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一秋
微博/B站同名
对于我的高考故事，关注我的老朋友应该不陌生了，在我发布的第一篇文章我，北大毕业，公费留学，一事无成，只想流浪里就说过一些，今天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因为我想趁着高考余热未散，把这个故事展开讲讲，争取说点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做作的22岁时的我
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你可能会产生高考成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的错觉，巧的是，社会舆论和师长规训都在证明你这种感觉是对的。
可事情真的会像他们说的那样发展吗？考上名校，一路升级打怪，然后走上人生巅峰？
我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你，大概率不会。
这个概率有多大呢？
差不多和你今天不想早起的可能性一样大。
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可能听到过无数次这样的话：打赢高考这场仗，人生就胜利了一半。答应我，下次再有人这么说，请闭紧耳朵，那个人在骗你。
因为高考和真实的人生比起来，连仗都算不上，充其量算人生这场游戏中的小小一关。
可被骗的人实在不少。
最近就有年轻的高中生在演讲节目上振臂高呼，渴望高考后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耀。
好一个踌躇满志被鸡汤糊了眼的少年郎！
快关上书出门看看真实的人间吧，生活不是斗兽场，最高最快最强的也不是你，是会飞的蟑螂。
你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我这个高考既得利益者要砸自己的饭碗？
希望你看完这个故事能找到答案。
让我们从一份档案开始：
姓名：杜一秋
性别：女
民族：汉
血型：至今未知
年龄：15岁
学历：初中
特长：国标舞、唱歌、绘画
主要成就：1) 中考全市前30名；2) 初中三年，在学校举行的18次大考中共取得16次年级第一，其余两次分别位列第二、第三。
相信你也能猜到，档案的主人公就是我。
十年前，这样一份简历放在大部分初中生身上都会让其父母倍感光荣，如今可能不行了，大概随便哪个海淀区小学生都能秒杀我。
网传海淀区小学生18页简历
那时候走上人生巅峰的不仅我，还有我妈——虽然她从没有管过我的学习，但总是被各路老师请到家长会上侃侃而谈育女心得，享受在场所有人羡慕的眼光，耳边听到的都是“你女儿是个好苗子，将来进了高中一定更了不得”之类的话。
这些话就像一顿顿饭，吃的时候不觉得，等你缓过劲来才发现自信心已经膨胀得快爆炸了，后来它不仅炸得一塌糊涂，还狠狠地波及到了我。
这事我们后面再说。
2010年的夏天，拿着这样一份档案，我本来可以去全市任何一所重点高中，但自从上学和买房一样实行摇号政策之后，只能我命由天不由我，摇到哪所上哪所。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不知道X中—全市最好的高中—的特殊操作：以招特长生之名，行定点掐尖之实。
所以同学们，不要光顾着埋头读书了，开眼看看世界吧！Inform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后来，我摇到了唯三的重点高中里最差的一所。
这还不是最惨的，因为不久后我就成了班里最差的。
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我看他这话不对，真正的英雄应该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有胆量反抗。
我就是这种英雄，在来了这所高中之后。
可能有朋友会问：你初中不是很厉害吗，怎么突然成了班上最差的？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
这事儿得怪我妈。
初中三年，她吃了太多碗名叫“你女儿真优秀”的饭，导致自信心像啤酒肚一样膨胀，终于在高中入学前爆炸了，余波足足震了我一年。
我给这场爆炸取了个名字，叫理科实验班。
每个群体内部至少都有一件心照不宣的事，就好比办公室里一群人围坐，只要说句“那个谁”，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心领神会，并伴以意味深长的“你说TA呀~~~”。如果把群体具体成学生的话，那这件事就是重点班的人考上好大学的可能性更大。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重点班都不会顶着“重点班”这三个字招摇过市——类似于小偷不会主动告诉你“我要来偷东西了”——而是披着各色各样的遮羞布，有志得意满型的布，比如“宏志班”、“火箭班”，有珠光宝气型的布，比如“钻石班”、“珍珠班”，我扯下的那块布比较朴素，叫理科实验班——一个我妈想让我拼命考上的班。
很不幸，我真考上了，而我妈却没有兑现她“考上之后如果你不想去就不去”的诺言。不过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被骗了，上次她说的是“妈妈下班后就回家陪你”。
我们那个年代的学校，总喜欢在取名时加上“实验”两字，各种实验小学，实验中学遍地都是，就好像现在的会议里，总要加上几个“拉通”、“抓手”、“打法”之类的词，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专业性。我现在搞不明白抓手到底抓在哪儿，正如我当年不知道学校到底实验了啥一样。
在我看来，理科实验班，说穿了不就是竞赛预备队嘛！每个人必须从数理化生中选择一科，每周强制上3小时的竞赛训练课，不管你是否天赋平平只适合走常规高考路线。
学校的心思很好猜：广撒网总能捞上几条大鱼，至于无辜受累的小鱼小虾嘛，谁有空来理你的死活。这种思路有种更能登大雅之堂的说法：历史向来是由强者书写。
可弱者就遭殃了。
就像王朝衰败总是由国土侵略开始一样，我的点背一开始也和地理位置有关——由于班上人口是单数以及我个子矮，班主任把我单独安置在第一排，讲台旁边，紧挨着黑板，不参与班级位置轮换。
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好事吗？离老师近，课都能听得更清楚。
这位朋友，我替你感到开心，因为你一定没有体会过没有同桌的孤独，也肯定没有和我一样的数学老师。
这位老师生得面目慈和，脸型圆钝，剃了个平头，颇似被磨圆了棱角的矩形，身材也很敦实，不高，看上去很像历史书上画的写实版拿破仑。
就是他，让我独自驻守讲台边疆这件事变得雪上加霜。
因为“拿破仑”的教学风格也很拿破仑—专制独裁，每次考试，无论大小，公布成绩时总是从高到低念分数，被念到的人逐个上去领试卷。
如果你对此还没有什么概念的话，那我再补充一个事实：我的数学成绩在班上常年倒数，甚至创造过150分考55分的记录。
现在你可能有点感觉了，不妨再听我描述一个画面：
讲台上的卷子已经没剩下几张，“拿破仑”还在高声念着并不体面的分数，丝毫没有替人遮羞的意思。更惨的是，直到现在，还没叫到我的名字。领试卷者的脚步声咚咚咚，和我的心脏声嘭嘭嘭共振，震得一颗心都要跳了出来。我既希望时间快点走，走过这段尴尬，又祈祷时间能慢下来，慢到试卷永远发不完。
可终于，我还是听到了自己的名字，在试卷翻到倒数第三张的时候。我卑微地庆幸：还好自己不是最后一名，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身，接过这张耻辱的卷子，不敢抬头看“拿破仑”的眼睛。
因为我的位置在第一排，这份“耻辱”被指数级放大，像一场滑稽表演，被后排的观众看尽收眼底。
后来，我患上了一种叫“拿破仑”的后遗症——不敢坐教室的第一排，直到后来上了北大， 这病也没治好。
好在不是所有科目都这么难堪，如果非要矮子里拔将军的话，那物理可以勉强出列。
倒不是因为我物理学得格外用功，而是因为我无意中买到了老师平时测验用的卷子。这种感觉大概就像农民领袖乍登皇位，从一穷二白的朱重八变成了万国朝拜的朱元璋。
可皇帝也不是这么好当的，首先你不能当得太突然，上位之前得搞搞铺垫，比如说宣传下哪里挖出了刻有“天下归朱”的石头。考试也是一样，不能一下子从50分考到100分。
因此，自从我发现试卷的秘密之后，最难的不是考试，而是考前的准备：要算好自己这次要考多少分，能错哪些题。
别小瞧了它，这可是个脑力活。假设上次我考了60分，那这次就最多进步十分，既要给下次留足空间，又要体现出我在努力。这是题目正常时的方案，如果试卷太难，就最多只能进步个1、2分，不然全班没几个人及格，我这种吊车尾突然考了个70分就露大馅了。
错哪些题也是有讲究的：太基础的题不能错，太难的题不能对，如果要追求极致自然的话还得故意露出几个马脚，装作是粗心所致。
现在回头想想，如果当初把这份心思多花点在研究小滑块的运动上，也不至于成为两个理科试验班唯一转文的逃兵。
好在命运是个心软的家伙，最后还是对逃兵网开一面。
物理老师是个好人，他把练习册连同答案一起发了下来，让我们自己根据教学进度完成作业，并自行和答案比对，有什么问题在习题课上提出，统一讲解——此种行为堪称教育民主的先锋。
但也是温水，煮青蛙的温水，我是那只青蛙。
每次习题课，老师只会解答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没人问的就默认所有人都懂。这当然是优等生的福音，却是吊车尾的灾祸。我有时会想，这会不会是他放弃我这种差生的政治策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更有希望考上好大学的人，因为他稳稳地抓住了我们的软肋：青春期脆弱的自尊心。
妈妈让我不要总把人想得太坏，可我总觉得，人也不会都好。
很少有人真的问练习册上的题目。有人从课外资料上找来了老师都要想一会的难题，有人提前问高二、高三的概念，还有人对前两种人的问题嗤之以鼻，觉得简单到不值得发问。我是第四种人：听不懂别人的问题，不敢问自己的问题，只能在台下独自表演一出《自己什么都懂》的默剧。
很多年以后，有人发明了一个词，足以准确形容我当时的处境。
世界的参差。
好在风水轮流转，两年后，我也让别人体会到了参差。
我背负着物理考试的秘密，一路苟且，度过了高一的上半学期。
可太阳不会忘记每个角落。终于，期中考试来了，所有丑恶将暴露于阳光之下。
我还记得那是个周日的早上，高一30班，物理期中考试。
我惊讶地发现学校竟然自己出题，没有用我买的那份练习卷！
那时，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天塌了， 试卷上的数字和符号像山崩地裂之后的碎石屑，很难再拼凑成完整的模样。就连平时会做的基础题，我都在慌乱之中，忘了思路。
如果我拿了小说或电影里的主角剧本，那这个意外很好解决，比如发现题目依然是练习卷上的题目，只不过打乱了顺序，或者干脆乱写一气，但都撞大运蒙对了。
可我只是个现实世界里的普通人。
很快，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没有天助我也，只有一地鸡毛：物理倒数第一，数学55分（满分150分），总分倒数第三， 仅高于班上两个准备高二就出国的同学。
这意味着，我是高考世界里，最差的那个。
比这更痛苦的是，我没有朋友可以倾诉，没有人可以一起喷题目变态，也没有人安慰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因为我是一个差生，孤独地坐在第一排。
但最痛苦的人不是我，是我妈。
由于我前半个学期一直瞒着我妈真实情况，每逢询问总是以“还可以”糊弄过去，导致她以为我还和初中一样优秀，只不过低调不声张。
直到期中考试后的第一次家长会，我妈被班主任点名批评，她才如梦初醒。那感觉就像张无忌误打误撞上了光明顶，却发现自己成了明教教主，被灭绝师太等一众正派人士指着鼻子大骂。
明明孩子初中时我才是武林盟主、正派之光的啊！
家长会结束之后，我自然没逃过老妈的一场训斥，但当时她到底训了些什么我如今已经记不清了，唯一记得的只有一句疑问：
“你初中时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高中就突然不行了？这些人当初不也是和你同批竞争的同学吗？”
妈妈，他们不是和我同批竞争的同学啊，他们都是其他学校的另一个“我”，进化版的“我”，我真正的同学们大部分去了普通高中，还有些辍学读了技校。
你也看过武侠，应该知道慕容复，他名满江湖，在遇到乔峰之前，一直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妄想复国。金老爷子对他的出场也做了所有作品中最多的铺垫，让读者以为这一定是个无敌的神仙人物。可事实呢？别说乔峰了，少林大会上，南他打不过段誉，北打不过虚竹，锐气受挫之后更可能连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岛岛主都打不过。他的武功和心智加起来，最多算得上姑苏一霸而已。
妈妈，我曾经只拥有江南一个小小的燕子坞，你却要我拼得整个天下，我如何能做到？
期中考试之后，我的自信心像撒哈拉的黄沙，风一吹就散了，连从前对着答案抄作业的兴趣都提不起来。可没想到，之前从没正眼瞧过的历史课却吸引了我的双眼。
在理科实验班的精英们眼里，九门功课其实只有两门，一门是不能写作业的，一门是能写作业的，前者如数理化生，得仔细听讲，后者如政史地音体美，偶尔掺杂着语文、英语，管你老师在讲什么，我自做我的题。
哪怕像历史老师这样美丽有朝气的人，也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
历史老师姓阮，单名一个梦字，人如其名，美得像一个梦。据说她大学毕业没多久，因此还没失去教学的热情，即使台下的听众们各自在忙自己的事情，没人听她说话，她还是极力把课讲得精彩，不像其他文科老师，早早地认清现实，只对着课本上的内容照本宣科。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有个人发现了阮老师的好。
2010年某个下午，高一30班，照常在上一周一次的历史课。
如果是平常，她也会随大流写数学作业，但经历过期中考试的打击，她连努力的样子都不想装了。而且，这节课好像格外有趣。
阮老师正在讲“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她没有朗读书上乏味的内容，如”太祖废丞相、成祖设内阁”云云，而是讲述了朱元璋从布衣当上皇帝的故事，并断言其废丞相的充分条件是体力好，能干活，接着指出朱棣设内阁的原因是体力不如爹，一个人干不好活。
幽默诙谐的语言和一波三折的情节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头一回觉得课本上的内容活了起来，有了人味，不像小滑块和各色溶液一样冷冰冰的。
她抬头注视着台上的人，津津有味地开始听。台上一双失落的眼睛在捕捉到她的注视之后开始闪烁光芒。她环顾四周，发现所有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人注意到这火花四射的对望。
那一刻，她意识到，这间教室里有两个理科世界的可怜人。
这个人就是我。
那堂历史课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不久后改变了我的一生。
重点班的老师们通常有一条二八定律：80%的精力放在好学生身上，剩下20%的余力留给后进分子。
我作为后进分子的代表，对于这份余力，少说也占了八斗。
为什么我有这份自信呢？
因为期中考试之后，班主任第一个约谈的就是我，
班主任教化学，中年女性，看起来教过的学生比我见过的人都多。
我对她的最大的印象就是“平”：上课平平无奇，行为四平八稳，就连骂我时的语气都平得没有一丝波澜。
“相比中考成绩，你这次考试退步很明显。”
一句没有任何涟漪的陈述句，我不知该发表什么观点，只好沉默。
办公室里光线昏暗，桌角试剂瓶里的高锰酸钾隐隐泛着蓝光。
“你给我好好分析分析，到底什么原因？”
班主任不想放过我，语气竟然难得有了起伏。
“老师，我想学文。”
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竟冒出这句话，旁边的“拿破仑”都放下了改作业的笔来看我。
那堂历史课埋下的种子发芽了。
久久的无言之后，班主任终于打出了一张我无法拒绝的牌。
那个闷热的夏日下午，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包括我，都不知道眼前这个大胆出格的孩子，此后将会经历怎样大大小小的烦恼和跌宕起伏的十年。
（未完待续）
感谢看到这里的各位，下周一晚我将更新故事的下半部分，讲述我在转文之后逆袭北大的经历，以及我在选专业这件事上的经验和教训，这些都是以前没有写过的内容，希望能在高考出分前夕给各位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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