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工业文明导致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新的文明观，它要求我们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和谐发展中。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1]构建和谐社会不仅仅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还要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
一、基于生态危机的反思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
文明本身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人类依赖自然→畏惧自然→征服自然的变化，相应地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诸阶段。目前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它是人类历经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所要建立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反思人类发展史，虽然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文明的脚步却是以自然为人类工具进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
在远古时期，人是自然的弱者，必须匍匐在苍穹之下，在自然的风雨中寻找最起码的生活条件。人对自然物的图腾崇拜，是对不可战胜的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虽然人类也不断向自然索取，但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在总体上还没有超出自然界自我调节和再生的能力，自然的秩序没有发生紊乱，生态环境也没有失去平衡。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步入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个时代，工业文明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工业文明人们所崇尚的世界观与核心理念是培根、笛卡儿提出的“人要驾驭自然作自然的主人”的机械论思想。其误导人类认为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应运用各门科学去发现、认识、研究以至征服它们，以期向它们无限索取来满足人类日益扩大的物欲。于是，人类大量地毫无顾忌地开采资源，排出有毒有害物质，以追求利润而不考虑后果和长远影响。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能力，但是，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当前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变路径和方向，对人类生存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2]可见，传统的工业文明是一种物质至上、经济活动高于一切的文明。
（二）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大规模的征服自然的时代，对自然认识的深化，在加快了人类对自然索取的同时，也使人类产生了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的行为哲学，人类俨然成了自然的主人。诚然，工业文明的兴起，使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仅仅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了以往社会生产力的总和，但是，工业化在给世界带来福音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物种每日都在减少，许多城市的空气质量恶化，保护地球的臭氧层变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整个地球的大气层形成温室效应……正如日本著名思想家堺屋太一指出：“自从中世纪末期起，全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是追求物质财富的历史，它的价值观念及美学意识和伦理观念都是和增加物质财富联在一起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先哲们开始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省，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兴起与蓬勃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发展观的一次质的飞跃，它既是划时代的发展观，又是崭新的世界观、文明观和自然观，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社会繁荣背后的人与自然冲突，对传统的“征服自然”等不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挑战。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首脑出席了这次“地球高峰会议”，会议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它标志可持续发展观被全球持不同发展理念的各类规矩所普遍认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世界的共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使命。在可持续发展思想产生的同时，生态伦理也应运而生了。
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这是工业文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而生态伦理强调的却是自然与人相等同的地位和权利，强调人在地球这样一个巨大的有机生态系统中，人和自然物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传统道德相比，这是一种全新的道德观念，利奥波德在其《沙乡年鉴》中提出，必须重新确定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人类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是自然界的主人，而是大自然家庭中的一员。[3］194自然是包孕万有、化生万物的无限存在，人类永远都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者，尽管人类追求无限，也就是说有限性是人类的本体论特征，而追求无限是人类的价值论特征。在本体论上有限的存在者却想凌驾于本体论上无限的自然之上，这是人类狂妄的根源。地球是人类的生存家园，但大自然才是人类的生存之根。本体论上有限的人类必须重回大自然的怀抱才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根，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存家园。人类虽是地球生物共同体的最高存在者，但不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者，自然之剑永远高悬于人类的头顶之上。[4］ 86-87“为走出生态危机，人类必须根本改变文明的发展方向，即改变资本主义方向和工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物欲的无止境膨胀推动着人们无止境的追求经济增长，无止境的经济增长要求无止境的榨取地球。所以，抑制贪欲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人类不应再一味地追求征服自然的力量，而应追求正确使用自己力量的智慧。”[4］101如今，环境恶化和人的精神失落明显地表明了工业文明的局限性，迫切要求人类做出新的文明选择。
二、我国严重的生态危机需要生态文明的化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满足人们必要的物质要求，便成了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中心任务。我国改革开放29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相对过剩的经济替代了过去的短缺经济，全国人民总体上过上了小康的生活水平。为此，基于物质短缺而引发的社会问题相对减少，而由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问题则相对较多，特别是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尤为突出。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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