲还是不同意。我的心里很不情愿,甚至责怪父亲:我为了家庭的发展想尽办法,你怎么会不同意呢?难道你的脑子就这么不开窍?就这么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吗?父亲好像并不在意我的情绪的波动,还是不声不响地喂他的牛羊,起早贪黑地干他的庄稼活。

父亲还承包了村东头鱼池边上的一片荒地。他扛起铁犁,牵上老黄牛,叫上不情愿的我,头也不回的朝那片满是茅草窝、树棵子的荒地走去。那年的整整一个冬天,再加上开春的头两个月,父亲和我在那片荒地上不知几遍地反反复复地耕、靶、套、耢,总算把它整得有些耕地的模样了。当一场酣畅的春雨过后、布谷鸟的歌声在田野里响起时,父亲扶着耧,我赶着老黄牛,在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播下了黄豆,一粒粒圆溜溜的种子“哗哗”地落到泥土中,我们期盼丰收的希望也随之撒播到了广阔的天地间……

秋收了,我们竟然惊喜地从这片去年还是荒草野坡的土地上收获了满满的两大车金灿灿的大豆。父亲又趁着天气还不是太寒冷,赶忙叫上我、赶着老黄牛种上了冬小麦。

第二年麦收时节,父亲和我拿上磨得锋利的镰刀来到地头上,放眼眺望着烈日下、熏风中微微摇曳的沉甸甸的麦穗,我们打心眼里知足。父亲弓下腰板,用他那粗壮的手指轻轻拂过眼前的麦穗,麦穗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乖乖地从父亲的手指间弯下去,又挺起来。父亲说:“行了,割吧!”。于是,我们俩便弯下腰、弓起背,“嚓、嚓”地割起麦子来……

从那以后,我就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死心塌地地和父亲共同干起农活来(后来我才明白,父亲不同意我的想法是因为家里实在没有钱建大棚或者进货)。地里的收成除了缴上公粮、留出口粮外还有不少结余,父亲就用自行车一趟一趟地把结余的粮食驮到集市上卖掉(这样卖比粮贩子买多赚一些钱),然后用积攒下来的钱给爷爷治病,供弟弟妹妹上学;还盖了个一间半的偏房,给我娶了媳妇。

此后的五、六年间,家里发生了许多或悲或喜的变化:爷爷去世了,妹妹考上师范了,弟弟上高中了,我和妻子也有了儿子了。父亲盼着能继续多种些地供弟弟妹妹上学。可是,村里要重新分地,就把我们的承包地收回去了。父亲没了办法,只得种着新分的四五亩地,喂着家里的一头牛、几只羊,勉强度日。

几年后,弟弟考上了大学。这既是我们家的喜事,也是我们家的愁事。因为我们实在拿不出弟弟上大学的学费。弟弟上大学的头一年,父亲东借西凑,总算打发弟弟上了学;可是到了第二年,父亲为了给弟弟凑学费,只得把宅子后面的十几棵合抱粗的大柳树卖掉了(这些树本来是准备等家里条件好转时用来翻盖房子的,这样一来,家里破旧的土坯房再也没有机会翻盖了)到了第三年,父亲实在没了法子,只好在无奈中忍痛卖了陪伴全家十几年的老黄牛。当父亲解下缰绳,把磨得铮亮的牛鼻具交给买牛人的时候,我看到老黄牛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老主人流下了热泪,父亲也哽咽着冲着老黄牛挥挥手,说:“去吧!”说罢,父亲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回屋里,“咣当”一声关上了门……到了第四年,父亲竟然把爷爷留传下来的一套枣木皮的《康熙字典》也卖了。我知道这事后,心里非常怨恨父亲:父亲呀,那套字典可是咱张家的传家宝啊!你竟然把它卖了。难道你就不知道它的价值吗?你这一辈子能给我们留下点什么呢?

弟弟大学毕业后在济南市里找了一份工作,妹妹也已经上班了、出嫁了,我也调到了县城中学教书。一下子,我们兄妹三人都成了在外挣工资的“公家人”。全村人都羡慕地对我父亲说:“你看你多么有福啊!三个孩子都在外头挣钱,今后就享清福喽!”父亲听后,只是“嘿嘿”地冲着人家笑笑,也不说别的。

父亲的晚年并没有享到什么福,更不要说清福了。自从我们兄妹三人离家工作后,父亲虽然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干重体力活了,可是他却像丢了魂一样,整天介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到了冬天,他就穿上大棉袄,偎在路边的柴禾垛里抄着手晒太阳。他——病了!我们兄妹三人赶紧带着身体健壮可是精神却恍惚的父亲去看病。

到了路口,他硬是不上公共汽车,我们只好强行把他架到公共汽车上。来到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最终确诊父亲的病是老年痴呆。我们无情地接受着这个事实,拿上大包小包的药,无奈地把父亲送回家。在回家后的日子里,我们常常费尽口舌地嘱咐父亲要按时吃药,父亲也不说话,可是就是不按时吃药。

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那年年三十晚上,不知啥时候,外面下起了雪。父亲从外面回来,站在屋门外,隔着门玻璃望着屋里的我们,胆怯地问:“我能进去吗?”听到父亲的这句话,看着寒雪中冻得直打寒战的父亲,屋里的我们难受得几乎要哭出来,你自己的家门怎么不能进去呢?我好像故意训练父亲似的说:“别管他,让他自己开门进来。”可是,父亲仍然寒颤颤地站在屋门外,任由雪花“簌簌”地落在自己花白的头发上和破旧的棉袄上,断断续续地、无精打采地反复问:“我能进去吗?”我彻底失望了:父亲啊,你怎么傻成这个样子了呢?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前把门打开,让父亲进来。

转过年后,记得那是农历二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兄妹仨约好回家看望父亲。走进家门,看到父亲站在院子里,很高兴地迎接着我们,我们都感到格外欣慰。看来,随着天气转暖,父亲的病情也好转了。

那天中午,我们全家人围在一起快快乐乐地吃了一顿热乎乎的团圆饭。午后,我们就要走了,父亲对我们说:“你们都忙,以后就不要再给我买药了。都走吧。”我对父亲能说出这样清晰的话感到格外惊讶:难道父亲的病真的好转了?

可是,谁能想到,这却是我听到的父亲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中午,噩耗传来了:父亲在村东头的鱼池里淹死了。我压抑着内心极度的悲痛,打车赶到了父亲出事的地方。父亲已经被人打捞上来了,他歪躺在鱼池边上,面目乌青,嘴里、鼻子里夹杂着一些污泥、水草,身上的黑布棉袄被水泡的像水嘟噜一样。我不顾一切地扑到父亲的身上,嚎啕大哭:“爹啊!……”

众人把我拉起来,泪眼中,我发现父亲溺水的鱼池前面竟然是我们曾经开垦的那片土地!

三天后,父亲的骨灰下葬了。我从坟地里回到老家,站在那破败的院子里,看着在寒风中瑟瑟翻卷的白幡,脑子里一片空白:父亲啊,你这一辈子,什么也没給我们留下啊!

父亲去世后,我有时想提笔写一写自己的父亲,可就是没有勇气也没有信心去写。因为我觉得父亲的一生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可写。正是这样的想法,我才一直没有去写自己的父亲,也不愿回老家,更不愿去看那荒废的院落。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拜年。走进村子,来到自家的院子旁,发现院子内外长起了一片茂密的杨树林。恍惚中,父亲扛着铁犁,牵着老黄牛从林子里走出来……我愣了愣神,知道这是幻觉。然而,就在那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确没給我们留下什么财产。可是,他却留给我们兄妹三人以及我们的后代们一种支撑我们前进的精神财富。那就是:本分、勤劳、执著、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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