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文作者白靖平，2015年8月任靖边县席麻湾镇闫家湾村“第一书记”。不过这篇文章可能不是写给村里人看的，而是写给城里人和住在城里的村里人看的。因为真正的村里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而被无视的大多数。本文有删节。
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的农村生活是这样划分的：
12岁以前，在村里读小学，彻底农村娃娃，念书，放驴，干农活；
13岁至18岁，城里读中学，寒暑期及忙假，除了学校补课外，回农村老家，也干农活；
19岁至22岁，南京读大学，寒暑假回农村老家，少干农活；
22岁至24岁，外地工作，春节回农村老家，不干农活；
25岁以后，在县城工作，经常回农村，不干农活。
这么多年，自己作为一个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不可谓不奔波，但这同时也给我这样城里的农村人，农村的城里人的双重感觉：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以一个“城里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
人口问题：
1991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一个班里有30多个孩子，1996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班里只剩下9个孩子。这么多娃娃哪去了？大部分跟随大人流向城里，小部分流向外乡。
父母未进城之前，在我的记忆里，每当黄昏的时候，村委跟前人言鼎沸，孩子、大人、老人，聚集在一块，好不热闹。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
而现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
现在村子里居住的有：70%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20%的是60岁以上的，5%的是50岁以上的，5%是50岁以下的。在村里，40岁以上都叫做年轻人，而自嘲是没本事的人。40岁以下的大都在城里。有的是因为工作而在城里。有的因为生存而在城里。大部分年轻人通过自己的本事在城里打工赚的钱比种地或者放羊来的收入多，再者为了孩子的读书问题，待在城里。有的是因为面子而在城里。
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一部分年轻人在城里没有生存的技能，但是死活要待在城里，因为面子，自己待在村里多丢人。有的因为城里而在城里。一些人待在农村，其收入要比在城里好的多，但是就不待在村里，挣死亡命往城里跑，为什么？因为城里的花红酒绿。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上学的时候，也随父母进城了。星散的人口，老龄的人口。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随着一座座新坟的出现，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产业问题：
产业关乎着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幸福感。
现在产业就是两种：种植业和养殖业。
先说种植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民种植首先要自给自足，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所以种的比较五花八门，有糜子、谷米、荞麦、洋芋、玉米、豆子、葵花等，唯一的经济作物也就是洋芋和葵花了。我家种地时，每年都种十几亩洋芋和几亩葵花，除过成本，也就剩两三千元，能够基本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攒不了钱。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米、白面已走进农民日常生活中，所以地里除了洋芋、玉米，其他都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现在粮食价格提不起来，2014年种玉米，收成好点，除过成本每亩也就结余1100多元。如果收成不好，连这个数字都不到。如果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每年的收入也就是2、3万元，除过人情门户等日常开支，也攒不了钱。
再说养殖业，就是养羊和养猪。前几年，猪疯狂的时候，老家留在村子里的人，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投资2至5万元不等，建猪舍，买母猪，买饲料。但当猪出圈的时候，猪肉价格下跌，一算账，连成本都收不回。放弃，猪舍废弃。现在农民养猪也就是为了过年吃那点杀猪菜了。
养羊，收入主要是卖羊、卖羊绒，卖的支撑是羊多生羊羔子，能卖羊的数量少于出生羊羔子的数量，这样才会新老更替，规模扩大，出现加法效应。养羊，每天都要有人起早摸黑专门照料，如果不成规模，养几十只羊，收入不抵辛苦费，只能说为了养羊而养羊。我二爸养羊的规模在200只左右，去年收入才3万多元，除过一年家里所有的开支，也剩余不了多少了，还好他无病。
产业的单一、低收入和市场的变化莫测，让农民无所适从，也就逐渐失去对土地的兴趣了。这值得从上到下所有执政者的思考。
传统习俗的崩解：
现代文明制度的冲击以及城乡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导致原有乡土体系的崩溃。农村的“三叩九拜”已不复存在，城里的冷漠、传统文化的缺失、西方文化的侵蚀，让城里的体系变得畸形，真正适合我国城里的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仰，没有宗教，吞噬着靠老一辈人以“道义”维持的老本，让人匪夷所思。正所谓城里人不像城里人，农村人不像农村人，倒像电影《老炮儿》里六爷所说，怎么是个“二尾子”。
比如说过年，现在许多人都在说过年没意思，没年味了。贴窗花没有了，手写对联没有了，三十晚上供奉土神爷和灶马爷没有了，三十晚上跳大神没有了，大年初一早晨给长辈磕头拜年没有了……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是没有了。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现在村里人也罢，本家也罢，还是亲戚，要想见面拉上几句家长里短，只能在红白喜事上了。不像原来，你借我家两袋洋芋，我借你家一升谷米，频繁的互动着。现在大部分都待在城里，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我在想，到了我儿子这辈人，不要说村里人认识了，本家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老一辈人眼中的“家门自己”、“亲戚六人”、“庄邻院舍”的关系被现实彻底割裂了。所谓，乡音无改，客从何来，不过是每年都发生的故事罢了。
在我看来，说到底，农村问题就是脑袋和步伐不协调的问题。有时脑袋快，步伐却慢。有时步伐快，脑袋却慢了下来。首先说脑袋，里面装的有制度政策、伦理关系、思想理念。制度政策，这属于政治的范畴，我看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就如下雨，轰轰烈烈的雷声却没有下一滴雨，是很失败的；下了一场暴雨引起洪灾，是失败的；下了一些小雨，只洒湿了表皮，做得是表面文章，是形式主义；最好是润物细无声，下的保墒，下的入情入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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